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成立90年之際，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歷經16年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於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黨史第二卷記述了從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間的中共黨史。這段歷史涉及多個敏感話題，也引起了諸多外媒關注。
中共黨史第二捲出版的特殊背景
黨史第二卷的出版讓人聯想到半年前在大陸召開的「全國黨史工作會議」，這是中共第一次就黨史工作專門召開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見與會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發表講話。規格之高，前所未有。會議上，習近平特別提出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參加此次會議的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主任楊鳳城分析說，「這些講話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解讀關係到中共今後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曾因對毛澤東的評價意見不統一而延遲出版
黨史第二卷的寫作從1994年啟動，1995年寫作方案報中共中央批准。在此後16年編撰過程中，歷經數十輪次修改，經由上百位黨史專家學者反複審讀修改，書稿多次報送中共中央，由中央組織專人審讀，並廣泛徵求黨的高級幹部和多位黨內元老的意見建議。最後定稿也經過中央高層親自拍板。
但中共黨史研究有著它的特殊性，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撰文指出，這種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當前中國大陸唯一執政黨的歷史，二是它距離今人太近，一個說法的改變都可能觸動某些部門的神經，或者影響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關親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為如此，現實政治環境對學術的影響也就很難完全避免。
黨史第二卷的出版過程即是上述說法的體現。曾主管該書編撰修改工作的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張啟華對媒體透露，之所以歷時16年之久才成書，一個中心問題是，對這一時期中共所犯的錯誤該如何正確認識，存在較多分歧。「最初的書稿寫錯誤較多、較細，中央審查沒有通過。」比如，對毛澤東的評價，一種意見認為二卷對毛的錯誤還是不敢寫，仍然為尊者諱，同時卻也有人認為二卷把毛個人的錯誤寫得過於嚴重，在意見還很不一致的情況下，二卷一時難以出版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華國鋒等歷史人物重新評價
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明確了是一種「組織行為」。 1991年黨史上卷（修訂本改稱「一卷」）出版時，由於一些具體原因未寫主編、僅署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此後，這便成了最高規格，被認為是「反映黨的看法」。
在這一過程中，對許多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在悄然改變。例如對於中共早期人物陳獨秀、張聞天、李立三、博古等人，在黨史研究中，也都獲得重新評價。當然，在學術界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黨史第二卷對華國鋒的評價也更為客觀。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五年，實際主政只有兩年零三個月。以往對他的評價雖然肯定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中的功勞，但總體來說貶多於褒。而二卷根據史料研究發現，華國鋒雖對「兩個凡是」的提出負有責任，但他支持對真理標準問題進行討論；他贊同鄧小平復出工作，並為此作了輔墊，肯定了鄧在1975年的整頓；在華主政期間平反冤假錯案的實際工作已經開始，不過阻力不小。
對一些重大的歷史和理論問題未討論
然而，更進一步的「突破」則顯得不切實際。黨史第二卷的多位編者都提到，這本書的編寫「以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重要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重要論述為依據」，這也就意味著對許多重大事件和敏感問題的表述不可能有所突破。
有大陸媒體在報導黨史第二捲出版時強調二卷對「文化大革命」做了徹底否定——即稱「文革」沒有任何進步的意義。其實黨史第二卷對「文革」的論斷並無創新，早在1981年的歷史決議中就有類似表述，「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 ‘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某些媒體關於黨史第二卷「首次披露三年災害死亡權威統計」的宣傳也不準確。因為早在1991年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就已經有了二卷公布的這一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兩次表述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黨史第二卷中所說「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僅僅是1960年一年的人口損失，至於三年的死亡人口總數，二卷則對此採取了迴避的態度。
對於1959年到1961年大陸死亡人口的統計，海內學者的統計從1000多萬到8000萬不等。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墓碑——60年代大飢荒紀實》一書中，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總數，結合出生率、死亡率，計算出大飢荒造成全國總人口減少4770 多萬人。
「這個數字我們內部討論了無數次，最後永遠統一不了。沒有一個真正權威的、能讓所有人都信服的數字，在這本書裡引用任何一個新的說法都會引起爭論。最後只能決定，還是按過去已經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表述。」
章百家說：「一些有爭議的觀點、一時仍難以弄清的問題，以及個別仍比較敏感的問題，都沒有寫進這部書裡。」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一些黨史學界的前沿問題儘管非常關鍵，但仍難以納入書中。對於1953年至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歷來是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存在較多意見分歧的問題之一。如當年曾把對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看作是進入社會主義的標誌，而20多年後的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了「一大二公」的單一所有制，實行市場經濟和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體制，這一實踐表明社會主義的標準顯然已經發生了變化。那麼，中國大陸究竟何時進入社會主義，而其標誌又應是什麼？這些重大的歷史和理論問題在書中並未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