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雲會慘案發生後 跪地喊冤的村民們
在一個分裂的年代，一個分裂的事件，摻乎進去一群分裂的人。我分裂了。你將看到，下面兩個對話者都是我。你可以把下面討論的錢雲會案件當作是虛構的，只是碰巧和這一段時間的熱點案件名字相同而已。再說，用「甲、乙」對話的形式寫出來的東西應該是相聲才對，用相聲體裁來討論苦難和死亡，是多麼分裂，和殘酷。
（1）
甲：我們這個社會充斥了太多的虛假和謊言。假奶粉、假疫苗、假警察、假案件、假歷史、假新聞、假報告。顯然這是一個不健康的社會，生活在謊言中的人也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人。我們應該去尋找真相，我們太需要真相。
乙：謊言是這個體制的支柱，尋找真相就是尋找麻煩，就是挖社會主義牆腳。
甲：難道說謊不是更麻煩嗎？為了圓一個謊，你就得撒更多的謊。製造謊言是為了掩蓋矛盾，結果卻製造了更多的矛盾。
乙：真相和謊言是反義詞嗎？
甲：那還用問。歷史上有很多謊言，但歷史必將證明，真相戰勝謊言。
乙：歷史要是這麼簡單就好了。
甲：我的意思是，需要人的努力才能讓真相戰勝謊言。真相並不是自動獲勝的。
乙：真相和謊言根本是無法截然分開的。真相本身在謊言包圍中，謊言本身也包含了部分真相。有時候真理同時就是謬誤。
甲：你這是庸俗的辯證法外加變態的後現代。
乙：別繞彎子了，你是不是想跟我討論錢雲會案件？一個多年上訪維權、深受愛戴的村主任，蹊蹺地死在重型車下，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這讓你著迷，這激發了你的正義感和好奇心，是不是？
甲：難道你的心靈沒有被這個照片所震撼？難道真相不重要？如果是被謀殺的，你不為錢雲會的命運感到悲哀、不為凶手的暴行感到憤怒嗎？難道不應該將凶手繩之以法？如果不是謀殺，難道網民未經任何調查就認定的「謀殺」結論不會使無辜的人遭遇不幸？就不會出現另一個被冤判死刑的聶樹斌？
乙：你以為你是誰？你是良知和正義的化身？你是真理的最終裁判者？你是福爾摩斯？你以為想得到真相就可以得到？你以為真相像是個挖寶遊戲——有足夠的時間、足夠的人員和足夠的技術，總是能找得到？
甲：沒有誰是正義的化身。但我堅信我的正義理念。我可以做到問心無愧，沒有私心。再說了，正義有那麼複雜嗎？不能殺人，不能拆別人的房子、不能剝奪別人的信仰，這不是不證自明的嗎？如果一個社會竟然要嘲笑良知和真誠，那不是太可悲了嗎？
乙：明顯的東西不會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殺人者死、張三殺人、所以張三死。」——如果法律就是這樣的話，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家、刑偵專家、法醫專家，全自殺算了。
甲：可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至少，錢雲會案是交通肇事還是謀殺，都不弄清，還有正義可言嗎？
乙：問題是，誰家的正義？哪一種真相？
甲：真相還分誰家的，還分哪一種？
乙：那當然了。真相就是權力。真相是生產出來的。尋找真相的主體（人）並不外在於歷史、話語，並不外在於生產真相的體制。
甲：什麼？真相成了權力的奴僕，真相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無法捉摸的魔術？那正義不是虛無縹緲的扯淡了嗎？那人的生命還有價值麼？
乙：別急，兄弟。你的超乎常人的、純粹的正義感讓我佩服。但你恐怕沒有意識到這東西的破壞力。這個以後再談。關於錢雲會案，據說你做了一些調查。
甲：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綜合我所調查的全部情況，我的結論是——
乙：慢。我對你的結論沒興趣。我問你：你看到了屍體嗎？你去看守所見到了目擊證人嗎？你見到了現場的錄像資料嗎？你見到了司機嗎？你檢驗了輪胎痕跡嗎？
甲：沒有。可是——
乙：你當然沒有。就算你是其中一個人的律師，你也不可能同時是被抓的重要當事人的律師。你是刑偵專家嗎？你是法醫專家嗎？你是警察嗎？你是痕跡專家嗎？都不是。就算你見到了屍體、檢查了汽車，由於你不具備專業知識，恐怕你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甲：誰能同時具備這些能力和資格呢？你的要求未免太過分了。
