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深圳員工「十二跳」轟動全球，但「第一跳」死者馬向前死因成謎，屍體仍放在殯儀館內。富士康保安、稽查、質檢員、線長、組 長等高壓層級式的監視系統，配以嚴厲苛刻的「連坐」懲罰，要求犯錯工人寫檢討書並被當眾羞辱，成為最有競爭力的系統，但也是最使人「異化」的系統。它與當 今中國的社會體制相遇，讓西方早已揚棄的泰勒主義——反人性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發展到極致，成為連環自殺的悲劇根源。
轟動全球的富士康「十二跳」似乎已從人們的視線淡忘，但很多人不曉得，富士康今年初「第一跳」的死者馬向前的屍體，還放在深圳市殯儀館內，不能落土為安，也不能火化，因為死者的家屬一直懷疑，從馬向前的屍體上看到的可疑傷痕，顯示可能不是自殺，陳屍之處甚至不是第一現場。
家屬要求富士康當局「給一個說法」，也要求公安介入調查，但至今還不能如願，檢方還未能立案，而屍體就停在那邊。家屬懷疑馬向前之死，和廠區內勢力強大的保安有關。他們認為：如果不是保安錯手殺了人，那麼工人在廠區內遇害，保安部門也該負上了不可推卻的責任。
富士康保安部門面對這樣懷疑的眼光，也因為它有一層神秘的色彩。它的人數對外界來說始終是個謎。一位基層的保安透露：富士康的保安系統有五千多人，負責維持 深圳約三十多萬富士康工人的秩序。但工廠一位高層管理人士卻說沒有那麼多，最多一千來人，但他不願說出確切數字，說這是和安全有關。富士康的工人說，用工 廠內部座機打一一零（就像香港打九九九報警），接電話的不是公安人員，而是廠區的保安處。如果要確保找到廠區外的公安，還要先打到總機轉去。
但更耐人尋味的，是富士康和深圳當局的關係。富士康在十二跳之後，還傳出了十三跳、第十四跳的自殺事件，但一些富士康工人相信，在十二跳之後，一切都嘎然而 止，是因為很多信息已經被封鎖。而中國大陸媒體也被告知，以後不能再報導有關富士康的自殺新聞。工人說，十二跳是絕響，以後即使富士康有人自殺，新聞也不 會出現了。
香港大學自殺研究及預防中心的研究人員曾經透過港區人大聯絡上中聯辦，並安排前往富士康深圳廠區進行調查研究，希望找出悲劇的 根源，「中聯辦本來已經安排好了，一切手續都準備妥當，但就在出發前二十四小時，我們就被告知不用去了」。到底是什麼力量，能夠將一個本來官方已經安排好 的行程臨時取消？
不過，在十二跳之後，記者走在晚上的深圳龍華富士康廠區外的街道上，卻目睹一派繁華的景象。霓虹燈的招牌閃爍，麥當勞、 錢櫃KTV，和法國普羅服裝品牌Etam的燈影，照耀在富士康下班工人的臉上。他們的頭髮有些染上了金色、綠色或變幻的色彩，穿上看起來不和諧、但很有 「混搭」味道的服裝。KTV傳出了周傑倫《不能說的秘密》的歌聲，在喧嘩擁擠的身影中，空氣中瀰漫青春和歡樂的氣息。沒有人會想到死亡，對剛發生的連環跳 的死訊，也是漠不關心。
但就在這樣的「盛世」中，卻拖著一條長長的死亡陰影。富士康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保安、稽查、質檢員、線長、組長等 高壓層級式的監視系統，再加上富士康引以為傲的「工業工程」管理，組成最高效率和最有競爭力的系統。然而，這種管理系統的背後，卻是身心高強度的壓力，不 僅是每天加班至十二小時或以上的體力極限，還有在每一個環節被監視產生的巨大心理壓力。犯錯的工人會被要求寫檢討書，要在一個團隊面前被羞辱，而生產在線 的工序「碎片化」，又將員工變成一部單調刻板的「機器」，自我成就感低落，人也容易跟自己疏離，失去方向；此兩者管理模式的功能，讓工人進入了一種被扭曲的生存狀態。
而這樣大規模的生產模式和中國相遇，更成為悲劇的沃土。因為這一些和中國大陸進入全球化後所產生的問題千絲萬縷，互生互長。而相對地，在越南的富士康，或是在中國其它規模較小、約只有萬人的工廠，管理模式也跟中國富士康不盡相同，就比較不會出現這些容易發生悲劇的場景。
