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將就木的大明王朝，將山海關視為最後一道防線；關外意氣風發的八旗驕兵，則視其為逐鹿天下的最後障礙。然而消長態勢非一日可蹴，所有的偶然，都是歷史精心設計的必然。
歷史是條長河。河流裡每一個劇烈的翻滾，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轉折。那些影響歷史的重大事件看似偶然，細細推敲卻又發現背後有許多原因，總是一步一步累積成無法閃躲的必然。
這些年旅行中國各地，每當站在歷史分水嶺的遺蹟時，我總是會遙想那些過往雲煙。尤其站在山海關的城樓上俯瞰無垠大地，每寸山河都是鮮血刷洗過的古戰場，那種悵然的感覺格外強烈，再無「我見青山多嫵媚」的愉悅情懷。
山海關
山海關，始建於洪武14年（1381年），明朝開國大將徐達驅除蒙古人之後，便在河北最東處與遼寧接壤之地修筑長城，並在燕山與渤海之間設立關城。此關因位於山海之間，故名「山海關」。
整座關城周長約4公里，城牆高14公尺，厚度達7公尺，內用夯土填筑，外以青磚堆砌。如果用心查看，還可看見部分青磚上刻著製作工匠的個人基本資料。標明建材何人所造，完工後若無端毀損，則依律軍法審判，這確實是防堵偷工減料的好對策。城樓上還可看見一塊巨大匾額，上面寫著「天下第一關」。每個字高約 1.5公尺，字體渾厚有力，遠遠望去，在曠野中給人一種安心的感覺，更是山海關的精神象徵。
如今的山海關雖已成為觀光景點，但是關城整體的氣勢依然威武雄壯。何況山海關歷經的大戰之險惡與激烈，並不下於嘉裕關、居庸關等天下名關，乃是實至名歸的天下第一關。更重要的是，山海關在明代被譽為「內拱神京，外捍夷虜，最契緊處」，借由山海關所處的時空背景，清楚看見明清兩大政權的消長。
一座山海關，行將就木的大明王朝將它視為最後一道防線。關外意氣風發的八旗驕兵，則視其為逐鹿天下的最後障礙。兩者孰強孰弱，高低立判。然而這些消長態勢都非一日可蹴，所有的偶然，都是歷史精心設計的必然。《清仁宗實錄》評論前朝時曾提到，「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萬曆之怠惰。」明朝之亡敗不在關隘貧弱，也非缺乏人才，真正的原因恰如南方朔的新書書名──《笨蛋！問題在領導》。
萬曆執政48年，對明朝而言是場巨大的災難。這個皇帝怠惰朝政、癱瘓中樞，細看中國帝王史鮮有領導者如他這般荒誕。「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對於大臣不朝不見、不理不睬，就連奏章也「留中」不發，既不批示也不發下，存心擱置一旁。除此之外，萬曆揮霍無度，國家收支長期不均，造成財政枯竭後，又任意加派賦餉，導致關內民變四起。
萬曆「怠惰朝政」在前，「財政枯竭」在後。長期以往，遼東邊務焉能不廢？
明朝末期，經略遼東疆土有所成者，僅有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這3人在「無糧、無餉、無兵」極端惡劣的時局下，入駐山海關保國衛民，抵擋後金攻勢長達數十年。但他們均受到排擠打壓，甚至死於非命。
熊廷弼，身高七尺，文武雙全，對於明末遼東戰局有重要的影響。他3次赴遼卻又3次遭貶，因黨爭賈禍被處以死刑，最後落個「傳首九邊」的下場，與袁崇煥的遭遇竟有令人詫異的相似之處。
孫承宗，天啟帝的老師，在邊防形勢危如累卵時，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身份親臨山海關督師，慘澹經營4年，招募十餘萬遼軍，培養出袁崇煥、祖大壽、馬世龍等抗清名將。孫承宗戮力練兵屯田，強化邊塞，使明軍逐步從守勢轉為攻勢，迫使努爾哈赤後退7百里，打造出一條令後金望而生畏的「關寧防線」，為日後的 「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奠定基礎。孫承宗數次被奸人、權臣排擠去職返鄉，後因清兵繞道進攻高陽城，率領全城鄉民守城抗清，彈盡糧絕後自縊身亡。
值得一提的是袁崇煥。《明史》是這樣記載的：「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以邊才自許。」袁崇煥有膽有謀，戰功彪炳，官拜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與後金的對戰中曾獲得「寧遠」、「寧錦」、「京城保衛戰」等3次大捷，力抗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的八旗將士於關外。未料卻在崇禎3年、後金天聰4年8月 16日（西元1630年9月22日），被崇禎皇帝羅織叛國罪名並親自下令，慘遭最殘酷的「磔刑」凌遲殺害，破碎的遺體被憤怒的鄉民分而食之，片骨不留。
熊廷弼之死，尚可說有憑有據；袁崇煥之死，堪稱千古奇冤。
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皇帝，腐敗怠惰、昏庸無能、近佞遠賢、剛愎自用、喜怒無常，幾乎所有「失敗領導者」的特質全都聚集其上，明朝若不亡，斷無天理可言。
然而，歷史總是捉弄人的。
袁崇煥死後152年，乾隆皇帝公開為他平反。一份乾隆給廣東巡撫尚安的上諭中曾提到，「昨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袁崇煥系廣東東莞人，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尚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清朝的皇帝，居然替明朝的薊遼督師伸張冤屈？
城樓上的風悠悠吹來，當我憑靠在山海關的箭垛，回想到這個歷史的大玩笑時，不禁啞然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