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身交罰款」的小單子用A4紙印了100份，還用一張綠色的大紙手抄了一份。
楊支柱的名片上印著：布票、糧票沒了，人票還在。人票是什麼？准生證
週日裡的中國人民大學西門過街天橋，人來人往。有風吹過，楊支柱需要用穿涼鞋的雙腳踩著那張寫滿字的綠色大紙，避免被風吹走。這讓他感到彆扭，他先是想蹲著，覺得難受，又想站著，最後還是選擇了靠著鐵欄杆坐下。人群很快圍了上來，神情疑惑地看著這位身著藍色T恤和大褲衩、戴著眼鏡的中年男人。楊支柱滿不在乎，臉上偶露微笑。
一位路過的女士看著楊支柱面前的綠色大紙，開始念上面的字：「賣身交罰款……」
綠色大紙上的正文是：
我叫楊支柱，原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懷孕，不忍墮胎，於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個女兒，我今年4月被學校下崗。現在我工資單上每月應發工資960元，實發工資368元。兩個月後再減960元，變負數了。北京市海淀區計畫生育委員會又向我徵收24萬所謂「社會撫養費」，我無力繳納，只好把自己賣了。考慮到賣身之後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拒絕好心人的捐助，因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蟲。
本賣身要約附條件，僅在海淀區人民法院發出執行裁定時生效。
楊支柱請朋友用攝像機把整個過程拍了下來。他其實並不想這麼快就將這段視頻發到網路上。「拍了視頻後，需要在學院裡再拍些照片，正好有學院的兩位家屬走過，她們說，不介意我們也拍一下吧。我說，想拍就拍吧。很快，在網上就看到了我‘賣身交罰款’的照片。」
於是，楊支柱乾脆將視頻提前發到了網路上。
超生下崗
對於楊支柱來說，很多事情都出乎意料地「提前」了。
自從2006年有了第一個女兒之後，楊支柱就想著再要第二個孩子。但妻子陳虹在外企工作，生孩子意味著丟掉工作。「她是搞工科的，過兩年可能就會落伍，她是有顧慮的。」2008年，由於金融危機的到來，陳虹失業在家，不久，她意外懷孕了。「我們喜歡孩子，還沒來得及計畫，孩子就來了。」
楊支柱和妻子決定將這個孩子生下來。「其實也不是沒想過辦法逃避處罰，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來生，然後帶回來說是親戚家的孩子。可是都放棄了，因為怕麻煩別人，因為覺得沒有尊嚴。」這是陳虹當時的想法。
這個計畫最初是保密的。雖然隨著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增大，總有一天會被外界知曉，但學校還是「提前」知道了楊支柱夫婦打算要第二個孩子的消息。「這是有人去告密。」在北京，計生委的一項新措施是：舉報「超生」可酌情獲得獎勵。舉報箱也挂了出來。
學校的各位領導開始找楊支柱去談話，談話的中心是：你作為教法律的教師，怎麼能不遵守國家法律呢？「遵守國家法律的意思其實就是讓我們去墮胎。」
三番五次的談話並沒有讓楊支柱打消生第二個孩子的念頭，他的態度很堅決。到後來，有關方面見沒什麼效果，就開始催促楊支柱簽一個保證書，保證為這第二個「超生」的孩子繳納「社會撫養費」。楊支柱並不打算簽這個保證書。「他們想送上門來讓我簽，我說，你們要是說好什麼時候來，我那個時候就肯定不在家，來了也找不著我。」
讓學校頭疼的事情終究還是發生了。2009年12月21日，楊支柱有了自己的第二個女兒。「我們學校的計生工作幾十年來都是先進，管計生工作的人年年得獎，這回得不了獎了。」現在，是學校的領導經常被上級找去談話了。
在學校裡，楊支柱感覺到了周圍人一種矛盾的心理。「學校這些人的內心是很複雜的，他們其實也想要兩個孩子，他們一方面是羨慕我，一方面又很惱火。領導被要求寫檢討，經常開會，每個人還要寫保證書，要對計畫生育進行目標管理，保證不能再出現象我這樣的事情了。這些事情讓他們很煩。」
到了2010年3月18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給楊支柱做出了處罰決定，除了給他記大過處分外，還責成法律系解除楊支柱副教授教學崗位聘任，停止發放楊支柱獨生子女獎勵，要求其退還已領取的獎勵費，收回其《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3年內不得參評先進個人，不得提職，並取消一次工資調級。
楊支柱原本並不想這麼早就對外說自己「下崗」的事情，但又「提前」了。