這兩年，每天平均有四、五千人排隊要進入富士康，然而，每天也有相若的人數排著隊要離開……小王剛從湖南到深圳，坐在富士康龍華廠區外水斗村某小商店前，他 告訴亞洲週刊：「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強！工資高，準時發薪，希望他們趕快恢復招工，我可以去面試！」然而，連串「跳樓」事件後，從五月二十九日迄今，深圳富 士康一直停止公開招聘生產在線的員工。
全中國有約兩億像小王那樣的民工，他們對於「外資」、「大工廠」、「新科技」，有無限的想像和追求，成為富士康源源不絕的人力。富士康其中一個悲劇工人馬向前，也是這支螞蟻雄兵的一員。
「弟弟從鄉下到深圳，就是為了進入富士康，我們那時候住觀瀾，他天未亮便坐車到龍華面試，人太多了，去了七次都被擠出來，第八次才成功登記上。」馬向前是富士 康今年「十二跳」的第一跳，姐姐馬麗群向記者訴說馬向前的生前死後，一旁是操著濃重河南口音的爸爸馬子善，是傳統中國農村的莊稼老漢，臉晒得黑實，雙手結 繭。這些年來，他倆夫妻等啊等，生了三個女兒才等到一個小兒子，「怎麼去了富士康三個月，就沒有了？」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四時半，馬向前被發現倒臥在宿舍樓下。警方法醫報告幾次修改，從「猝死」到「高墮致死」，都不能讓家屬信服。馬家在殯儀館看到的弟弟屍體，是「頭頂有四個釘子孔、小腿 內側也有釘子孔、前胸嚴重凹下去，手腕少了一塊血肉……」疑點重重，為何深圳警方事發後還發出「不立案證明書」？
當馬麗群和記者跑到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要看馬向前屍檢報告時，分局接待人員說，若要看報告，要有受理原案的警官陪同。但當記者撥通了松原派出所主管此案件的陳榮發警官，他卻反駁：「這是沒有的事，家屬根本沒有這種權利，是這個警員不熟悉業務，你告訴我他的警號。這是你們家屬不信任我們警方，既然不信任，為何還要找我們辦案！」
一直有相關人士希望家屬「趕快把馬向前屍體燒掉」，說者還包括最近才出現的河南官員，馬麗群很疑惑：「為什麼河南的人跑來深圳，勸我們趕快燒掉弟弟的屍體？ 還說會給我們二十萬，為什麼是他們給呢？是否是最近聽說富士康要搬到河南建廠，希望趕快把事情了結？」馬麗群也許是瞎猜，不過富士康的確在部署把工廠向河南等地轉移。
深圳富士康龍華科技園區建於一九九六年，佔地二點三平方公里，員工約三十多萬，佔富士康全球百萬員工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人數 最多的單一廠區。過去幾年，富士康產品出口量佔深圳外貿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走在龍華鎮上，路上碰到的幾乎都是富士康的員工，有的穿便服，有的穿上 白、藍、紅三種不同顏色的廠服，絕大部分都是十來二十歲的年輕臉孔。
在富士康當一名普工，制度上，監控你工作和生活的，至少有四種人：車間裡不同層級的主管、廠區內權力很大的環安課保安、人力資源部的稽查員，以及專責管理宿舍的「宿管辦」。
二零零七年，小余頭一次進廠，就是被分配到人力資源部當稽查員，但做了三個月就受不了了。「做稽查，人人在背後講你，根本沒有朋友，但如果不查，年終獎金又少！」富士康裡人力資源部的稽查權力也很大，工作範圍就是整個廠區，也包括車間。小余粗略計算，一個稽查大概看著一百名員工，「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在廠內 非吸菸區抽煙，把他名字廠號記下來，他就被炒魷魚了。」小余說他三個月來查了幾件，年終獎發下來只有一千元人民幣（約一百五十美元），「有些人查得比較 凶，有五六千塊的」。小余受不了被別人背後指罵，就主動申請去當「普工」。
