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Shakespeare)筆下的凱撒大帝 (Julius Caesar)希望自己周圍都是膘肥體胖的人，因為精瘦、飢餓的人比較危險。如果該準則同樣適用於國際關係，那麼，世界其它各國應該會對上週的一則消息表示歡迎：即，按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遺憾的是，名義GDP並不能很好地反映出一個自在滿足、對外無威脅國家的內部實情。人均收入是一個相對更好的指標——儘管可能並非完美。所以，鑒於中國3678美元的人均收入尚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上述轉折點可能不會給凱撒帶來多少安慰，因為儘管中國近年的增長速度驚人，但它顯然仍是一個很窮的國家。
一個令人不安的歷史事實是：全球經濟中的重大權力轉移是危險的。它們往往伴隨著極度的金融混亂、匯率動盪與貿易摩擦。這是因為，胸懷大志的新起之秀通常是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債權國，不願承擔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職責。
想想一戰後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變。自1918年起，儘管從盟國那裡收取了戰債，但美國拒絕了《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treaty)、退出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對德國賠款問題袖手旁觀。英國在貿易上的自由開放態度，使美國實現了巨額貿易順差。此外，在興旺的20世紀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年輕無經驗的美聯儲(Fed)推行了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且不明智地努力支撐狀況不佳的英鎊。
當美聯儲姍姍來遲地在 1929年將由此導致的泡沫戳破時，爵士樂時代(Jazz Age)戛然而止、銀行陷入崩潰、蕭條緊隨而至。美國將自身需求不足問題輸出至其它國家的做法，使得它未能提供領導力，阻止災難性競相貶值的爆發，而且，它也不願意扮演瀕臨破產銀行全球最後貸款人的角色。
第二個例子是戰後的日本。日本的經濟增長是出口導向型，且受到了日元低估與出口補貼的推動。只要日本不是經濟大國，這個模式就還管用。然而，到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已經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它還擁有巨額對美貿易順差。
國際社會在里根時代(Reagan era)解決失衡與穩定被高估美元的努力，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尤其是，與美聯儲1927年支撐英鎊一樣，日本對日元兌美元匯率的干預，也推動了泡沫的形成。泡沫被戳破後，日本陷入了長達20年的經濟停滯。
美國所面臨的中國挑戰也屬於出口導向型，且中國經常賬戶盈餘是歐亞儲蓄過度的最大促成因素。儲蓄過度導致了信貸泡沫、全球失衡，這些是金融危機背後的因素。儘管中國取得了成功，但它的經濟模式導致了浪費的過度投資，且沒有讓老百姓享受到足夠的好處——中國老百姓私人消費在GDP中所佔份額是亞洲最低的。在一個經濟以兩位數速度增長的國家，就業率每年的增長率僅為區區的1%，且儲蓄的實際回報率為負。與日本的鼎盛時期一樣，中國人目前的生活質量比人均收入數字顯示的還要差，污染、摻假食品與糟糕的就業環境給健康帶來了諸多威脅。
中國以人民幣低估推動的出口導向型增長迄今之所以可行，僅僅是因為美國與其它赤字國家一直願意經營巨額債務，為家庭消費及如今的政府支出融資。困難在於，由此導致的失衡並非是可持續的，因為債務枯竭的那一點正在靠近。不過，正如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爾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在新書《全球化裂口》(Globalisation Fractures)中所辯稱的，各國政府應對危機的政策，太過於狹隘地關注金融問題，而忽略了全球失衡。該書主要寫的是領先工業國家政策的不相容性。
世界經濟所需要的是，債務國與債權國重新讓自身的經濟恢復平衡。債務國需要整理它們的資產負債表，債權國需要增加國內消費、允許本國貨幣升值、減輕對出口的依賴。這也會給中國帶來好處，因為中國的經濟正處於失衡狀態。它無法在維持人為低匯率的同時，阻止通脹、資產價格泡沫等諸多問題。不過，改革所面臨的障礙是巨大的。杜馬斯表示，增加消費的再平衡舉措，其關鍵或許在於政府放鬆對其公民的控制，而這不太可能會發生。此外，還會有強大的團體遊說政府不要實施此類改革，尤其是效率低下的生產商。廉價的人民幣讓這些生產商不需要付出多大力氣就能獲取利潤，且他們的經濟生存仍依賴於人民幣的繼續低估。
因此，目前存在一個中國政策僵局。世界如何逃脫中國增長模式可能帶來的可怕的經濟後果？一種做法或許是勉強對付過去：美國以放鬆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做法，應付即將到來的經濟放緩，而代價是債務高企與隨後的信貸緊縮。另一種做法是，美國財政保守派阻止預算放鬆，但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這將導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收縮得更早，而非更晚。
不管採取哪種做法，中國遭遇保護主義反彈的風險都將增加。不管在哪種情景下，全球債權國最終將會看到它們的主要市場逐漸枯竭。主要區別只在於時間的不同。或許，你會問，這些債權國何時才會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