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的歷史太古老了。秦始皇在位期間始終為「亡秦者胡也」一類的謠言困擾；他締造的帝國在其兒子手中葬送，導火線同樣是一句謠言：「陳勝興、吳廣王」。古羅馬的皇帝也被謠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謠言監察，每天到人群中去，從閑談中發現謠言，進而把握公眾情緒。如果必要，謠言監察者還會用自己編造的謠言來發動一場反擊戰。公元64年的羅馬大火中流傳了這樣一個謠言：暴君尼祿不但不為大火死難者悲傷，還寫詩讚美火災，為火焰燃燒的美麗而陶醉。為了自衛，尼祿迅速放出反謠言的謠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歡迎的基督徒在城內放火。於是，民眾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們身上盡情發泄怒火，卻忘記了這怒火最初指向的不是基督徒，而是尼祿。
謠言的煽動力確實是巨大的。 1891年，幾乎所有的西方在華傳教士都絕望地發現，他們正被洪水般的謠言包圍。在謠言裡，他們迷姦婦女，拐賣兒童，販賣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國人祖墳等等，以令人瞠目結舌的方式無惡不作。仇恨在謠言中滋長，最後，憤怒的民眾衝擊了長江沿岸多個城市的教堂，並掠殺傳教士與教友，史稱「長江教案」，是義和團之前最嚴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謠言其實由來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過書籍、報刊、露布、傳單等方式集中傳播而已。早在清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就載有天主教會烹食小兒之說。至於天主教會挖眼，則可上溯到雍正時吳德芝的《天主教書事》一文，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寫成的《海國圖志》，也傳播了「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這樣的怪譚。
謠言本身或不能改變歷史，但很可能成為歷史巨變中的一個關鍵因素。章立凡說的不錯，「社會運動有時不需要真相，一個謠傳引發的騷動，也可能改變歷史。很多人內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場巨變」。
1911年10月9日下午3 點，革命黨人在漢口不慎引爆炸藥。大約同時，「清政府正在捕殺革命黨人」的謠言，正在新軍中流傳。到了10月10日，這個謠言更加具體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官員已經掌握革命黨人的花名冊」。當時的新軍士兵，不少人都沒有辮子，傳說中的花名冊又誰都沒見過，誰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懼開始在新軍中蔓延，恐懼滋生新的謠言，新的謠言反過來又加深恐懼。這時候，參加兵變就成了多數士兵自保的最優選擇。10日薄暮，一個排長查哨時的普通糾紛，竟激成嘩變，最終引發連鎖反應，導致辛亥革命。
謠言為何總是能輕易地使人接受並參與傳播？1942年美國兩位學者做了一個謠言傳播與接受的研究，計算出一個「信謠指數」，結果發現：窮人比富人更易信謠，45歲以上的人比年輕人更易信謠，猶太人比非猶太人更易信謠。窮人更易信謠是因為他們渴望改變現狀；45以上的人更易信謠是因為他們的信息渠道與信息分析能力相對落後；猶太人更易信謠則是因為在戰時，猶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當時的謠言往往又是讓人恐懼的那種。法國學者讓-諾埃爾在《謠言——— 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一書中，對謠言有新穎而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謠言經常是「真實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為權力無法控制這種信息。在任何一個地區，當人們希望瞭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覆時，謠言便會甚囂塵上。謠言是信息的黑市。闢謠往往制止不了謠言，因為謠言不是福爾摩斯，對真相充滿感情，謠言是聚集著仇恨的女巫，它只說出人們認為應該如此的「事實」。人們看上去是在傳播新的謠言，實際上是在清算舊賬。闢謠注定是無力的，因為闢謠會破除人們的幻想，給狂熱者當頭澆一盆雪水，喚他們回到平庸的現實中來，愛做白日夢的人們當然不肯買賬！謠言既是社會現象，也是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反權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設，迫使當局開口說話。謠言還是社會群體心理結構的鏡子，因此不論真假，謠言都是有價值的。
在我看來，謠言不但是社會的、政治的，也是歷史的。謠言不但可能成為歷史事變的導火線，並且可能成為歷史事變的解說者。歷史中充斥著太多謠言，有些被當場擊斃，有些則輕鬆逃脫，在漫長的時間河流中演變成都市傳奇或歷史神話。都市傳奇是謠言的連續劇。譬如針刺狂的謠言，1922年在法國巴黎一度盛行，80多年後在中國大陸又化身「艾滋針刺狂」的傳說不脛而走。歷史神話則是謠言的終極形式。譬如義和團運動，在1901-1920期間曾被認為是愚昧、迷信、野蠻的神話；在1924-1937卻被認為是飽含民族自尊與抗擊熱情的反帝國主義的正義神話；在文革期間更被指認為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偉大群眾運動的神話，且間接為紅衛兵哺乳；上世紀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蠻、瘋狂的神話，只是不時仍蒙著一層愛國主義的遮羞布。那麼，歷史真相究竟如何？然而，「絕對客觀的歷史真相」，本身也許就是一個最大的歷史神話。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