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中國學生革命，從中華民國第八年開始，國民革命一步步走偏。
清朝晚期，儒教外夷邊患突然轉成「洋夷邊患」 80年。中華民國最初八年，中國重農抑商、重儒輕法的文官政治，已成重視工商兼重儒輕法的武將政治。軍閥割據，代表中央的北洋政府外交軟弱。1919年巴黎和會《凡爾賽和約》預備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殊權益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即將簽約同意之前，5月4日到6月28日，中國海內外市民從學者和學生到商店和工廠老闆及員工等，以三罷形式廣泛參與，多形式亢進地愛國：超越中國從宋朝到清朝大約千年形成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家人自私傳統與僵死的現實功利理性，市民各階層首次聯合起來。五四運動是小人愛國和大人憂國合成的全民亢奮。
在憂國之文人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與恨政府之教授陳獨秀撰文和策動下，北京學生於5月4日遊行、請願抗議，學生暴力打人和燒房後30多人被捕，群情激憤之下市民聯合罷課、罷市、罷工，向北京政府施壓：11日，北京各大學校長聯合辭職，19日以後全國各地學生持續罷課到6月12日，6月5日以後上海、天津、蘇州、揚州、杭州資本家階層罷市，連帶9萬工人罷工，迫使北洋政府6月10日撤除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13日總理錢能訓辭職。28日，巴黎學生包圍中國代表團所在地， 官員陸征祥聲明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阻止簽約成功。全民聯合使政府強硬些沒大錯，但走國會程序才是正道。
不斷革命卻犯下最大的歷史性的錯誤。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激進、血性的言行很多，不滿北洋軍閥、鄉村紳士的禮教保守，放大資本家和工人的城市力量，中國國民黨掀動國民北伐大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掀動工農蘇維埃運動（工會和農會革命），沈迷於搞街頭政治，全民不甘平庸和不務正業：兩千年以知書達禮聞名於世的學生開始打人和燒房子了；秀才、舉人、進士等研究系的文人通過國會影響不了安福系組閣的徐世昌•錢能訓政府，就策動街頭政治；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罵政府不過癮就罵禮教，罵父親、老師、官員群體，鼓吹俄國工人中的流氓起義和蘇俄極權專制。後果是，剛發揮力量的資本家階層被中共別有用心的弄成革命對象，要搞工人流氓革命。這樣唱戲似的趕人下臺，會有好政府嗎？
從秦朝到清朝，君主制度維繫漢族2100年的延續，舉世無雙。但皇帝家族在滿族愛新覺羅氏家族統治下缺少了自信和理智，男人長辮子和女人裹小腳代表著宋朝理學的僵死，被漢族鄉紳和資本家階層革了命，這既是歷史安排，也是時代必然。可是中華民國才8年，由於五四學生運動，又革鄉紳和資本家階層的命了，罵北洋政府外交軟弱只是藉口。如此五四運動究竟給了中國什麼，福兮禍兮？
查維基百科，五四青年運動俊傑的姓名有：羅家倫、段錫朋、張國燾、傅斯年、瞿秋白、張太雷、於方舟、馬駿、孫越崎、周恩來、鄭振鐸、聞一多、陳潭秋、何葆仁等。這些人是五四時期全國各地的學生領袖，當時是要求罷免三個官員、阻止簽約的同人，後來分道成了中國國民革命、共產革命和憲政革命的領袖。
這些因五四而出名的學生，如果在美國主要就是學者或教授，但在中華民國卻成批地成了反傳統的造反者。這就是五四運動給中國的西貨。這些青年最大的如許德珩才30歲，以為讀了《新青年》，新中國就在掌握中了；小青年如於方舟才19歲，乳臭未乾就以為俄國共產黨建立的是真正的民主國家。這些大小孩在街頭演講借市民力量罷了曹汝霖的官，就想叱吒風雲了，卻沒人能主宰自己的命。
將羅家倫、段錫朋、張國燾、傅斯年、鄧中夏、許德珩、羅章龍、高君宇、羅隆基、王造時、何浩若、瞿秋白、張太雷、於方舟、孫越崎、周恩來、馬駿、鄭振鐸、聞一多、陳潭秋、何葆仁等21人再排列一下，搞國民革命的羅家倫、段錫朋、何浩若、孫越崎4人，壽終正寢者3人；搞共產革命的是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瞿秋白、張太雷、於方舟、周恩來、馬駿、陳潭秋10人，壽終正寢者也只有張國燾、羅章龍、周恩來3人，張、羅還都被共產黨開除了；傅斯年不介入黨爭，許德珩、羅隆基、王造時、鄭振鐸、聞一多、何葆仁各搞各的黨，除傅斯年、聞一多之外，都活到60歲老年以上。命長溫情，命短亢進。
辛亥革命使革命在中國逐漸成了好詞語，民權、民主、共產，越來越激進。國民革命•北伐軍政到1927年就基本終結了，推翻北洋政府好比一場戀愛終結，之後國民黨人就是平平常常地過日子了，煩惱不少，美妙的感覺越來越少。除段錫朋死於1948年51歲，羅家倫這位《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卻在73歲的1969年，與1971年72歲的何浩若，正常地死於臺灣，沒有被批鬥的恐懼。孫越崎於1995年102歲高齡死於大陸。結論：五四革命學生，國民黨人命好。