乙：我要說的就是，真相是和這些專業知識、能力和資格密不可分的。除了強制力之外，知識也是一種權力。「權力」產生了真相。真相就是偵查權、鑑定權、調取證據權、會見權、閱卷權、立案權、拘留權、檢察權、審判權。真相就是歷史編寫權、檔案管理權、新聞權、出版權，就是中宣部、教育部、保密局和監獄。想想《1984》裡的真理部、忘懷洞和101號房間，你就知道真相是什麼東西。再舉個例子，一些熱點的殺人案件裡，可能有精神病的人法院拒絕為其做司法鑑定，邱興華，馬加爵，何勝凱，楊佳，等等，最後被判死刑。另外一些沒有精神病的、有錢有勢的殺人犯，可以花錢讓司法鑑定機構說他們有精神病，從而不用坐牢。——權力是真相之父，說權力就是真相也行。真相就是，現有的這些權力都在涉案的其中一方手裡。一個公民調查團如果是為了掌握真相，從一開始就錯了。
甲：權力是真相之父，那權力就是正義的爺爺了。槍桿子裡出真相。你這「強權即公理」的老調調幾千年了，早臭大街了。
乙：「權力就是真相」，和「權力應該是真相」是不同的，我並沒有急匆匆地加以價值判斷。我只是說，客觀上就是這樣。真相離不開權力和制度。「客觀上」這個詞也不準確，沒有什麼純客觀。客觀就是主觀。
甲：我相信公義、相信人性。它看不見，摸不著，甚至說不清，但它存在。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由這些看不見的東西推動的。
乙：你看看，主觀就是客觀。
甲：哈哈。
乙：就算你找到了法醫專家，他們肯定在某個研究所或大學吧，他們敢得出和政府不一樣的結論嗎？交警、刑警、法官、記者，都一樣。
甲：人是鐵板一塊的嗎？體制是鐵板一塊嗎？你應該看到了，記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結論。你自己不就是體制內的學者嗎？但我知道你從來不為了體制而說違心話。有人寧願進監獄也要說真話、寧願得罪絕大多數同胞也不願意說謊。有良心、不說謊的專家，怎麼可能一個都找不到呢？良知固然少見，總不至於絕跡吧。
乙：它可能少到你的尋找成本大於你的收益。
甲：正義是可以計算的嗎？錢雲會的命值多少錢？被冤判死刑的人命（如果本案有的話）值多少錢？
乙：當然可以計算。只是計算單位並不一定是錢而已。回到錢雲會案。真相就是——沒有真相。因為沒有權力。周老虎、楊佳案、劉湧案、高鶯鶯案、聶樹斌案、汶川地震、八乘八、文革、鎮反……真相是什麼？每次我們最有興趣知道真相時，每次我們都進了「羅生門」。有人去調查汶川地震，但是他們得到了什麼真相？真相就是譚作人、黃琦被關進監獄、艾未未腦袋開瓢兒了。沒有權力就沒有真相。
甲：你似乎對價值、意義、真理、標準、良知一股腦兒拋棄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法西斯。
乙：必然性、道德、正義、人民、真理，這些東西離極權主義的距離似乎比我更近。你比我近。
甲：你不喜歡我用「大詞」，但你也不能走得太遠吧。咱們一起生活了快四十年，你竟然迷戀分裂、碎片、虛無。
乙：我迷戀細節。上帝在細節之中，魔鬼也在細節之中。細節是最有力量的。如果沒有細節，苦難、死亡、正義、真理、自由、民主這些概念，一文不值。
甲：「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細節是一座迷宮，有時候你不俯瞰全貌，走不出來的。你說到《羅生門》，同一個事件，卻有幾種不同的描述，若只看細節，越看越糊塗；但作為法官，綜合各種說法，可以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相。而且黑澤明走了一圈又回來了，借行腳僧之口說出「相信人性」的主題。
（2）
乙：問題是，誰是法官？你自封為法官嗎？你沒有私利嗎？法官獨立、法官終身制和高薪制、當事人申請迴避的權利，這些司法制度安排，就是為了儘可能防止法官的私利在案件中產生影響。
