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題目是有關「六四」二十一週年紀念的題目，題目是《我們的追求正走在勝利的路上》。
我下面要講的問題，如果你對比八九年，對比「六四」十週年的時候，對比「六四」十五週年的時候，以及對比去年二十週年的時候我們當時面對的問題，以及這些問 題當時是否能夠提出和成為現實，那麼你就會發現在我們「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歷史是大大的進步了。而這個進步是我們每個人努力的結果，也就是說是我們 那些個維權人士，那些個異議人士，各種信仰團體的追求者們他們對抗共產黨的結果，而不是歌頌共產黨，努力和共產黨和解的結果。這些個進步是我們迫使共產黨 不得不讓步，或者不得不退步的時候推動的。
因此我們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就以下幾個方面講的幾個問題，我們大傢俱體的來看一看。
第一個我要講的就是，最近在美國的學界一些個學者已經提出來的問題，那就是獨裁政權是否在重新返回世界舞臺的問題，獨裁政權是否又在重新威脅著世界的民主的 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大家想一下，在八九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這個問題是怎麼提出來的呢？在八九「六四」過後，大約在八九年底、九零年的時候，美國有個學者叫 福山，他提出來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認為在過去民主和專制的對立已經結束了，民主制度已經徹底勝利了。在其後，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的杭亭頓又提出來 目前世界上的衝突已經是文明之間的衝突、文化之間的衝突。但是到了今天，美國的學者又提出來獨裁政權是否在重新威脅著世界，也就是說一個專制的大國正在這 個世界上的影響急劇加大，正在威脅著這個世界，這樣一個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
那麼實 際上我們大家來看，從八九年到二零一零年二十一年來中國共產黨是否變了呢？沒有變。那麼為什麼在八九年的時候西方會提出那樣的問題，而在今天變成這個問題 了呢？顯然是在八九年的時候，西方的各個國家它們只看到了它們自己的情況，它們沒看到中國人還在這個專制政權底下。而且這裡也讓我們看到在這二十一年當 中，正是由於西方國家不再像冷戰那樣感到共產黨的威脅，而反而向中國去投資，反而利用中國共產黨來攫取中國的資源和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實際上大家也可 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這二十一年裡的崛起，是西方的資本、西方的財團、西方的政客餵養的結果。
這個中國的崛起的類似情況實際上在歷史上不乏其例，並不是說由於八九年以後，西方的一個獨特的環境下把中國獨特的養大了。大家可以看到，實際上在二十年代的 時候，西方就積極到蘇聯去投資。而在三十年代初的時候，一些西方的政客甚至想利用希特勒來扼制蘇聯，支持希特勒。結果是西方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把希特勒 和蘇聯的專制都養大了。從而結果是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又不得不聯合蘇聯來對抗希特勒，進一步又造成了五十年代初的那種東、西的對立 和冷戰時期。實際上西方的學者到八九年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這個冷戰是怎麼造成的。
冷戰是極權和專制的對立，冷戰是民主社會和共產黨社會的對立。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八九年的時候，造成了共產黨的那些無論是原因還是結果都沒有完全消滅。但是西 方社會的政客、商人，以及西方社會由於他們沒有感到自身的那種威脅，因此養癰遺患、養虎遺患，因此，重蹈覆轍，再次把中國共產黨政府逐漸養大了。沖走了三 十年代，五十年代之路。
但是儘管如此，我認為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西方社會 已經感到這樣一個問題，這還是一個明顯的進步和一些積極的信號，因為整個世界已經再次感到了共產黨極權對於整個世界的威脅。然而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 候，這個威脅也還是有很多人沒有完全感到，甚至還是有很多人在閉著眼睛環顧左右而言其它。這些人有很多就如冷戰時期的那些為共產黨社會說好話的那樣，有的 是拿了共產黨的錢的，有的始終是被共產黨所支持的、所豢養的，還有一些糊塗人。例如最近在德國之聲請了一位所謂德國的政治學者，他叫Eberhard Sandschneider，翻成中文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這位先生在這個談話裡最後還是主要攻擊了美國的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還是環顧左右而言其 他，不敢直接面對這個問題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是存在什麼地方？它是存在在哪？如果不存在，為什麼說不存在？具體地來分析它。因為一旦來具體分析 這個問題，那些個在正面直接和間接協助共產黨的人以及他們的做法就會有所暴露。
