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不是萬能的。但要衡量國家成功與否，卻又很難找到其他標準取而代之。
作為一個國家生產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的貨幣衡量標準，國內生產總值（GDP）被視為一個國家在提高生活標準方面成功與否的指標。政治領導人對GDP這種角色表現出的不滿日益強烈。
11月，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宣布將啟動對國民幸福感的衡量，將考慮到人們的生活滿意度等因素，此前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也宣布過類似計畫。
他們的舉措觸及到了經濟發展狀況的本質：什麼讓我們幸福？怎麼才能讓所有人都更幸福？然而，任何想得到明確答案的人可能都會感到失望。
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衡量國民幸福感項目（Measuring National Well-Being Project）負責人奧林（Paul Allin）說，幸福不僅僅取決於GDP，但很難提出單一指標來代替GDP，我們也不確定這個單一指標就是答案；也許我們住在一個多維世界，就必須要習慣管理合理數量的不同信息。
7日舉行的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會對設立國家成功指標進行了討論，在會議間隙，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成員格雷姆（Carol Graham）對這種情況作出了總結：這就像是新的科學；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過去四十年大多數時間，經濟學家一直對一個悖論迷惑不解，這個悖論使人對GDP作為全球國家成功主要指標的角色產生了質疑。
這個悖論就是，富國國民似乎並不比窮國國民更幸福。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研究發現，沒有證據證明國家的收入──以人均GDP計算──與國民申報的幸福水平有關係。
最近的研究表明，GDP也並不是那麼罪大惡極。賓夕法尼亞大學沃爾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經濟學家賽克斯（Daniel Sacks）、史蒂芬森（Betsey Stevenson）和沃爾夫斯（Justin Wolfers）運用更多的數據和不同的統計學技巧進行研究後發現，人均GDP的特定百分比增幅往往與申報的幸福指數增幅相一致。這種關聯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都存在。
然而，要衡量政策的成功度，GDP是遠遠不夠的。
讓每個人每週工作120個小時能極大提高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水平，但並不能使人們更幸福。消除污染限制能提高每小時勞動產生的GDP，但並不一定會形成一個大家都想居住的世界。
我們的方法是在GDP的基礎上增加平等程度、閑暇時間和壽命等其他客觀因素。8日，在提交給美國經濟學會年會的一份報告中，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克萊諾（Peter Klenow）和瓊斯（Charles Jones）發現，這樣做會有很大的差別。
按照他們的計算方法，若考慮到壽命更長、閑暇時間多和平等程度高的因素，法國和德國的生活標準看起來幾乎與美國相同，若非如此，美國本來會遙遙領先。
克萊諾指出，這種計算有很大困難。首先一點就是，許多國家對壽命等關鍵因素的數據統計很薄弱。
為了對比各國的發展狀況，詢問國民的感覺也許比金錢測量要好。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指出，美國和其他國家，比如說塔吉克，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有極大的不同，要對這些商品和服務的價值進行比較幾乎是不可能的。簡單地詢問人們的生活情況可能更容易，同時準確度也並不遜色。
在許多國家評估整體表現的過程中，問卷調查已經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到荷蘭的生活狀況指數等種類很多，涉及到人際關係和社區參與等因素。
作為衡量國民幸福感的一部分，英國計畫在家庭調查中加入更多主觀問題。
但問卷調查可能也會發出誤導性的政策信號。
比如，沃爾夫斯發現，對美國女性的主觀幸福指數所做的調查表明，她們的幸福感低於四年前，雖然工資、教育和其他客觀衡量因素都有所改善。他說，這並不意味著女權運動應該倒退。相反，這可能與被調查女性期望值升高或更坦率有關。
人們的真實偏好通常都會從行為中表現出來，而不是語言。
調查顯示，有孩子的人往往幸福感低於沒有孩子的人，但人們還是會生孩子，沒人會提倡通過大規模的結紮來改善整體國民的幸福感。
沃爾夫斯說，在這個世界中，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幸福感。
如果你僅僅衡量組成完整生活元素的一部分，那麼就會損及其他部分。
目前，也只能靠決策者選擇看起來最符合目前形勢的成功衡量標準了。這不是最理想的，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已經是最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