甲：但是我們的司法體制已經腐爛了。顛倒黑白的判決太多、政治謊言太多，對人民欠債也太多。這個政府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公信力，以至於它在說真話的時候都沒有人信。樂清的警察說：「我們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處理好了，怎麼處理都是我們錯。」「人死了，我們不開新聞發布會，說我們不透明瞭。我們開新聞發布會，又說‘要是普通車禍你們開什麼新聞發布會，此地無銀三百兩’。」政府墮落到這個份上真夠慘的。公民調查團本身不就很明顯地說明這一點麼？一個正常的社會，有基本公正的司法機關、有開放的媒體和民主的議會、有作為政治緊急出口的遊行示威權利，怎麼可能出現「公民調查團」這種怪物？吃飽了撐的是不是？
乙：我們記得「狼來了」的故事。信任關係不是一天建成的。不信任也不是一天就產生的。平時作惡太多、公信力幾乎破產、利益牽涉太多，這種情況下當地政府迅速把此案定性為交通肇事，誰信呢？這一次政府是否說了真話，也不得而知。比如該案現場監控的攝像頭有問題，網友說：胡斌飆車案，攝像頭因角度問題只拍到事發前沒拍到事發過程。李剛門，攝像頭剛好拍不到事發地。躲貓貓案，攝像頭損壞未修復。做夢死案，監控因電腦硬碟故障不能調看。蓋被死案，攝像頭不知為何空白了20分鐘。張凱律師在北京被追殺，攝像頭也有問題。這麼巧？如果不是做賊心虛，為什麼搶屍體、不測速、抓證人、打證人、刪帖子、騷擾調查者、折斷手機卡……
甲：是啊。所以公民調查團和網路的持續關注有助於發現真相……
乙：真相！真相！真相死了！這個事件，從網路上瘋轉錢雲會照片那一刻，真相就死了，永遠死了！開國大典的照片都能造假，還有什麼造不了假！錄像也許已經毀了，屍體腐敗了或做手腳了，電話記錄被消除了，證人也許被恐嚇永遠保持沉默或作假證了，車也許換了，懂技術的專家也許都被買了，讓敢說真話全閉嘴、不閉嘴就關起來。你知道天朝最擅長的就是把「也許」變成真的。還有刪帖、封網、抓人、滅口。真相，他媽的，死了，永遠沒了。
甲：有網友說，對樂清事件就一句話：只要你丫敢刪，我就敢信，繼續刪就繼續信。大多數人只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這種非理性的力量只能使我們離真相越來越遠。而真相是正義的前提。
乙：正相反。正義才是真相的前提。這裡的正義也不是什麼抽象概念，而是一系列制度：司法獨立、證據制度、訴訟程序等等。「真相死了」，首先指的是那種唯一的、客觀的、完全復原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在司法的意義上，沒有那種真相。真相是一系列程序、一系列證據，是和人定的規則分不開的，和人的認識能力、推理、觀念分不開的，甚至和人的想像、價值觀、社會語境分不開的。進而言之，司法正義並非那種絕對的、純粹的實體正義。因為案件一旦發生，就只能靠事後的證據、規則和人的分析推理來還原，絕對真相不可能，絕對正義也不可能。而程序正義是不完美的。人們長期的實踐可以逐步改進訴訟程序。律師制度、專家鑑定制度、直接和言詞原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人保護制度等等，都是為了那種不完善的真相和不完善的正義。在我們的國家，政法制度達不到最起碼的正義標準，離及格線還遠著呢。真相的前提不存在。
甲：你是說，制度若是非正義的，真相就是不可能的？
乙：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真相在對話之中、在過程之中，沒有自由交流，就沒有真相。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真相，要和別人看到的相互參照、溝通才行。福柯解構理性、主體和真理，而提出交往行為理論的哈貝馬斯則對這些東西沒有失去信心，人們可以按照一定的規則，通過理性的語言進行真誠的交流和反覆的互動，用不著宣判主體和真理的死刑。
甲：別弄這些詞來嚇人，弄點實際的。你每多用一個「主體間性」，就會嚇倒一部分讀者。不用「主體間性」你會死啊？不就是「換位思考」嗎？
乙：哈哈，差不多，但不一樣。我跟你的區別：你希望讀者多一些，我希望讀者的層次高一些。——回到錢雲會案。真相是一種制度。比如源自英國的死因裁判法庭(Coroner's Court)制度，只要死因不明，或死者親人或律政司覺得死者的死因有疑，就可以向死因庭要求裁判，以決定死者的死因。受到政府看管關押者在看管期間死亡，也要由死因法庭作出裁決。死因裁判官有權發出埋葬命令、屍體剖驗命令和聆訊命令等，經過傳召證人作證、經過法庭論辯，並作出死因裁定。有理性、規則、程序，由各方表達意見的機會，這就是追求真相的制度。如果我們借鑒死因裁判法庭制度，那麼多類似躲貓貓案的載羈押場所非正常死亡案件，官員被雙規期間被自殺案，莫名其妙的死亡案件（黃靜案、錢曉玲案、錢雲會案等），就不會變得如此糊塗、如此分裂。
