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爆發令康生欣喜若狂

發表:2011-01-15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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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五六月間,在「批判資產階級」和「掃除一切害人蟲」的戰略日益成熟和趨於白熱化之際,根據毛的指示,成立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隸屬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事實上,吳晗之所以創作該劇,是因為1959年初毛看湘劇《生死牌》時該劇結屬出現了海瑞,之後特意看了《明史》後曾對錢俊瑞等人大力誇獎海瑞:「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歷害,對皇帝不是忠心耿耿的,應該提倡他那種剛直不阿的精神。正因為如此,吳晗再創作了該劇。

該劇所放映的,是嘉靖晚年不理政事,導致各種不正之風盛行,民眾正如毛所講是「家家皆淨也」,海瑞在任應天巡撫時,對其有恩的明朝首相徐階告老回鄉後,其子徐瑛仗勢霸佔民田、氣死趙玉山之子,又搶走趙的孫女小蘭,海瑞不畏權勢和私情,在被交印前斬了徐瑛和在受賄當堂打死趙玉山的縣令王明友。

然而,姚文元卻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干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1966年2月3日,「中央文革小組」就批判吳晗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並很快形成《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於5日由彭真和康生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匯報,大家均表示同意。8日,彭、康等又趕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當面並未表示異議。12日,彭、康等到上海,將《提綱》給江青、張春橋看了,他們均表示同意。23日,《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黨。

然而,不久以後,這份《提綱》卻被毛指斥為「修正主義綱領」。為何會這樣呢?原來,時隔一個月之後,康生與江青再次向毛匯報時,卻意見頗多了。康生說:「彭真執筆的這個匯報提綱,是反對文化革命的,這是包庇吳晗。他們也是反對主席的,在吳晗和彭德懷翻案是否有聯繫的問題上,他們明目張膽地與主席唱對臺戲,居然當面反駁主席。」

此外,據說當初《文匯報》刊發姚的大作曾徵得毛的同意,但彭真卻不知情,曾質問上海方面為何不向部門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去了?在向毛匯報了此事後,康生又繼續挑撥說:「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彭真等人控制的單位,一直按兵不動……他們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了……這是整到毛主席頭上了。」

毛勃然大怒:「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捱整了。」

1966年5月4日開始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陳伯達、康生所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楊尚昆)打為「反黨集團」,決定重組「中央文革小組」,並對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理論路線政策作了闡述,標誌著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當年8月的又任命陶鑄為顧問。

對此,康生絕對是欣喜若狂,他的整人高招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聶元梓等7名學生在校內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華大革命」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批控北大黨委和北京市搞修正主義。雖然2000年《人民網》記者採訪這位當年的「亂民狂女」時,時年79的她曾說:「‘文革’開始,我帶頭寫了第一張大字報,對‘文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在想來,這張大字報的內容是完全錯誤的」、「‘文革’真是一場浩劫。死了多少人,耽誤了多少事。」可是,當初這第一張大字報卻因毛的批准而於6月1日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直播發,次日又被《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並配發特約評論員文章《歡迎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這一事件,拉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有人說,這份大字報是在康生的指示下出爐的,之後能徵得毛的同意而播發,康生更是「功不可沒」。

敏銳的政治嗅角,讓康生意識到林彪將很快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人特,於是便藉機向林彪靠攏。

不久,中國人民大學一位學生的一張《二月兵變》大字報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知道,賀是林的心腹大患,於是就此大做文章。賀龍、彭真要組織「二月兵變」的爆炸性新聞很快傳遍了全國各地,一股狂熱的風暴很快被刪動了起來。

正發愁如何把他的「五•一八」講話中有關政變經的精神落實到某個人頭上的林彪欣喜若狂,不久康生就接到了葉群的電話。「康老,」葉群笑道,「你昨天晚上在北師大,把「二月兵變」的問題挑明瞭,向群眾宣布,林副主席很高興,他讓我向你問候。」康生則謙虛地回答:「這也是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最終,毫無提防的賀龍以這樣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於8月25日被打倒。

在1966年,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書記處開會決定,「中央文革」成員僅能列席參加。但是在1967年1月,江、陳、康等將陶鑄、王任重打倒,書記處遂停止活動。2月份,由於「反擊二月逆流」,作為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七人被迫「靠邊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動。從此,「中央文革」奪取了政治局的大權。以後,中共八屆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公報》(1968年10月31日)對「中央文革」的統治地位予以法定確認。