除了稽查員，富士康裡的安全管理處和環安課的保安人員，也是主 要的監控者。在廠區裡，有關保安的傳聞很多，「十二跳」中，除了馬向前，梁超、劉志軍和去年孫丹勇的死因都傳出和保安人員有關係。劉志軍家人已接受富士康的賠償方案，拿了二十多萬元，不太願意再談。但劉志軍的大學同學小明（化名）回想事件，依然覺得疑點重重。對於富士康和警方說劉志軍是因為夢遊「墜樓」， 小明說：「我認識他那麼久，都不知道他有夢遊，而且如果是自殺跳樓，為什麼在殯儀館時發現他脖子上有道勒痕，而且身上有多處瘀傷？」
相較 於一般大型工廠，擁有數十萬員工的深圳富士康，保安系統確實嚴格。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層管理者向亞洲週刊說，富士康的管理系統分兩大塊，一是環安課，設 於不同事業群內，分成環境保護及保安兩部分，第二是安全管理處，直屬於總廠。這位管理人員說，富士康的保安人員功能很多元，除了目前一般媒體報導的查廠 牌、監控人員進廠出廠之外，「譬如在廠區內，他們就像一個『交通警察』，負責控制汽車時速、人流穿梭，避免交通意外發生」。但問到富士康保安人員的總人數，這位高層管理者就表示「這個不方便講」。
在富士康觀瀾廠區門口，掛著一塊藍色的牌子上寫著「本廠區經政府批准，非本廠人員嚴禁進 入」；而在廠區內，還有一塊牌子寫著：「富士康科技集團生產區和生活區均屬海關特殊監管區，任何信息產品都不得帶出本廠。」二零零一年，富士康集團正式試 行「聯網監管」，明顯提高了競爭力，包括美國思科、IBM、蘋果計算機、日本索尼等跨國品牌先後派下數十億美元的生產訂單。富士康新聞辦公室曾經表示：「本公司實行保密文化，所以蘋果等國際企業才會將訂單給我們。」而這套保密文化，很大程度就需要保安人員來維護。
富士康給儲備幹部的培訓 課上，講師分析了富士康園區分四道防線管控。第一道防線，是園區周邊的各個大門；第二道防線，是廠區和生活區的各個門崗；第三道防線，是研發場所、重要物 資倉庫和重要生產車間，而第四道防線，則是機動的巡邏人員。一位保安跟記者說，富士康約有五、六千名保安，月薪約二千多塊，大多數是透過人才市場公開招聘 進廠，不少是退役軍人，尤其是生於九零後的。被問及「外傳保安都很凶」，這位友善的保安說：「這是因人而異，起碼我不是這樣的。」
目睹保安廠外打工人
小波進廠已經兩年了，是模具車間的技術員，他講了一些親眼目睹的經歷：「我們曾經見過保安在宿舍附近群毆員工，他們一般不會在廠裡打人，會在外面打！」小波 說保安在富士康有很大的權力，「可能跟他們和管理層的關係密切有關。工人們都很怕保安，沒人敢囂張，就算被凶了也不敢吭聲，沒有人敢得罪保安。」不過小波 也說，保安打人的情況不算很多，「不過如果是被捉到偷東西會被打得很慘，打完才送他去派出所」。
據說，如果在富士康廠裡打求救熱線「一一零」，會轉接到富士康內部的安全處。小波向記者證實說：「是的，在廠裡打一一零會接到富士康內部的保安部，如果保安打人絕對是求救無援。 」
一位富士康高層管理人員跟亞洲週刊解釋：「富士康內部也有一個一一零號碼，是接到保安處的，但這不妨礙員工打總機再接駁到社會上的一一零。我們設內部的一一 零，是希望告訴員工，有時候，工廠也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不一定要打到外面的一一零去。」外界對於富士康，也許有所誤解，但這也許也是富士康一直拒絕獨立 調查組進駐工廠所產生的結果。
「連環跳」事件後，深圳市政府三名副市長及二百名官派人員先後進入富士康進行「深入調查」，但詳細結果迄今 仍沒公布。臺灣三名自殺防治學會的精神科專技醫師也「受邀」前往深圳廠區，瞭解十二名「自殺」員工的死因，後來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十二名員工中三人疑似 有重大精神疾病、八人有明顯情緒障礙，相關因素則包括男女情感、家人重病、父母離異、經濟貧困等等，另一人墜樓則疑似和夢遊症有關。
