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地幫助低收入的社會群體，不僅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急需解決的難題，而且是先富起來的部分國民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但由於政治體制瓶頸的侷限和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因素，中國的兩極分化已形成了很大的鴻溝，似乎富人還沒有認識到關係個人財富和安全的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貧者更貧，富者更富，正在把社會推向激烈動盪的危險邊緣，近期的中央政治局沒有迴避這方面的矛盾，但也沒有使人看到切實有效的措施，作為一個獨立的評論人士，為此深感憂慮和激憤。
圖片： 三輪車伕坐在車上示威，要求交警歸還其車輛。 （《青年時報》照片/姜維平提供）
據《青年時報》披露，12月1日下午4點30分，浙江省溫州市交警支隊一大隊民警，在鹿城路三橋地段例行檢查時，發現3輛無牌證電瓶三輪車在非法營運。交警帶領「協警」上前查處。
報導中描述說，一個三輪車伕一腳踹向旁邊的協警，發動車子想逃跑。協警「伸手去拉他，結果他的頭撞了一下，身上開始流血」。隨後，這名三輪車車伕躺在地上，要求交警歸還其車輛。
於是，這起震驚海內外的群體性事件就發生了。
報導說，下午5：30左右，鹿城區黃龍派出所接到報警後趕到現場，這時，一名三輪車伕通過對講機，呼叫來數十名三輪車伕「助陣」。圍觀的群眾也越來越多，最後多達上千人，鹿城路周邊路段發生交通擁堵。鹿城區警方調集周邊派出所及防暴警等趕到現場維持秩序，直到當晚7點30分，周邊交通秩序才恢復正常。
我想，到底是誰先動手的？當地媒體肯定以警方的冠冕唐皇的說辭為準，但既便退一步，完全相信官方的說法，依然可以看出破綻：什麽叫「交警帶領協警」？交警有權查驗三輪車主的身份和車證，但「協警」是個什麽東西？誰給了他權利？想必如果抵賴不過去，將來好把打人的責任推到沒有正式編製的「協警」身上，交警可以嫁禍於人。
從這裡就看出了問題的實質，即公權力對無產者的壓迫。他們都有一個全國一樣的執法違法程序：警察動輒打人罵人，打傷或打死人之前，都準備好了替死鬼！因此，暴力執法在前，暴力抗法在後。
假如民警按章文明執法，說理勸告，就絕對不需要什麽「協警」，就不會衝突和流血，也就沒有「交警帶領協警」執法的故事。
我不相信，作為弱勢群體即無產者的三輪車主無照經營，先打了民警，還敢坐在警車上示威抗議？他心裏如果沒有憤懣和委屈，沒有以死抗爭的決心，就不敢出現在這樣悲壯的生活畫面裡？！由媒體的謊言，我斷定是交警或協警，先毆打了三輪車主，車主忍無可忍，予以自衛還擊，才引發了這起無產者的抗暴事件。
其實，類似群體事件已充滿了報章，加上那些隱瞞不報的，大事化小的，多的不勝枚舉，我2000年以前，在薄熙來當政時的大連，就見識了數十起，薄熙來重用大連巡警支隊政委彭某毅，搞了一個大連綜合治理辦公室，他當主任，經常帶領一批黑社會分子在大連火車站前，對那些三輪摩托車主進行「專政」，其手段與上述的情況類似，彷彿全國一盤棋，他們都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我認為，這是中國的政治體製造成的，即掌權的統治者已成了權貴資本家的代表，只留下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空殼，政府考慮一切問題不會以窮人為本，而三輪車主則是貨真價實的「無產者」，他們「無產」到了連生存權都徹底喪失，生命權受到侵犯和威脅的地步，一方面政府可以冷酷地封堵他們的生活來源，使他們的家人喝西北風，另一方面可以隨時驅逐，毆打和拘留他們，還不時反咬一口，枉法追訴，車主的全部身家性命都集三輪車於一輛，其慘況歷史少見，他們僅靠微薄收入養家餬口，飢寒交迫，一無所有，但也不能打動警察的心！