但是不管怎麼說，我認為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這個世界開始重新討論獨裁政權是否重新走上世界舞臺，是否重新威脅著世界這個題目，這是一個進步的信號， 是一個向全世界人民敲響的警鐘。實際上大家都看到了，在這個世界上由於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姑且，他們現在已經在經濟上、在環境上、在人上，已經在重新威 脅著這個世界。在這些方面的問題，如果這個世界不注意的話，就會隨時比冷戰時期帶來更大的災難。因為大家知道，大家都是生活在一個地球上，今天環境問題的 那種破壞，以及所謂暴發那種核戰爭或者其它那些個東西的威脅，以及共產黨社會對於恐怖份子的支持和培養，對於整個世界的威脅都在日益加劇，而這個威脅一旦 引爆是人類所承受不了的。
第二，我來講一下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我們中國民 眾二十一年的時候應該看到的幾個重要的，具有標誌性的成效。它使我們看到，儘管西方的那些商人、政客姑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的很多做法，儘管我們中國民 眾在他們的綏靖和容忍下受著中國共產黨那種專制和經濟的剝削，但是中國民眾對抗共產黨在這方面的進步，一直在不斷的取得新的成效。
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講的最重要的一個成效，就是去年大家看到的，馮正虎先生對抗共產黨，最後取得了勝利。馮正虎先生是中國大陸著名的維權人士。他在「六四」二 十週年之前，在去年四月的時候，被共產黨以「六四」就要到了為名讓他到日本去避幾天。在馮正虎到了日本以後，共產黨政府就採取了「六四」過後也不允許他回 國的這種做法。這樣的做法共產黨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在不斷的運用，例如吊銷了很多異議人士的護照，例如把關在國內監獄的人，利用和西方的一些交易把他們送到 國外去。但是這一次馮正虎先生就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先後經過八次回國都被擋在國門外，有幾次到了上海又被送回日本。但是最後一次他堅持在日本機場，堅持 了九十多天，由於國際社會的壓力，也由於今年上海就要召開世博會這一系列的各種因素，最後中國的共產黨政府不得不同意馮正虎先生二月回國。
這個事情看來並不大，但是大家可以仔細想一想，這實際上是在過去共產黨執政六十年以來的第一次，共產黨政府他們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低下了頭，這樣一個東西在 過去是不可能實現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對於異議人士，如果一出現就立即逮捕。甚至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很多異議人士只要他稍微 發聲大一點，就立即進行人身滅絕式的這種迫害。魏京生先生在當時住進監獄以後，據說就有當時的中央想要槍斃他。而實際上在八十年代出來留學的留學生，如果 發現你的思想有任何的動搖的話，就要把你押解回中國，就要壓回到中國再來制裁你。但是到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政府採取措施就變成了公開把你檔在國外，為什麼 呢？因為押回去共產黨已經制不了你了，中國共產黨覺得它在國內的穩定已經不足以讓它肆無忌憚的迫害你了。但是中國共產黨在九十年代以後採取的這種把你擋在 國外，把你驅逐出境，採取的那種吊銷護照的做法仍然是肆無忌憚、暢行無阻，在國際社會和在中國也沒有遇到過阻攔，也沒有失敗過。
這次馮正虎先生維護自己的權利，最後終於回到了中國的勝利，可以說是在共產黨統治六十年來的第一次。而這一次就告訴人們，任何堅持對抗共產黨，不和它妥協， 在全世界正義人士的支持和壓力底下，共產黨就必須得退讓。如果我們去歌頌它、去順著它、去說好話，那麼共產黨只會更加囂張。權利是爭來的，專制是打垮的！