然而，這份報告受到臺灣學界和勞工界猛烈批評，其中臺灣工作傷害及受害人協會秘書長黃小陵於六月十日的臺灣《蘋果日報》便發表文章對這份報告提出質疑，認為 聲明「不夠清楚」、「草率」。而香港學界組織「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原本打算七月組團進駐富士康，但「行動」發言人陳詩韻跟亞洲週刊說，迄今，富士 康不僅沒有同意學界進駐，甚至已經不再跟他們聯絡了。官方派去的，不詳細公布結果，廠方又不同意獨立調組人員進廠，如何能停止悲劇的發生呢？難道調薪能解 決問題嗎？這是個人的問題嗎？「不！」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這是制度的問題！」
在富士康的保安、稽查身上，隱約看到一種高壓式的監視系統，而在車間裡的線長、副線長、組長的分層管理，就像一種層級式的監視系統。
在富士康內部有著極其複雜的「資位」系統，分為不銓敘、銓敘；「銓敘」又分為員級和師級，員級分為員一、員二、員三，師級又分為十幾級。每個級別的薪資都不 同，這套體系師自臺灣軍隊的管理等級劃分方法。至於管理職位，也從組長、課長、專理，到經理、協理，再到副總經理、總經理、副總裁等，一個事業群的級別分 成十幾層。
這種層層而下精細分布的管理方式，原意是確保生產效率和質量，這對一個像富士康那麼大的工廠來說，無可厚非，但這種管理模式， 卻同時會產生負面效果，它不僅會讓員工之間的關係緊張，而且某些車間的「連坐懲罰」方式，更容易造成人和人之間的不信任。小鄧進入富士康已經四年了，由於 是大學電子軟體本科畢業，所以一進廠就是技術員工，「我曾經看過一個例子，就是一名生產在線的普工做壞一個產品，就從經理、副理、課長、組長、副組長、線 長一直罵下來，最後，那名員工被炒魷魚，線長被記大過，組長被記小過，你說這種情況，大家工作時的關係怎麼會不緊張。」
馬向前的姐姐馬麗 群也曾經在富士康工作，她將一個親身經驗告訴了記者。馬麗群工作的地方在觀瀾，廠區約有十多萬人，工作主要是焊接一個speaker到MP3、MP4上， 「一共有五個焊接點，科研部門會將這五個焊接點焊接的時間用秒數來分為四、三、二、二、二秒，我們自己在心裏默數，時間到了把烙鐵移開，再加入錫絲」。
拿秒錶來監控
馬麗群說，車間對每個焊點的時間要求非常嚴格，幹部常常站在後面拿著秒錶來測時間，「如果員工讀秒快了或者慢了，都會被幹部罵，然後罰你當眾對著車間的卡鐘 去讀秒數」。被車間裡的幹部逮到，還是小懲罰，「但如果被外部抓到，即事業群的質量保護員和人事部門的稽查發現有讀秒不准，自己甚至全組的績效分都會被 扣，並且通知本班幹部寫違紀單」。最讓馬麗群覺得沒有尊嚴的是，一些被罰者還需寫檢討書，下班後在同一車間內的一百多人面前讀出來，而且聲音一定要足夠 大，「幹部會問最後面的工人是否有聽清楚她犯了什麼錯誤，但有些女孩往往覺得丟臉，不好意思，讀著讀著就會哭起來，聲音變小……」有時候，幹部會將個人的 錯誤連接到整體，讓員工自己產生愧疚，譬如，他會說：「一個人耽誤一分鐘，這樣一百個人得耽誤多少事件。」馬麗群說，有時候，幹部還會要受罰者拿著檢討書 讓一百多員工逐個簽名，目的是讓所有員工知道今天犯了什麼錯誤今後不會再犯此錯誤。
馬麗群談到的經驗，不僅道出富士康員工在層級式監視系 統中，人在群體面前是何等渺小，微不足道，更深層的是，一種長期處於單調重複的工作狀況，也使人跟自己產生疏離，自我價值低落。臺灣工作傷害及受害人協會 秘書長黃小陵就批評：「富士康生產線的軍事化管理制度、生活宿舍的高壓管理（有人每天工作達十二小時，七秒鐘一個循環重複工作的疲勞循環，無法相互交 談……把人當機器般的對待）……」
