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民自1989年夏天風起雲湧的「六四運動」，就對以「反對貪污腐敗，爭取自由民主」為訴求而請願和平示威的北京市廣大青年學生與市民群眾，遭到血腥鎮壓，給以極大的同情及支持。每年六月四日前後都會以各種方式進行紀念活動，並在5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日舉行盛大的市民群眾遊行；然後，到了「六四」當天晚上，大家自發地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悼念在天安門廣場一帶數以千計被屠殺犧牲無辜學生、市民的燭光集會。難能可貴的是在大陸當局至今高壓封殺「六四」的嚴峻情況下，香港卻能不棄不離，堅持不懈，年年照常紀念，今年也不例外。
值得關注的是，「特首」曾蔭權的政府，一反二十年來的常態，對香港人民今年紀念「六四運動」21週年的活動，破例開始採取嚴厲的「警察行動」。和往年一樣，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所主辦的系列紀念活動，便在5月下旬展開。5月23日，他們在西貢清水灣舉辦群眾性的「民主風箏行動」活動，許多熱情的市民前來參加和助威。飄揚在天空的「毋忘六.四」、「平反六.四」、「反對政治檢控」等大型風箏，讓人們永遠記住「天安門大屠殺慘案」的「國家恥辱」和「民族悲劇」，堅定爭取民主自由的信念。
然而，５月２９日中午當支聯會的幹事、義工多人前往銅鑼灣時代廣場，一如往年在老地點擺設開展宣傳活動的攤位時，有備而來的一百多名警察和「食環署」（本來應該是管吃的食物和自然環境保護的政府機構）官員，蜂擁到場把他們包圍起來，架起隔離的「鐵馬」不得出入，還禁止傳媒記者進去採訪。官方聲稱展出的兩件從美國運來、由陳維明設計製作的藝術品「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門事件浮雕」，沒有經過向「食環署」申領牌照，便以「阻街」作為理由，下令「清場」；還揚言他們有權將展品沒收充公，對當事人提出檢控云云。當支聯會的李卓人、蔡耀昌、李耀基、古思堯等人，提出質詢、據理力爭時，警方立即以「阻差辦公」粗暴採取逮捕行動，當場把一干１３人押到警署拘留。食環署官員開
調來起重機吊車把兩件展品搬走。
這一次在時代廣場的「警察行動」，立即引起香港公眾輿論嘩然。因為顯而易見，曾蔭權政府的真正目的，並非在乎支聯會的展覽攤位「阻街」、「妨礙交通」，或展品沒有「申請牌照」之類的幌子，而是要改變２０年來在香港可以合法自由紀念「六四運動」的現狀，加以打擊、壓制，進而逐步禁止。這才是「煲呔」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良苦用心。因此，許多評論認為曾「特首」這一次做得太過分了，其負面效果就是削弱乃至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法》。
眾所周知，根據中英兩國政府經過長達二年半談判達成協議，於1984年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對香港前途規定的十二項基本方針政策，中方在1990年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按照這兩個具有國際和國內法律權威的歷史性重要文件，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就是香港地區在回歸後，完全不同於大陸其他地區的「特別」之處。
所謂「一國兩制」，說白了就是一個國家內分別實行全然不同的兩種社會政治制度。在中國大陸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專制的社會政治制度，而在香港地區回歸後仍然保持港英管治時期實行的資本主義自由的社會政治制度。中國中央政府除了恢復擁有對香港的領土主權，把香港納入中國國防和外交事務的範疇，原則上不得且不宜插手香港內部各方面的事務。這樣才能保證實行名副其實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以紀念「六四運動」為例，1989年在北京發生「天安門慘案」時，香港尚處於港英政府管治，廣大市民擁有自由聲援支持北京大學生和市民的「反貪污，爭民主」愛國行動，並在被軍隊鎮壓後，每年都按時進行追悼紀念活動，自是不在話下。即使到了1997年香港回歸後，在香港內政「高度自治」的法律保障下，13年來港人仍然得以繼續年年舉辦紀念「六四」的大型活動，從未受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干預、阻撓。連中央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都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此，曾蔭權特首這次下令警方針對紀念「六四」實施帶有暴力傾向的強制「清場」與「抓人」行動，不同尋常，非同小可，不僅引起香港公眾的憤慨，也令海外華人和國際輿論甚感震驚！
曾蔭權是地地道道的港人，在香港成長，受英國教育，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深知自由民主之可貴。希望他老人家貴為「港人特首」，珍惜得之不易的「一國兩制」中香港人民的自由人權，在任期內真正維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即使不能像他的老同事陳方安生女士那樣成為「香港的良心」，在香港歷史上流芳百世；也無謂變成「香港的噁心」，使自己的名聲讓港人子孫後代「不大好聞」。特此諫言，謹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