到中共九大開會時,「中央文革」成員坐在主席臺左邊,政治局委員坐在右邊,主席團名單亦是「中央文革」成員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員排列在後。

康生,因此也成了黨內排名第四位的人物。

為劉少奇被徹底打倒立下汗馬功勞

事實上,劉少奇一直是毛的「左傾」政策的忠實執行者,但卻多次因「大躍進」中的一些過「左」行為公開向毛表示過不滿,被認為對毛構成了權力危脅。

1966年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全國公開播發,全國各地的學潮風起雲湧。在徵得毛同意後,在京主持工作的劉鄧下令向各高校派駐工作組,指導正常的文化大革命,恢復正常的秩序。

派駐各學校的工作組按照此前的做法,對參與學潮者進行了嚴歷批評,並抓了一些人。江青、康生等人抓住工作組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藉機煽起了一股反工作組的浪潮,導致工作組與群眾之前的發生了嚴重的對立。到6月下旬,20多天內,北京24所高校有近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學生被打成「反革命」。

7月18日,毛突然返京,次日在會見劉少奇等人毫不客氣地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7月28日,北京市季決定:正式撤銷大中學樣工作組。

8月5日,毛在中南海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將矛頭直接對準了劉鄧。

之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由副主席降為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員中第2的排位為林彪所取代,直接降至第8位。從10月份開始,劉少奇在正式場合進行了多次檢討。

1967年1月13日夜,毛派秘書把劉接到人民大會堂談話。最終,劉鄭重地向他提出自己反覆考慮過的要求:「一、這次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回湖南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對此,毛只是笑笑,過了好一會後讓他「借這個機會,認真讀幾本書」。最後,還樣送他到大門口,並叮囑:「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在這樣的情況下,康生把自己的鬥爭目標也指向了劉少奇,在許多場合發表了污蔑劉少奇的講話,並讓聶元梓等人收集了眾多荒誕的資料。

為徹底打擊劉少奇,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了注意。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對王光美也應該動手了。」而江青憤憤地說:「不把她打成敵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1966年12月18日,經毛同意,成立了「王光美專案組」。同時,受張春橋指使,蒯大富組織遊行示威,首先在社會上煽動「打倒劉少奇」,並於25日再次組織了六千多人的大遊行。26日,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國紅色蘇動者造反總團」代表時,稱劉少奇為「赫魯曉夫」。此後,造反派對劉鄧的聲討越來越烈。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員以黨中央、毛主席的名義來到清華大學,勸說劉少奇與前妻所生的女兒劉濤「要和家庭劃清界限」,並鼓勵她揭發劉少奇的罪名。次年1月3日,劉濤的《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真的一式三份分別張貼在清華大學和中南海食堂門口。

1月6日,蒯大富等謊稱劉少奇的女兒平平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車撞傷了腿,將王光美騙至清華大學進行批鬥,這就是所謂的「智擒王光美」事件。

此後,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批判日漸升級,康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4月,康生在軍委擴大會義上作了《黨內兩條路線壯舉爭史》的報告,認定:劉少奇的錯誤,不僅在議論文化大革命中,也不僅是解放後解國時期,早在抗日戰爭之前、內戰年代,就跟毛的路線尖銳對立了!

4月6日晚,造反派在中南海第一次揪鬥了劉少奇,並喝斥他回答戚本禹4月1日發表於《人民日報》上的文章中所擔的8個「為什麼」。然而,只要劉少奇一開口,就有人用語錄本敲打他的臉和嘴,堂堂國家主席失了講話的權利。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他們的三個孩子做人質,到中南海揪王光美。為保護她的安全,周恩來派了一位秘書與她同去,直到晚7時,那位秘書才陪王光美返回中南海。

5月,中央又成立了「中央專家審查小組」(即「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由江青直接控制。康生、謝富治等積極配合江青,絞盡腦汁地採取各種方式到處蒐集劉少奇的罪證。

7月18日,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乘毛周均離北京之機,指示戚本禹組織十多萬人圍困中南海,抄了劉少奇的家,劉少奇又一次被批鬥和挨打。批鬥會結束後,劉被帶到前院,王被帶到前院,從此以後二人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卻見不到面。當天分別時劉少奇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就成了他對王光美說的最後一句話。

8月5日,劉少奇再次在中南海挨批鬥。雖然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麼對待我無關緊要,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但仍被打得鼻青臉腫。

為了給劉少奇定上早已想好的罪名,江青、康生等可謂用心良苦。專案組採取了弄虛作假、斷章取義、嚴訊逼供、「突擊審訊」等種種非法手段,又有什麼他們想要的「材料」搞不到手呢?

