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郎咸平對海爾、格林柯爾和TCL產權改革過程中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批評，引發了一場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當時的大討論捲入了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討論的重心也從最初的管理層收購（MBO）是否應該停止，上升到了國企產權改革是否應該停止的高度。
時過境遷，2004年「國退民進」的大背景已悄然演變成了「國進民退」，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國企）也從燙手的山芋變成了香餑餑，自我改革的動力已經不足。中國還需不需要大量國企？國企的定位是什麼？改革的方向何在？是否應該繼續推進產權私有化改革？這是一系列不容迴避的問題，而且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事關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2004年那次大討論的遺產，找到各界已有的共識和差異。
先說共識。第一，無論是被貼上新左派標籤還是新自由主義標籤的學者，都沒有否認國企改革的必要性，也沒有否認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只是具體實現路徑上有所差異；第二，上述兩類學者中大多數都認為管理層收購不是國企產權改革的唯一路徑，因為這極容易帶來「內部人控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第三，兩類學者都認識到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危害，主張應該立法保證產權交易更加透明和規範；第四，即使是被貼上新自由主義標籤的學者也不否認應該保留少量的超大型國企，他們認為在這些領域應先引入市場競爭然後再進行產權改革；最後，兩類學者似乎都沒有否認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價值」，特別是新左派經濟學者，雖然他們認為中國仍然需要大量國有企業加快推動工業化進程，但也承認必須要通過民主和法治等手段限制行政權力、監管國有企業，而且，他們也並不主張要封殺或者擠壓私營經濟，把他們貼上主張集權或者大政府的標籤並不公允，也不恰當。
再說差異。其實，兩類學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學理上，而不是體現在實踐上，他們之間最針鋒相對的問題是──國企能否克服所謂的「所有者缺位」？如果能夠克服，那麼產權改革就不是國企改革的唯一路徑；如果不能，那麼就必須把所有國企都進行產權改革，也就是私有化。
正是所有國企都必須進行產權改革這一說法遭到了新左派學者強烈的反擊，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學者自己下定義來證明論點的正確，也就是先說產權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個人手裡所有者才不缺位，否則就是「所有者缺位」，這就像說「男人是人，所以女人不是人」一樣。新左派學者認為，如果照這樣說的話，那麼主張「主權在民」 的政府就必須是專制君主制才會有效率，因為只有這樣所有者才不缺位。另外，有些新自由主義學者也承認應該保留一些大型國企，而且其他國家比如德國和法國等都保留了一定比例的相當有競爭力的國企，這也讓新自由主義學者難以解釋。
新左派學者認為只要法律規定了國企是「全民所有」，就不存在法理上的「所有者缺位」，關鍵是如何避免所有者難以行使權利所導致的事實上的「所有者缺位」，如果克服了這一點國企就會有效率。從這一意義上講，新左派學者更看重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國企改革的關鍵在於如何監管和剝離政策性負擔，是引入充分競爭，而不是產權改革。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只能由大型國企來推動，因為中國傳統的不信任文化、輕視規則的文化，導致民營企業難以自發壯大，最近國美電器的控制權之爭可作為註腳。
細心的人可以看出，新左派學者並不是集權主義者，他們認為不是政府太大，而是「官」太大，不受約束，從而導致腐敗橫生和國企低效，如果政治體制進行相應改革，就可以避免國企低效。信奉純粹市場經濟的張維迎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市場的邏輯》一書中也承認：「政治民主或許會使國有企業運作得更好……。然後我深信，不論什麼政治體制，我的總體論點都成立（即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不相容）。當然，只有歷史才會告訴我們真相。」
由於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經常見諸於各大報端，所以在此更多地介紹了新左派學者的觀點。而且，新左派學者的部分觀點也正在被政府有所扭曲地踐行，所以有必要知道他們的基本主張。比如現在的國企改革主要集中在監管制度、人事和薪酬制度上，這是新左派學者的主張，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國有股平分給全民等極端的私有化做法並不為政府所接受，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並非一目瞭然。
目前的問題是，新左派學者主張的依靠民主和法治保證國有企業高效率生存、用大企業推動技術進步從而帶動小企業發展的路徑並沒有被政府完全接受，現存的超大型國企成了一小撮獨立的既得利益集團，民主和法治的建立舉步維艱；而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發展民營經濟、用民富推動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進而推動民主和法治的主張也是障礙重重，而且民營經濟能否擔此大任也存在不確定性。也許，現在該是進行一場國企改革大討論的時候了，不僅為國企定位，也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模式定位，更為中國如何走向民主和法治國家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