第二個例子，我們在「六四」二十一週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中國的維權人士，中國的追求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人士取得很大成效，就是我所在的德國在去年十月 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本來是作為主要的主賓國來主持，中國政府也想把這個法蘭克福書展辦成像奧運會一樣這樣一個宣揚中國的國力，宣揚共產黨的影響， 從而在國內鞏固共產黨的統治的這麼一次活動。但是法蘭克福這一次書展的舉辦，共產黨政府非但沒有達到它的目的，反而使得異議人士以及追求另外一種方式的法 輪功學員們取得了一種重大的成果。
在這方面我為什麼要單單講一講這個法蘭克福書展取 得的成果？大家知道在共產黨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在九九年的時候，法輪功學員們在世界各處都不被人理解，世界各地都不知道法輪功究竟是怎麼回事。法輪功 學員在各地所進行的活動是講真相，要讓人們知道共產黨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實際上共產黨社會對於異議人士，對於不同信仰團體，對於宗教的殘酷鎮壓，在歷史 上，不用講任何一個人都會明白，任何一個西方人都會非常清楚的能夠理解到這一點。但是到九九年的時候，共產黨對法輪功團體的鎮壓為什麼法輪功學員反而要花 那麼大的力量來向世界來講說呢？這個一方面就是共產黨宣傳的結果，另外一方面也是共產黨利用自己的經濟，利用其它的那些利誘，來利用西方的商人、政客的這 些結果。還有最重要的當然也是西方的商人、政客由於不干涉到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閉著眼睛不看也不聽，而跟著共產黨的宣傳走。但是經過了將近十年以後，在 共產黨鎮壓法輪功九九年、零零年、零一年……將近十年以後，在零九年的時候，在去年發生了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在零八年奧運會的時候，法輪功學員還是處於一種很不利的地步，任何一個異議人士、異議運動對抗共產黨的行動，共產黨都會出來說是法輪功在後邊做怪。法輪功學員只是無聲的來對抗這一切，也不能夠出來講我們就是要對抗你。
但是到了法蘭克福書展的時候，首先共產黨在排斥異議人士的時候，是法輪功的《大紀元》報的德文版在法蘭克福書展的新聞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從而使德 國媒體注意到了中國政府在法蘭克福的書展上排斥異議人士，排斥不同聲音這種宣揚專制的這種做法。於是乎法蘭克福的書展只好允許中國的異議人士來參加。而就 是在這次書展上，法輪功學員和德國的人權團體聯合推出了一個有關中國人權及現狀的一個攤位。而在法輪功學員的這個攤位上，中國來自世界各地的異議人士，包 括國內的異議人士在這個攤位上和中國政府展開了一個全面的對抗。而且也在這個攤位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勒女士一聽說有這樣一個攤位，立即毫不猶豫的就 來參加這個攤位的活動。
這個攤位是法輪功學員第一次在德國非常、非常正面的站在德國 的活動的舞臺的中心。而且這個攤位第一次把法輪功學員和中國所有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熔合在一起，這種熔合已經使得人們不用再用嘴去辯駁我們後面有沒有法 輪功學員，有沒有法輪功的支持，而是法輪功學員為中國廣大的異議人士，為中國廣大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展開了一個背景，提供了一個舞臺。從九九年對法輪功 學員的鎮壓，二零零九年法蘭克福書展法輪功學員正式登上德國的這個書展的舞臺，我認為這個進步是巨大的。
中國政府那種動輒就說後面有法輪功黑手的做法，將開始變得可笑！與法輪功學員站在一起，受到法輪功學員的支持將變成一個非常積極的正面的事情！
第四點，我還想再講一下就是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前夕發生的富士康事件。富士康事件就是和我講的第一點，就是西方感到了獨裁對世界的威脅正在重新越來越強烈，和這個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富士康事件使我們看到：
第一，如果一個商人你想利用共產黨的這種廉價勞力，共產黨的這種對工人的這種扼制的話，那麼你就會違背你自己這邊的價值觀念，你就早晚有一天會曝光，而被送到被審判的席上。
第二，富士康事件也使我們看到一個西方的自由社會的商人，你在專制社會去投資的時候，你就會隨時面臨危險，隨時面臨被陷害的危險，而且你就等於把你的脖子伸出去，讓專制政府給你套上一個繩子。
因此富士康事件使人們從兩方面看到了這個獨裁專制政府對於世界，對於經濟，對於每個個人的威脅。富士康事件我覺得在二零一零年在今年的時候出現也是使大家敲 醒了一個非常響亮的警鐘，使得我們看到對於共產黨社會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而且富士康事件也敲響了另外一個警鐘，那就是說西方的商人，包括臺灣的商人，你如 果要是去到中國投資的話，那麼你就要面臨雙重的危險：一方面共產黨對你的陷害；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利用共產黨對於工人的這種迫害、鎮壓，以及不允許工人為維 護自己權益組成工會的這些個措施的話，那麼一個西方的經濟團體它就很可能會面臨像二次大戰那時候德國的企業一樣的危險，就是一旦在中國社會走向民主，無論 是未來和現在，那些個工人有權利向你去索賠，有權利向世界去控告你違反了人權，對他們實行了過火的已經過界的剝削和壓迫。
