這個問題以往很少被人論述到。林彪以往在政治上還是極為沉穩的，輕易不會出面表態。從文革過往的歷史當中，我們看到林彪是採取「主席畫圈我畫圈」的態度，一切都要等毛澤東表態後再表示擁護，以免日後被人抓把柄。但是這次為何林彪帶頭上陣批評張春橋這位毛澤東的文革「紅人」？這實在有違林彪一貫秉持的處事原則。筆者曾在《廬山會議的鬥爭與毛澤東處理林案之我見——兼談所謂「林彪集團」》一文中對此略作分析：從現有的資料來分析，林彪這一舉動並未在事前與周恩來或軍委辦事組成員們作過商討，很可能僅僅與陳伯達等極個別人交換過意見。陳伯達在林彪剛上廬山伊始就拜訪了林，長談一個多小時，商討了如何批評張春橋。（葉永烈《陳伯達傳》，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頁）作為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很可能對林起了相當大的影響。此外，林彪此舉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葉群的影響。據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回憶：「在廬山開會講不講那番話，他（指林彪）曾表現出猶豫不定的樣子。上車前，我在旁邊，曾聽林彪問葉群：‘這話今天講還是不講。’葉群鼓動說‘要講。’」（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讀罷邱會作的回憶，筆者終於對這一問題有了清晰的瞭解。
邱會作回憶說：「陳伯達為林彪打上海幫，提了三個方案：「出題目」、「指出來」、「敲邊鼓」。「出題目」是把上海幫的問題正式提到毛澤東那裡去，看毛澤東怎麼辦。「指出來」是在一定場合向大家指出上海幫的問題，「敲邊鼓」是旁敲側擊他們，給以警示！林彪想選擇「出題目」，想對毛澤東說，或寫信給毛澤東。在林彪猶豫之際，陳伯達提出最好是「指出來」。」起初，林彪對批張還有猶豫，陳伯達還為林彪作了分析：「其一、毛澤東和林彪是親密戰友，歷來互相支持，毛澤東要打倒的人，林彪支持。林彪討厭的人，毛澤東就搬開。其二、毛澤東知道上海幫的宗派活動和反林彪、周恩來的事，批評了上海幫，表示以後要拆散他們。其三、高級幹部絕大多數人討厭上海幫，受過他們的傷害，只要林彪‘點’一下，就會受到廣泛的擁護。」（頁440）
正是由於陳伯達的鼓動，林彪終於站上了批張第一線。
再下一個問題是，為何林彪選擇張春橋作為批評的對象？
邱會作認為：「上海幫在中央裡有四個人，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資格很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深受毛澤東信任，又與周恩來的關係不一般，不能去打；江青是毛澤東的老婆，不便去打；姚文元是書獃子，不值得去打。而張春橋是上海幫主要做工作的人，也是康、江、張、姚之間以及各路造反派頭面人物互相聯繫的關鍵一環。打垮了張春橋，就等於打散了上海幫。」（頁442）
林彪能夠聽進陳伯達的意見，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點：1、陳伯達作為筆桿子長期跟隨毛澤東，是中共最主要的理論權威之一。林彪的部下都是軍人出身，缺少思想理論工作的人才。陳伯達在林彪陣營中能夠發揮其理論家的作用。2、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雖然貴為文革小組組長，但是並無實權，長期被江青等人欺壓，而陳伯達卻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如《軍委八項命令》、一定程度上遏止造反派，以及「九大」後停止中央文革的活動等，都與林彪相配合。陳伯達由此得到林彪的信任。3、陳伯達與林彪在政治理念上相近，如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林陳就主張要發展生產，而不是沒完沒了地搞運動。也就是說，林彪和陳伯達都認為要適當地給文革運動降溫，使國家回覆到正常的軌道上去。
林彪的失誤何在？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發起對張春橋的批評，得到了眾多中央委員們的支持，林彪幾近成功。但是由於毛澤東的激烈態度，廬山會議倒張一役功虧一簣，這也成為林彪日後倒臺的根本原因。那麼林彪在廬山上有何失誤呢？邱會作認為「我們對上海幫的力量，特別是對江青的作用估計不足。只看到毛澤東厭煩江青、政治上批評她、感情生活上冷淡她的一面，沒有看到毛澤東還要利用她，要對她負責任的一面。「九大」以後，江青攻擊周恩來，被抓住了辮子，毛澤東批評了她幾句，我們利令智昏，以為毛澤東在生活上甩開江青以後，進而在政治上也要拋開她了。我們沒有看到毛澤東是把江青他們當成文化大革命的象徵看待的。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份量太重了，遠比我們想像的要重得多。我們去打上海幫，觸及了文化大革命，觸怒了毛澤東，惹了大禍。在以後的歲月裡，1972年鄧小平復出了，我看他對江青他們，也犯有和我們類似的錯誤，對那夥人的力量估計不足。鄧小平以為毛澤東讓他主持中央工作了，把江青他們說成是‘四人幫’批評了。鄧小平以為自己可以放手大干，盡可把文化大革命耽誤的工作抓起來。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這導致了鄧小平的第三次下臺。」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將來領導這個國家的人，無論是誰，只要他是負責任的政治家，遲早都要搞掉上海幫。六年之後華國鋒、葉劍英不是那樣做了。林彪只是選擇的時機不對。」「如果說林彪有誤判的話，不是他對整一下張春橋的決心下錯了，他的誤判在於不知道中央委員會裡有那麼多的人厭惡上海幫，由此把解決張春橋一個人的問題演化成了對待文化大革命中興起的‘文革派’的問題，進而變成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了，從而引發了毛澤東的過激反應，這和當初「二月逆流」引發毛澤東震怒類似。」（頁490－491）這一看法確是真知灼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