解放前,劉少奇長期主持白區的地下工作,1925年和1929年分別在湖南和東北被捕過。於是,江青、康生等便從抓劉少奇的「變節」問題入手,開始了捏造偽證的行動。

1967年5月22日,專案組隔離審查了1929年在瀋陽奉天紗廠罷工事件中與劉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潛。審查一個月後,專案組仍一無所獲,然而江青批示:「當心孟用潛騙我們的審訊人員,他是在演戲給我們看。」為此,他們加大了審訊力度,並最終有了「結果」——當時的專案組副組長的巫中後來曾如此敘述:「(審訊)這個會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潛還是不承認有自首判變的問題。後來,一連搞了7天......。在這種情況下,孟用潛同志很快違心地講了被捕叛變的話。」江青、康生等喜出望外,馬上將資料上報。然而,孟用潛很快翻供,前後共寫了20份申訴,說這些交待「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根據」。這些材料,最終全被江青、康生等扣壓了。

在奉天紗廠罷工事件時曾任滿洲臨時省委書記的丁覺群,情況也與孟用潛相似。

對於該事件,1967年江青、康生等曾派人去瀋陽,查閱偽滿時期檔案。雖興師動眾,400人歷時兩個月查閱了16個檔案館的200多萬卷檔案,結果卻無蜘絲馬跡,令江青、康生等大為失望。

因為該事件,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河北省省長楊一辰、原中央監委專職委員王世英也都遭到殘酷迫害,其中王世英於1968年3月26日含冤去世。

康生說:「我覺得他這樣早、這樣久地作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於是,專案組就在王光美身上也打盡了主意。

1967年5月,專案組隔離審查了北京市副市長崔月犁,因為1946年崔曾介紹王光美到由國、共、美合組的軍調處任中共方面的翻譯。在審訊崔月犁時,專案組有意問他美國的北平的特務機關所在地,但崔並不知道;專案組又問他在東四六條多少號,他當然更無從知曉。於是審問人員便讓他數數,當數到38時,上去便是一陣毒打,而且唸唸有詞:「你早知道,為什麼不說?」就這樣,「美特機關在東四六條38號」便成了崔月犁的「口供」。之後,專案組又讓他背「百家姓」,如何炮製出崔月犁「認識」楊承祚的「口供」。這些「口供」加在一起,崔月犁就成了楊承祚介紹王光美當美國特務和打入我方的證人。

與此相關的劉仁、武光、任彬等人,也受盡折磨並被採用同樣的方法被獲取了「口供」。

北京師大外語系教授張重一、中國人大教授楊承祚、天津居民王廣恩,受該事件株連而被迫害致死。

就這樣,《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在1968年9月終於由江青、康生等人編造完成了。林彪於9月29日批寫了「完全同意」並「向出色地完成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績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京召開,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通過了該報告,認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纍纍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並且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判,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至此,劉少奇冤案正式形成。

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至於因在該事件「出言不慎」而受到批鬥的普通民眾究竟有多少人,以當時的混亂狀況來看是永遠也難以得出準確數字的。

受劉少奇冤案影響,再加上他所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被認為是宣揚「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充滿「對無產階級刻骨仇恨的感情」,陶鑄被打成「叛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第三號走資派」。「功鄖卓著」的康生,取代了他自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起所擁有的的黨內第四的排名。

在1968年8月的一次大批鬥中再次被痛打後,不久便頭暈、眼花、想嘔吐。陶鑄講明情況,想去檢查治療,但直到次年3月才獲准送醫院。最終,他做了大手術,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說是膽囊切除術,但在他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大汗淋漓之際,還是脫口叫出一聲:「沒想癌症是這麼痛!......」

1967年10月,陶鑄的病情開始惡化,但卻孤零零地被秘密送到安徽合肥的一家軍醫院,住進一家為他「精心安排」、窗口及站外的走廊全部堵死、密不透風的「特殊病房」。

在他來之前,所有監護人員已被集中起來開會。專案人員向他們講明瞭這位「兇惡的敵人」究竟有多兇惡,警告他們「對他一定要堅決鬥爭,也要講究鬥爭策略。如果他不老實,大喊大叫,就堵他嘴!」還交待:「你們對他監護,只要不出問題,就是完成任務。」