在一個「外地孩子在北京接受義務教育」的討論會上，楊支柱私下裡向朋友說到自己「下崗」的事情。「不知道是誰把我的事情放到推特上推了一把，但影響也不是很大。」
不久，《京華時報》報導了楊支柱因為「超生」而「下崗」的事情，報導經由各個網站傳播，迅速引起了廣泛關注。
接受媒體採訪成了楊支柱「下崗」半年以來主要的事務之一。他算了算，在這半年裡，他至少接受了五六十家國內外媒體的採訪。隨著媒體的關注越來越多，學校找過他，希望他不要再接受採訪了。
週末，楊支柱在校園裡走著，會有人遠遠地看他幾眼，他現在是學校裡最有名的人。學生見到他，叫一聲：楊老師。他之前上的課，學生挺喜歡。
他下崗之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5位教師聯名上書，請求校方收回處罰楊支柱的決定，他們在信中寫道：「無論從公民權利的角度，還是從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角度，現行的計畫生育政策已經到了非調整不可的時候。開放二胎生育，是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呼籲，也是中國人口學界多數專家的共識。一個時期以來，楊支柱老師從法學的角度，以言論和行動推進這一公共政策的改變，其識其膽，令人敬佩。」
一向反對計畫生育
楊支柱遠在湖南老家的父親只是知道他生了第二個小孩，並不知道他為此而下崗。「他以為我神通廣大，花點錢就搞定了。」楊支柱覺得花錢擺平這件事也不是沒有可能性，但他不願意去做。「我整天批人家，現在花錢賄賂人家，弄個准生證，那不是自己給自己臉上抹黑麼？我做不到。」
生於1966年的楊支柱是家裡的老三。他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他覺得家裡有3個小孩是很好的事情。「家裡有3個小孩的話，你就會有一個旁觀的角度，他們倆說話，我旁觀，兩個人的話，永遠沒有旁觀的立場。我做為家裡最小的孩子也有優勢，我以前沒事幹就看我哥的書，這種自學能力很受用的。」
楊支柱的父親是小學老師，曾經在部隊上待了9年。「他這樣在外邊闖蕩了多年回來的人跟世世代代在山溝裡不出門的人的思想是不一樣的。」
40多年前，在湖南老家，楊支柱的母親是當地最早做絕育手術的人。「那個時候是60年代，沒有誰要求這樣做，她自己去做的。家裡人不想要這麼多孩子。我父親還說，兒女雙全，兩個就夠了。他們連我都不想要，我媽懷上了我之後，我的外婆不同意墮胎。」
楊支柱覺得自己作為「老三」的身份影響了他對於計畫生育的態度。「我向來反對計畫生育政策跟我自己在家裡的排行有一定關係，我不是老大，只能生一個的話就沒我了，人本能上會有這樣的反應，對於消滅自己的政策會有牴觸。」
楊支柱在70年代上小學的時候，就知道了「計畫生育」這回事。「當時農村的計畫生育還沒有一胎化，生兩個三個是可以的，別生第四個就可以了，後來就越來越嚴了。」
有一件事情讓小學時期的楊支柱印象極深。村裡開始搞計畫生育的時候，免費給村裡人發了許多避孕套，但基本上「沒人用那玩意兒」。楊支柱和村裡的小孩沒什麼東西可玩，就用這些避孕套當氣球吹。「村裡人看到我們在吹避孕套，就前來制止，說，這個東西是用來裝小雞雞的，不能吹。」
在楊支柱的印象中，當時的人們對於「計畫生育」還是很聽話的，因為「家裡的糧食都是生產隊發的，你的飯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逃跑了到哪裡去吃飯呢？」
到了後來，計畫生育政策越來越嚴，反抗也越來越厲害。反抗的形式很多，大多採取「逃跑」這樣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當然，有超生的人回來發現家裡房子被扒了，拿刀去砍計生幹部的也有。」
楊支柱認為「超生」的情況愈來愈多與家庭經濟上的相對獨立有關。「一方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後，糧食是自己種的，不需要你生產隊給我發糧食，在經濟上控制個人的力度下降了。另外一方面，計畫生育政策收緊，導致人們對這個政策非常不滿，反抗力度增強了。」
楊支柱向來反對計畫生育的一個原因是：強制節育、強制墮胎使得人沒有尊嚴，尤其是母親沒有尊嚴。2004年，楊支柱和妻子陳虹結婚，他曾經對妻子說：「你生多少個我就養多少個，我肯定不嫌多。女人生孩子要付出更多，身體上也遭罪，女人都願意遭罪，你男人不願意養就太不男人了。」