五四革命者，共產黨人命卻非常不好。鄧中夏，火燒趙家樓的縱火犯罪者，因為五四運動的愛國性質跟梅思平一樣沒有坐北洋政府的監獄，卻於39歲時的1933年，因企圖顛覆中華民國最好時期的南京政府，先被監禁後被處死。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他共產革命者，於方舟死於1928年28歲，高君宇死於1925年29歲，瞿秋白死於1935年36歲，張太雷死於1928年30歲，馬駿死於1928年33歲，陳潭秋死於1943年47歲。可以說，共產革命是黃泉快車道。
五四學生革命者，後來上了共產革命黃泉快車道卻命長的有周恩來、張國燾、羅章龍三人。周恩來死於1976年78歲，張國燾死於1979年82歲，羅章龍死於1995年98歲。周恩來是參加共產主義革命到老至死的，最終結局不僅是被癌症折磨得但求早死卻不成，而且死後還被撮骨揚灰，其罪孽深重得再無來世。張國燾、羅章龍，在共產革命陣營中職位都曾經比毛澤東高。張國燾棄暗投明，成為國民黨人，不僅壽終正寢，而且入土為安，看來生命之德還沒耗盡，還能轉世。而毛澤東死了卻還要放在水晶棺材裡不准入土，不得超生轉世。羅章龍這位火燒趙家樓縱火犯，為何後來會比梅思平和鄧中夏命好，沒有被判死刑？箇中原因還須審視，這裡因果很複雜。但他不僅比毛澤東命長16年，而且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統治大陸，他改邪歸正跟安然教書必有關係。這就是歷史的公正。
國民黨人挨罵多，命卻長。共產黨人短命鬼多。如此結語不深刻，卻能簡易推出四點：1、學生革命是人生的幼稚狀態，不值得推崇；2、共產革命奪人性命；共產黨不是個好玩藝，誰加入都要受傷害，或者參與害人。3、誰脫離共產黨誰好。4、現代社會，學生最好別參與革命，非要經歷，千萬別惹共產主義革命。
再來淺析一下傅斯年、許德珩、羅隆基、王造時、鄭振鐸、聞一多、何葆仁7人的死亡。聞一多死於1946年47歲，國共內戰前夕，這個捲入政治的學者死於被謀殺，共產黨說是被國民黨殺，但被共產黨殺顯然更有益於栽贓國民黨，更合乎共產黨的奸詐本性。傅斯年死於1950年54歲，這位五四遊行總指揮，後來畢生不參加黨爭，告別革命而專心學術，這是其聰明之處和學生成為學者的正路，所以能好死在臺北，受到中華民國的隆重追悼，沒活過60歲恐怕跟其對操心為民國的蔣介石極不恭敬不無關係，知書者不達禮難免不被上天怪罪。鄭振鐸死於1958年60歲，剛剛經歷了中共反右運動，經歷了極度的恐懼。王造時死於1971年68歲，正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相比他在五四運動時期兩次被北洋政府逮捕兩次輕鬆脫身，他很清楚中共北京政府的極度凶殘。羅隆基死於1965年69歲，反右之後極度鬱悶，死在文革之前成了很好的解脫。何葆仁死於1978年82歲，這位廈門籍的新加坡華人當時參與遊行純屬救亡愛國的心，抗戰爆發後再度激動也是一樣，不偏激地做該做的事，所以高齡。他1949年重返新加坡經商，說明他很清楚共產革命惹不得，懂得退出。許德珩，這位《五四宣言》的起草者當年30歲，只請願不放火，國民革命勝利即退，死於1990年100歲，理性中庸真好。
五四中21位學生，都是反傳統的全盤西化主張者，是青年革命者，屬於共產革命者的最激進，屬於國民革命者和憲政革命者的較溫和，思維比較理性或者逐漸轉向理性。比較或趨向理性的學生革命者長壽者較多。愛國要理性不要激情。
學生激情革命不解決實質問題。五四運動兩年後的1922年2月，中國和日本在華盛頓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青島和膠濟鐵路權益才回歸中國。這當然有五四運動民主壓力的功勞，但北洋政府外交談判也功不可沒。歷史是各階層力量的合力運動，無論中華古代皇朝，還是民國憲政，解決問題都必須理性協商，需要等待時機。五四運動使和而不同的斯文君子被小人革命運動（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邊緣化；其後果之一是：民生主義政策的政府代表席位被民權、民生主義的平民（學生和文人）的文章、結社、遊行衝擊得四分五裂，沒有權威。
五四運動削弱北洋皖系政府權威之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居然可以藉助軍事戰爭的勝利到北京用奉系強權代表中央。強權者匪氣大，思維被私心和野性支配。張學良為保東北軍力居然可以讓日軍輕易佔領東北，可以幫助紅軍匪幫死裡逃生。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對此至今尚無清晰的認識，集體神智不清地遷怒中國禮教文化。民國青年被《新青年》和《每週評論》蠱惑心智，急切中以民主與科學思想為強國西藥，將官員當政治蛔蟲打，不斷掀起新政府取代舊政府的新革命。
學生革命敢亂來。中國國民革命，從五四運動開始，被不專心致學的學生煽動走上邪道：政府成為學生的政治玩具。愛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青年居然成了中國的希望。梅思平火燒趙家樓，張學良綁架蔣介石，暴力一線牽。大學生1919年被中華民國縱容，大陸政權給了共產黨，推中共走上天安門；1989年嘗試奪回天安門，被中共坦克破膽之後，比兔子還乖，敢喝過期酸奶，不敢退過期團隊。
中國大學生火燒趙家樓，促成共產黨壞人當道61年。欲知詳細，繼續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