在這裡我還想特別說一下在二零零九年，去年年底到今年發生的其它的事件，它們也使我們更清楚的看到了共產黨的面目。
這個事件就是二零零九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對於劉曉波先生的那種無理的審判。劉曉波先生本來是和以前中國的那些花瓶民主黨派一樣的，他們是想打擦邊球，是想通過 和共產黨和解，通過間接幫助共產黨來達到自己個人和其它的一些目的。但是這一次又使我們看到，共產黨對於任何一個不完全跟著它走的人，對於任何一個這樣的 黨派，就像五七年對待章伯鈞，對待章乃器，對待羅隆基那樣，到時候它還是會不擇手段的打壓你。
劉曉波先生現在面臨的遭遇，被判十一年徒刑。這些遭遇使得劉曉波重走了當年右派，當年那些中國共產黨的花瓶黨、民主黨派的道路。而這樣的事件又使我們再次認清了共產黨，你只有對抗它。
因此我覺得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無論從世界的形勢來說，還是從中國國內對於維權人士面臨的形勢來說都大大的進步了。從世界形勢來說，剛才我已經講 了，世界已經再次感到了共產黨對他們的威脅，那麼世界就會逐漸的警惕起來，逐漸的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去重新採取有效的措施。對於中國民眾來說，一方面正 面對抗的人多了，而且正面對抗的人決心更大了。這個進步可以在我前面向大家講的例子中看到，如二零零九年法蘭克福書展時的法輪功學員所取得的重大進展一 樣。還不僅如此，法輪功學員十一年的反迫害，已經從一個被動的訴求理解與同情支持的弱勢群體，為中國社會發展出一個全面對抗共產黨暴政的文化信仰背景，基 礎。
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我們對比一下八九年，對比一下九九年，我們整個異議人士，整 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這些人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裡我特別要提到的是，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的神韻藝術團。我自己雖然不是法輪功學員，雖然沒有親自參 與，但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看到這個神韻藝術團是第一個在共產黨打壓底下不跟著共產黨走，對抗共產黨統治的一個我們自己的演出團。而且這個藝術團大家還可以看 一下，對比過去歷史上那些個流亡團體，比如說那些個流亡的猶太人，他們在二次大戰以後流亡到世界各地的情況，大家就會看到這個神韻藝術團是史無前例的這樣 一個創舉。而且大家還可以看到法輪功學員不僅在二零零九年法蘭克福書展上對於中國的廣大異議人士提供了一個舞臺，提供了一個支持，而且今天的《大紀元》 報，今天的新唐人，今天的希望之聲也都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舞臺和新的場地。
這一切對比 一下過去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東歐那些個對抗共產黨專制的異議人士的情況，大家就會發現，到二零一零年「六四」的時候在中國的民眾對抗共產黨的活動中已經 起到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到底什麼時候會倒？這當然是不好說的，但是有一點大家可以看到，馮正虎的事件以及我剛才講的所有這一切都可以使我們看到，中 國共產黨的統治，它的那些所謂邪惡正在慢慢的退去，慢慢的消散，而正義的力量、正義的聲音越來越強大，這個就是二零一零年「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我們所 要面臨的最大的成果。也就是說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我最突出的感覺就是我們的追求正在勝利的道路上。
但是在結束這個講話的時候我還要強調的是，這個勝利的道路，這個進步是我們每個人努力的結果，是我們對抗共產黨的結果，而不是那些歌頌共產黨，努力和共產黨 和解的那些個行動的結果。因此在「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時候，對我們每個人的啟示是，共產黨只有靠對抗，只有靠把它打回去，他才會向我們屈服。在這裡，任何 新的生活只有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