別看小小的中國警察，大都是腰纏萬貫的有產者，11月12日，山西省洪洞縣被人用狗鏈勒死的民警王健雄，韓惠芳夫婦就是例證。
這些腦滿腸肥，養尊處優的民警，已經墮落到了像政府高官配備秘書一樣的地步，還得有幾個墊背的「協警」相伴！由此可見，兩極分化和惡化已經到了多麽可怕的程度。整個社會成了巨大的火藥桶，加柴最多的人就是警察！
如果政府換個思維角度，為窮人考慮一下，就會情況不同：
那些流汗又流血的三輪車主，如果有比拉人力車更好的工作，他們會這樣起早貪黑，辛苦養家嗎？
誰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學，大人工作，吃飯，穿衣，生老病死，寒來暑往，他們掙紮在社會的最底層，多麽不容易啊！政府是干什麽的？包括警察在內的政府公務員，應當千方百計地創造就業機會，給他們安排適當的足以維持溫飽的工作，如果不能，就沒有任何理由和藉口驅趕他們！如果發生衝突，政府應當承擔全部的責任，豈有它哉？
然而，實在不幸，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沒有了這種制約官員的動力。
正因為無產者的人微言輕，悲慘無望，他們才發生了一些可喜的變化。據報導，無牌無證三輪車伕目前呈現出了三大趨勢：
第一，三輪車伕一般以老鄉為紐帶，形成團體。他們相互協助，信息共享。有的甚至拼湊成立「基金會」{其實就是獨立工會的萌芽}，如果有人的車被查，基金會拿出錢給他再買一輛。
第二，他們有自己的「諜報組織」，每個三輪車伕定期繳納一定的信息費。三輪車伕都配備了對講機，「諜報員」負責在交警隊門口放哨跟蹤，一有風聲，便通過對講機向三輪車伕通風報信。
第三，幾次「暴力抗法」以及產生「蝴蝶效應」。例如，今年6月，溫州市區六虹橋路，在查扣一輛無牌無證電動三輪車的過程中，執勤警車被眾多三輪車伕掀翻。警車玻璃被砸。。。。。。這說明中國政改的滯後已使社會矛盾，達到了類似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嚴重地步，只要一有風吹草動，立即星火燎原。
以上國內媒體由體制決定，在披露此事後，又不得不做出這樣分析：發生多次暴力抗法的問題出在哪？不在於三輪車主和交警，也不在於農民工在不在城市，而在於社會問題上。
今天這件事聚集上千人，政府出動防暴警察，明天圍觀上萬人是不是要動用軍隊？問題根本在於人心。「民心工程」不是喊出來的！。。。。。。
我認為，他講對了一半，這起事件錯責全在警察，與三輪車伕無關，如果政府官員是老百姓一人一票海選出來的，其領導下的警察就會順應民意，保護他們謀生而不是相反，大家都有了足以溫飽的工作和社會福利，就絕對不會出現以上的流血事件。所以，常看《國內動態清樣》的溫家寶說，不改革死路一條！
該報導還說，整治人力三輪車，溫州市政府的方法治標不治本，每次整治後又會迎來新一輪的報復性反彈。
對於無證無牌三輪車的管理，溫州交警部門很「無奈」：去年，溫州市區交警查扣了近5萬輛，而整個市區的交警只有600多人。讀到這裡，人們似乎又要墜入警察治國的惡性循環之中，我們切不可接受這種慢性自殺的結論。
中國的問題由此事件可窺一斑，但其絕非溫州之獨有，當一個小城的市長和書記動輒貪腐千萬，當一個縣的小警察能在美國養起三個大學生，「無產者」的路在哪裡啊？他們怎能不拉三輪車，三輪車主怎能安生，安生不成怎能不和政府警察拚命？！
正如網民所言：「這世道誰敢暴力抗法？除非活不下去了」？
另一個網友回覆道：「當弱勢不再弱勢的時候,當流氓無產者殺所謂的土豪的時候，這個國家政權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是的，「無產者」不僅人數眾多，而且一定是「無畏」的，「無產無畏者」將改變中國！
2010年12月4日，即被捕10週年紀念日，寫於多倫多。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