一名曾經在富士康工作數月、後來「再也不敢進位造業」的臺乾白先生對記者解析，為了精確計算生產在線的每一道工序，以獲得更高產能，富士康採用的是「工業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 簡稱IE）的管理模式。
二零零七年，富士康成立「富士康IE學院」，這些年來，培養數以萬計管理人員，他們被分布到不同車間，研究生產在線的每一個生產工序，在廠內，就有「IE無 所不在，IE無所不能」的說法。這種管理模式的特點是，將生產工序極度細緻化，參考計算機逐格拍攝的技術，細緻分析生產聯機操作員操作時的每一個動作。這 位臺干舉例說，在其它工廠，三個工序可能是一個人做，需時三秒鐘，但在富士康，透過細緻分析，就分開三個工序，由三個人來做，需時則只有一點五秒。這除了 省時之外，當一個人不斷重複只做一個工序的時候，他犯錯的機會也相對減少。不過，白先生強調：「要做到這種細緻分工，最重要的條件是量要夠大，富士康就有 這個優勢！」
然而，人，畢竟不是機器，他的身體的每一個部分天生需要透過不同的活動來證明他的存在，左手、右手、左腿、右腿，還有頭、 胸、腰、股，一週六天，每天十個小時以上必須維持同一動作，那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如果說，保安的威嚴讓人震懾，稽查員和組長、線長的無所不在讓人提心吊 膽，那麼，這一套科學化的管理模式，卻很容易無形中將人推向一個無助的孤島。
泰勒主義的悲歌
葉兆輝教授分析，富士康的管 理思維來自現代工業生產之初的泰勒主義(Taylorism)。為了改善工廠和工人的效率，泰勒主義提倡生產程序固定化、精簡化，要求工人重複做同樣的工 作，直到他們做得又快又好。「雖然泰勒主義在西方遭到批判，被認為是違反人性，但這種科學化管理後來被日本人發揚光大，再傳到韓國、臺灣等新興工業地區。 現在，在中國大陸更將科學化管理髮展到極致，成為『世界工廠』。」葉兆輝指出，在富士康裡，工人天天重複做相同而又簡單的工作，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的價 值，慢慢，也失去了做人的價值。
第七跳的盧新，就很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結束生命。今年五月六日，盧新在富士康宿舍區一幢大樓六樓跳下來！
去 年八月，盧新從湖南湘潭來到深圳富士康，他本來已考上湘潭大學，後來因支持弟弟讀書放棄學業，考進了富士康當「儲備幹部」。盧新本來以為這是一個技術工 作，但原來，他被分派製造部去檢查計算機主機箱盒是否合格。按照工業工程的科學計算，盧新一、二秒便需要看一個，不斷重複重複，不僅速度要跟得上，而且不 能出錯，否則，會牽累整個部門。報導指出，盧新極度討厭這枯燥無趣的分工，「在固定的地方吃飯、睡覺和上班，令盧新感覺浪費生命和前途。他在博客裡寫道： 『剛開始根本就不應該看重錢，哎！真的很後悔！現在我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茫。』」
面對「全球五百強」、「全球最龐大代工企業」大 帽子的富士康，誰也不能否認，在大陸眾多「血汗工廠」裡，富士康準時發薪，遵守勞動法，廠區內還有游泳池、籃球場、桌球室、郵局、食街……這對於大部分的 年輕民工來說，已經是個夢。盧新的應聘信就寫道：「只希望被貴公司錄用後，能夠真正發揮自己的才能來證明自己。現在的我，無論過去怎樣，一切歸零。唯有用 自己的行動證明一切。」
在巨大的富士康面前，馬向前、劉志軍、田鈺、饒樂琴、梁超、盧新、小丹、小宋、小余、小王、小波、小明、XXX、XXX……一個個年輕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偏偏，他們又對未來充滿憧憬，追尋理想，不像他們的父母輩，賺些錢，回家蓋個房子，就滿足了？