甲：有道理。
（3）
乙：你也知道你掌握的只是一部分真相。你掌握的所謂真相其實只是權力默許你掌握的那些真相。比如你能看到村民打警察的錄像，但是警察打村民的錄像你看不到，或者根本沒有錄。問題是——必須說出全部真相嗎？如何說出真相？
甲：不說出全部真相和說謊有區別嗎？能用謊言對付謊言嗎？
乙：你可能說出全部真相嗎？真實的東西那麼多。給你一萬年也說不完。尼採說，真相是最深刻的謊言。新聞學上講，「報導就是遮蔽。」你必須不說一些東西才能說出一些東西。政府非法征地、警方非法抓人、村民被侵權、辦案違反程序，這個社會需要你說的，是這些東西。否則和人民日報有什麼區別？政府做好的、做對的，早有人說上一萬遍，用得著你去湊熱鬧嗎？一個官員不腐敗、拒絕賄賂，還是新聞嗎？姜瑜說100多國家和國際組織抵制和平獎頒獎，這也許是真的；可是沒有被說出來的事實是，全世界總共有58000多國際組織。礦難中救人、感恩、奇蹟都是真的，可是你看不到屍體、看不是淚水、看不到腐敗、看不到血煤經濟、看不到遇難者的名字，這不是更應該說出來的那部分真相嗎？
甲：負責任的公民應該做到不偏袒，不能唯恐天下不亂。政府有進步也應該肯定。我們和政府的關係不應該是敵對關係。雖然它沒有經過選舉，缺乏起碼的合法性，可是政府也是來自我們周圍的一個個人組成的，我們應該和政府一起改變這個制度。
乙：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是知識份子，還是政治家？是法官，還是旁觀者？是公民記者，還是某一方的律師？
甲：那有什麼區別嗎？我有責任說出真相。
乙：當然有區別。不同的角色決定了你要說出不同的真相。記者要為採訪源保密、律師不能告發在辦案中瞭解到的自己委託人的犯罪事實，政治家要考慮選票和政治後果，公眾人物要考慮責任倫理（造成影響的不是動機，而是行動的結果）。法官和陪審團，必須保持被動和中立，不能主動啟動、也不能親自參與調查。你不過是個被圍觀的圍觀者，被調查的調查者。——何況，我們前面討論了那麼多，你應該知道所謂「真相」是多麼靠不住、多麼分裂。
甲：那些謠言！毫無根據的謠言！索爾仁尼琴說，不能讓謊言通過我興風作浪！我們任憑這些謠言瀰漫整個網路和整個社會嗎？因為這次受到傷害的是政府，我們就對謠言聽之任之、幸災樂禍嗎？何況，受到傷害的還有被關押起來的公民？
乙：謠言也是真相的一部分。政治越不透明，謠言就越多。沒有謠言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研究謠言的卡普費雷認為，謠言是「第一自由廣播電臺」，是一種「反權力」，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設，對當局提出質疑。
甲：謠言是病毒、是虛偽和陰謀詭計。
乙：不。謠言若能傳播，一定有真實的因素在內。尤其是它反映了深層次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問題。謠言就是現實，如同小說就是現實一樣。比起真實發生的事情，人們願意相信的事情甚至包含了更多的信息。維基解密說，每個中央高層官員都有瑞士帳戶，其實沒有證據之前，人們一直相信這一點。維基解密沒有讓國人震驚，人們早知道。就錢雲會案而言，人們願意相信這是謀殺，不願意相信交通事故。
甲：也許認為謀殺的人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心理學上有「沉默的螺旋」，每個人都有能力判斷周圍的「意見氣候」。人們如果感覺自己的想法和觀點，越受贊同或歡迎，就越願意發表和擴散；如果感覺自己的觀點處於少數或將受到廣泛抨擊，就更傾向於保持沉默。意見一方越沉默，越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
乙：不錯。
甲：再有，民眾、弱者、受傷害者就能免於批判嗎？反抗不等於正確，苦難不等於正義。就錢雲會案而言，村民故意把交通事故說成謀殺，並希望引起公眾對村民長年遭受的不公正的關注，這種可能性並不排除。