到這兒後,他的名字變成了「王河」(跟彭德懷所得到的化名「王川」蠻像),受了特殊的「特級護理」:成立了臨護小組,有1名組長和2名副組長;病房每天24小時都有看守嚴密監視,必須不厭其煩地寫下他的「動態日記」;所有監護人員對這兒所發生的一切都要「終身保密」,「你們的名字都裝在中央檔案裡,誰泄密誰負一切責任!」「監護措施有十條.....是為了保存罪證」、「對他管理一定要嚴格」......

有一次,陶鑄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像當年視察部隊一樣,對看守說:「小同志,今年多大了......」話還沒問完,那張天真稚嫩的臉馬上掠過一陣緊張憤激之色,接著便暴出歷聲的呵斥:「誰跟你是同志?你反對黨,反地毛主席,你是反革命!......」吼聲中,這位小戰士怕染上瘟疫一般,不停地往後退。

在這樣的「特護」下,由於病菌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到合肥不足一週,陶鑄便不能起床,不能吃飯,不解大便。

監護小組把病情反映給上面後,勉強同意可進行一次檢查。同時也下來一道「指示」:「與病人接觸的人不能再擴大範圍,特別要注意保密。」

11月23日,夜深人靜之後,監護人員悄悄到了「秘密病房」,給陶鑄戴上口罩後抬往放射科。以檢查,他的病情已非常危重:腸粘連,併發展成完全性腸梗阻。

但直到11月15日,方得到「中央」批准,決定給他再次施行手術。

腹腔打開後,醫生們驚呆了:淋巴結廣泛轉移,癌組織滿腹都是,大的有蠶豆那麼大;血管焦脆,稍碰即碰,隨時都會引起大出血。手術根本無法進行,折騰大半夜後只能將腹腔重新縫合,腸梗阻都未能解決。

極度衰弱的陶鑄,手術中流了大量的血,卻未為他輸一滴血,因為「血型」不對——部隊醫院的血怎麼能輸給資產階級的當權派?

在最後的日子的裡,有誰能想像陶鑄忍受了怎樣的痛苦呀?有一天晚上,一位護士實在看不下去了,給他打一針止痛針,但第二天就受到上級的嚴歷警告和呵斥,因為「‘中央'沒批准就不許打!」

那一天,癌痛到極點。「砰」地一聲巨響,監護人員看到牆壁上留下一個清晰的手印。之後,他徹底安靜下來了。

1969年11月30日22時15日分,陶鑄的生命之火徹底熄滅,但他的雙眼依然圓睜,是一位護士看了心裏發酸後將他的眼皮輕輕合上。

第二天,專案人員從北京趕到,到了他的床前卻突然一陣戰慄,踉蹌後退,尖叫連連:「他、他、他,還沒死啊!」

護士上前一看也感到毛骨悚然:他的眼睛竟然又睜開了!

當晚,陶鑄的遺體被送進了火葬場。

粉碎四人幫後,陶鑄的骨灰由曾志母女埋入廣州白雲山,上面立起寫有「松風」二字的一塊花崗岩巨石。林西派人去了合肥,發現陶鑄所留下的手印竟然還在,被拓回廣州後,石匠連夜將其鐫刻在「松風」石上。

而劉少奇自1968年夏就只能臥床不起。雙下肢肌肉萎縮,骨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但雙腿被綁在床上的他,卻沒有給他換衣,沒有扶他起來大小便。由於植物神經系統紊亂和腦供血嚴重不足,他失去了吞嚥功能,只能靠鼻飼來維持如游絲一般細弱的生命。

1969年10月17日夜,病情加劇的劉少奇被強行從北京空運押送開封「監護」,被關進一個電風密佈、戒備森嚴的特別監獄。不到一個月,早已心力交瘁但卻一息尚存的他,便於11月12日6時45分與世長辭,遺體以「無業平民劉衛黃」的身份被火化。

在含冤昭雪之後,他的骨灰按其遺囑灑入了大海。

為彭德懷被徹底打倒立下汗馬功勞

彭德懷在文革中飽受折磨,並於1974年含冤去世,康生對此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1965年9月23日,在當初楊六郎北征遼邦時掛甲休息過的掛甲屯吳家花園賦閑了6年的彭德懷,被任命為大三線建軍副總批揮,毛請他中南海信地,長談五個多小時並共進午餐。在這次會見中,毛曾說:「(廬山會議上)你說的三條保證,後面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讓歷史去做結論呢!」