到了2006年，也就是楊支柱的大女兒出生的那一年，他看了人口問題專家何亞福、易富賢等人的大量文章。「這些東西對我震動很大。」楊支柱對中國人口問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對計畫生育政策更加反感，他開始撰寫大量的批評計畫生育的文章。
「從我與老楊登記結婚那天起，我就知道他是反對計畫生育政策的，他說他不反對計畫生育，但計畫應該是夫妻兩個人的事，國家沒有理由插手，更不要說用各種強制手段。」陳虹說。
「布票、糧票沒了，人票還在」
「十一」長假已經結束，但楊支柱的「長假」還沒有結束。早上，他會去法律系的信箱拿自己的郵件。這天，有他的郵包，裡面裝著雜誌，上面刊登有他剛發表的文章--《「越窮越生，越生越窮」辨》。楊支柱在文章裡寫道：「雖然孩子在短時期內確是家庭負擔，但暫時‘越生越窮’的首要原因並不是生孩子本身，而是高額的‘社會撫養費’。」
下崗在家的楊支柱主要靠寫稿來獲得收入。其中關於計畫生育的稿子越來越多，「佔了一大半」，他主要關注的是計畫生育帶來的人權問題和對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威脅。
楊支柱從來不把自己視作經濟動物，他沒有過多考慮在北京養兩個小孩的經濟負擔問題。「我一直不富裕，但一直也沒到窮苦潦倒的地步。現在我們兩口子都下崗在家，每個月掙的錢也夠開銷。我現在不用上課，寫的東西多，一個月有6000多塊錢稿費。以前有教職的話，學校給的錢也是少的，不到5000塊。我的崗位級別定得很低，拿的收入是教師裡最少的，比講師還低，我不願意跟人競爭，幹嘛啊。」
一些律師事務所想請楊支柱去做律師，但他不樂意，他喜歡的是寫東西發表言論。寫時評似乎是非常符合他性格的一件事情。「我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人，說話不經意間就得罪人了，口無遮攔，瞭解我的人也不計較，知道我就這麼個人。」
楊支柱說話時帶有湖南口音，而且容易激動，語調一下就上去了。在他的博客留言裡，經常能看到他和網友「抬槓」。
「賣身交罰款」的事情就是他和網友「抬槓」弄出來的。他因為「超生」被海淀區計生委催交罰款的事情出來後，有人在網上留言，說他慫，哭窮。楊支柱很不爽，說，我還希望他們多罰點呢，越多越好。但到哪裡找這麼多錢呢？幾番「抬槓」的結果是：把自己給賣了。
有了「把自己賣了」的這個想法之後，他就找到了一直給他拍記錄片的朋友。「他們從我的孩子出生時就開始拍了。」朋友給他想了法子，先去踩點。「過了兩天，他們告訴我，點踩好了，開始干吧。」
「賣身交罰款」的小單子用A4紙印了100份，還用一張綠色的大紙手抄了一份。這些都是道具。
拍攝的第一個地點是在「計畫生育舉報箱」旁邊。「在箱子旁邊貼了一張小單子，然後就在那裡拍。」
第二個地點是在工作欄邊上。「這個工作欄上什麼都有，有獨生子女獎勵啊，有老年人補助啊，有徵兵啊，要解說這些的話，都可以扯到計畫生育上來。在這個地方又拍了一小段。」重頭戲就是讓楊支柱拿著那張綠色大紙，在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上「賣自己」。
選擇此地拍攝是經過大家周密討論的。「要找個人多的地方拍，但是不能上天安門廣場這麼敏感的地方去啊。這個地方不怎麼敏感，人也比較多。挑的時間是週日，週日沒什麼警察。即使警察知道了，過來也需要一段時間，我們就走了。我們做這個事情堵塞交通也不合適，選在天橋上不堵塞交通，咱們不想給社會造成實際的麻煩，只是拍個片子。」
楊支柱原本打算11月底才將此視頻放到網路上去。「因為那個時間我要到海淀區法院去為這件事情起訴。我起訴不是為了指望--贏，而是指望--拖。我是想著把這件事給拖黃了。要拖黃的話，我是起訴得越晚越好，他們審理得越慢越好。拖幾個月，2011年‘兩會’至少就拖過去了。說不定‘兩會’之後，計畫生育政策就有變化了。我要讓法院感到壓力，要他們感覺到這是燙手的山芋，他們何必把社會的唾沫引到自己身上來呢，對吧？擱上兩年我肯定贏了。到時候計畫生育沒有了，你還找我收什麼錢？」
楊支柱對「計畫生育政策的改變」這件事情很有信心，他認為這取決於大家的努力。「大家努力一點就快一點改變，大家沒這麼努力就慢一點。」
採訪結束的時候，楊支柱過來把他的名片遞給本刊記者，「楊支柱」的名字上面印著：布票、糧票沒了，人票還在。「人票是什麼？」「准生證。」楊支柱笑著說。
他是一個樂觀的人。從頭到尾他都在用快速、激動甚至略帶搞笑的語調說話。他說他除了覺得採訪多了有點累之外，這半年來沒什麼好緊張的。就像他「賣身交罰款」會被人認為是多麼的「慘」，其實，當他踩著那張綠色的大紙，坐在天橋上被人圍觀時，心裏想的是：很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