乙：錢雲會被謀殺、被自殺還是被交通事故，已經不重要了。人們不再需要真相了，或者說，真相早已大白，那就是，政府謀殺錢雲會被認為是最可能發生的，它發生過、正在發生，也將會繼續發生。真相就是這個政府沒有起碼的合法性。真相就是這個體制失去了提供真相的能力。仍然有人寄希望於由中央出面直接調查此案，其實中央如果調查，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嗎？殺人的、毀屍滅跡的、顛倒黑白的，是這個吃人的制度，中央是吃人中心。即使中央想要真相，也得不到。中央的真相就是相信下崗者住的都是77塊一個月的廉租房。長期的虛假宣傳騙了民眾也騙了他們自己。這是個沒人負責的體制，若是傳統皇權制，天下是皇帝家的，相信皇帝還有理由。而現在天朝是集體犯罪制、劃片分贓制、黑幫權貴制、裸官制、革命前夜的亂七八糟制。相信中央還不如相信癩蛤蟆。我非常贊同孫立平先生的判斷，中國的問題不是社會動盪而是社會潰敗：全局性腐敗和不義、體制性短視、道德底線失守、社會向心力流失、政治無能、絕望、仇恨和非理性情緒蔓延。
（4）
甲：你說，真相被毀了。我們怎麼辦？
乙：記憶、記錄。不要著急拿出結論。給你介紹個牛人，這個人走遍六十多個國家，一生親身見證二十七場革命和政變，四次被判死刑，四十餘次被關押，六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他可以在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而不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認真地去看、去聽、去感覺，比錄音、記筆記、糾纏細節更重要。這樣的記錄和見證是有深度的、有力量的。
甲：你說的是波蘭國寶卡普欽斯基。
乙：我們需要這樣的深度。艾略特說，人這種動物承受不了太多的真相。我們應該直接面對自己身處的時代，不能視而不見，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輕描淡寫。我們應該對得起自己的苦難。這需要耐心、勇氣和自我反思。沒有對苦難和罪行的記憶，就沒有一個民族精神的成長。沒有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和理解，就沒有歷史事件。
甲：好在網際網路時代使得壟斷信息、壟斷歷史話語和歷史解釋越來越不可能了。民眾參與公共事件和歷史書寫已經不可避免。皇親國戚的歷史，將變成平民的、網狀的歷史。
乙：沒錯。網際網路天生是多元的權力系統。沒有一個人能說自己所見到的是全部，任何真相都是多元的、溝通的、互動的、流變的真相。網路促成公眾的想像和見證。在網際網路時代的後極權社會，對某個事件的見證、圍觀、言說，形成了意義重大的「公眾」。共同轉發、評論某一個事件的帖子、分享同樣的情緒，這把匿名的、分散的、未曾謀面的網民連接起來。——網際網路連接的遠遠不止於信息，而是信念、情感、政治訴求和行動本身。前面我說，真相就是公檢法、中宣部、檔案館、保密局和監獄；但屁民也並非沒有權力。網路的權力將對傳統的暴力系統、宣傳系統形成最有力的衝擊。公民在人數上、技術上都具有明顯優勢，尤其是，說出真相是無權者最重要的權力。
甲：可以說網路不僅是新聞方式，而且改變了事件本身。
乙：網路也將改變政治運行方式、改變人對世界和對自身的認識。
甲：我們有了一些共識，不過分歧仍然很大。也許是行動者和思考者的區別？
乙：我和你的差別，極而言之，是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區別，是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的區別，是批判者和建設者的區別，是後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區別，是理性和激情、納爾齊斯和歌爾德蒙的區別。也許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這種分裂吧。
2011-1-17
来源: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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