葉 兆輝分析，現在社會結構變了，今天中國大陸的八零後、九零後年輕人的想法，跟前一輩人很不一樣，他們講究的是生活、權益、理想。「八零後都不甘於做機器 人，他們都希望擺脫貧窮，不做農民，抱著希望來到城裡打工，做一些體面又有尊嚴的工作。至於生活，新生代農民工期盼長期在城市生活，期盼更豐富的精神與情 感生活。他們出來城裡打工，大部分都沒有想過回去，因為他們大多都不懂得做農活。」今年六月，中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即八零後、十六歲以上）問題課題組 發表了《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二零零九年全國外出農民工一點五億人中，十六歲至三十歲的佔百分之六十一點六，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平 均年齡為二十三歲左右，近八成人未婚，他們所受的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水平相對傳統農民工為高。而百分之八十九點四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葉兆輝分 析：「因此，新生代農民工不像上一代的工人，他們到了城市後，其實是回不去農村生活了。」
問題還不僅是他們回不了農村生活，而是當這些年 輕生命離鄉背井隻身走到大城市，他們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網路，失去了原有的社會支持，包括家庭成員的支持，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地方，還有不熟悉的氣味，一 旦他們遇到問題，找不到這些社會網路來幫助他脫離困境。一位富士康高層管理人員的分析，也可以旁證這一點。他指出，中國大城市流動人口的比例太多，像深 圳，本地戶籍人口數目只有二百四十萬，但流動人口就有一千萬，「這不利於企業追求穩定」。
工人缺乏社會支持
葉兆輝也分 析：「在我們的研究裡，缺乏社會支持這個元素，對企圖自殺者來說有很大影響。」在採訪的過程中，一些富士康員工對這種高壓、細緻化的管理技術表示理解，他 們對這種技術可能帶來的對個人的扭曲，對人際關係的疏離，沒法也沒有時間去思量，他們通常的說法是：「工廠那麼大，人那麼多，不這麼管理怎麼成啊！」這讓 人想起中國某些官員的政治思維：「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不控制媒體，很容易煽動民眾情緒，不鎮壓群體性運動，國家很容易會大亂。」
一 九四六年，赫胥黎為《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撰寫「再版前言」的時候，有以下一段文字：「一個真正有效率的極權國家應該是這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老闆和他們的經理團隊，控制著一群奴隸人 口，這些奴隸不須強制，因為他們心甘情願。」這一本約七十年前寫就的巨著，控訴的並不是希特勒、史太林、毛澤東式的極權統治，也不僅是福特主義以來的「血 汗工廠」，而是一個夾雜著華麗與悲涼的二十一世紀「新世界」。如何能讓人類認清這個「新世界」，認清人類在華麗和悲涼間所付出的代價，這不僅是富士康要反 思，中國領導層要反思，社會上每一個具體存在的個體，也需要反思。
（向瑜、潘澧瑤、賈思玉、賈選凝、顧冷冰參與採訪與調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