然而,文革剛開始,戚本禹、關鋒就於1966年6月16日寫信給江青、康生和陳伯達,「希望中央考慮撤銷他(彭德懷)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半年後,彭德懷於12月27日被一群打首中央文革聖旨的學生無情地抓回北京。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人,一週後韓愛晶就在北航開會揪鬥彭德懷,年近七旬的彭總被「打翻在地」7次,遍體鱗傷,慘不忍睹,肋骨也斷了2根。批鬥會上,他時常昂著頭,有時還露出輕蔑的冷笑。

「抗日戰爭時你干了什麼壞死?」
「打死了幾萬日本兵!」
「為什麼打百團大戰?」
「打敵人嘛」
「你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寫信?」
「我那封信只是講比例失調的問題。」
「你為什麼反對毛主席?」
「我只是反對毛主席。我只是無話不談。」

彭德懷的囂張氣焰實在令林彪、江青一夥憤怒。由黃永勝控制的「彭德懷專案組」於1970年9月17日寫出了《關於反黨頭目、裡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說「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裡通外國,罪行纍纍,證據確鑿。在被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常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

1972年1月8日,專案組向他宣布林彪反黨事件,讓其揭發交代林彪問題時,彭德懷冷靜地說:「不要著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來,慢慢地回憶回憶。」當專案組說他不老實,包庇林彪時,他坦率地說:「腦子受了刺激,思想總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專案組再次逼彭德懷寫林彪與高崗在東北時的材料,彭德懷說:「我當年沒有在東北與他們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彭德懷不願意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頭上,通過揭發林彪來為自己開脫「罪責」。在林彪受到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的這個時候,要做到這一點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懷實在被逼得沒有辦法,就說:「給我鋼筆,我想起一點就寫一點。高崗、林彪都是反革命。還有彭德懷。」

1973年6月10日,重病中的彭德懷看到了康生署名「葉進」的文章,除繼續說他「一貫反黨反毛主席」,竟然新加了他也是林彪團夥的新罪名,頓時大怒,指著報紙大聲斥道:「不調查就亂寫。說我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攻擊總路線,攻擊社會主義,破壞工業戰線。把我(在廬山會議上)寫的那封信拿出來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擊。我要永遠記住他的名字,叫葉進,投機分子,陰謀家,不講真理,不調查就亂寫。」接著他又說:「黨內出了特務、內奸,他們要害死我,康生就是個陰謀家、野心家。」

1974年3月24日,專案組在彭德懷重病中對其進行審問。
問:「你和林彪有什麼關係?」
答:「什麼關係?他慘無人道地迫害過我,整過我!」
問:「你們都是反黨集團。」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懷沒有反黨集團,殺頭也沒有。」
問:「我們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現在還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將來還要翻。」

受盡病痛折磨的彭德懷卻一度不願意動手術,面對專案組的質問,他大聲說:「我不相信你們這些人,我得活著,我還有冤屈沒有搞清楚!」又對醫生說:「我彭德懷並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幹革命了。我這條命也是從戰場上撿來的,還能怕什麼。問題是我還背著黑鍋,我必須活著將我的問題說清楚。」

在被硬抬上手術車時,他突然對旁邊的專案組人員大聲喊:「手術前我要見毛主席,我有事要見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見毛主席,把我對問題的看法說清楚!」經侄女彭梅魁耐心勸導後,他終於同意進行手術。

手術做完後,彭德懷甦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淒慘地叫了一聲:「我成了一個廢人!」生前常說「歷史是最無情的。歷史會審判他們,也會對我做出公正的評價」的彭德懷,於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與世長辭。

走過不少槍林彈雨的戰場,彭德懷最終卻被自稱「無產階級左派」的凶犯迫害致死。他們懼怕「彭德懷」這個名字,只能在他的遺體上的白單上寫上「王川」。他們慎怕彭德懷的一切,連他在獄中、病榻上讀過、批注過的62本書,包括《反杜林論》,均被付之一炬。彭德懷遺體被秘密火化時,所花費用是從他生前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支付的。骨灰被偷偷運往四川,編號327,謊稱是32歲的成都人。

来源:天涯獨狼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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