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性質簡論：
關於六四，有很多文獻和論述。我也是一位六四運動的親歷者，首先還是對六四的性質再做番簡單的論述，六四主要是要反對官倒、腐敗，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要求民主，從性質上說，六四運動是要求共產黨改良的，在六四的口號中，並沒有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否定共產主義，甚至沒有提出多黨制。相反，當時的北京學生還打出了「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旗幟。從趙紫陽的生前錄音中，也印證了這點：學生是要我們改正我們的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否定我們的制度。對六四有所瞭解的人對以上六四運動的性質也都有此共同認識。
時至今日，海內外對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一直持續不斷，但是，有多少人想過，中共有沒有主動平反六四的可能？可能很多人想：在某個特定環境下可能平反，或者寄希望於中共後面的領導人，或者認為在民眾輿論、國際輿論的壓迫下有平反可能，或者認為早晚會平反，只是時間長短問題，等等。其實，這些人很多認為中共曾經平反過文革和反右運動，而把同樣的思路套到六四問題上，但是，經過嚴謹、詳盡的推理和仔細分析，中共要主動平反六四永遠不可能。以下，我就通過比較平反文革和平反反右，來說明共產黨主動平反六四的不可能性。
第一，現領導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同文革後的格局不同。首先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事件長時間不會動。
我們看到，至少目前的當政者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從江到胡都是，不要說他們是否民選，就是黨內選舉都談不上，都是六四後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要指望他們來平反，等於否定了他們自身的合法性。但是，比較鄧對於文革和反右後的平反，乃是因為毛時代已經過去，實際的領導人鄧小平不是文革或反右的既得利益者，他來否定文革和平反反右，不會影響鄧本身的統治地位，相反，還可以把平反來換取民意，當作自己的政治資本，這一點不同。
六四以後，江到胡已經執政二十多年，關係盤根錯節，從上到下的關係已相當成熟，而文革結束到否定文革，沒有這麼長時間。雖江胡內鬥，但對待六四問題上江和胡是一致的，同樣作為六四既得利益者的江和胡，他們培養的接班人都是他們各自的人，要麼胡派要麼江派，不可能是之外的人。這種環境下，要出現反對六四既得利益者江與胡的官員上升為最高掌權者，就相當困難。即便出現了，也必受江和胡以及從上到下的很大牽制，因為下面的官員要麼隨江要麼隨胡。很難有作為，更不要說掌權。這點說明，即便江胡死了，至少也會很長時間不可能觸及六四。下面會論述到時間問題--
第二，現在的中共官員，從太子黨和相當數量的官員隊伍事實上同樣也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本身就是當時被六四運動所反對的特權群體。而現在這個特權群體的腐敗數量、規模、程度、性質上比六四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個特權群體在共產黨體制內部，客觀上就是重新定性六四的強大阻力。
如果說六四當時是反對貪污和官倒，也反太子黨（即用人腐敗），作為太子黨，那時還是雛形。如果說腐敗當時還不是全部官員的話，現在的官員無論從程度上、數量上、規模上，性質上已是變本加厲，更加積重難返，億萬富翁中91%為黨官。比如六四當初，官員包二奶都很少，現在呢？所以在規模上已經形成龐大的特權階層。可以說，假如當初六四運動成功了，很難有這個特權階層的形成！要平反六四，勢必得罪這部分人，即便有開明人士主政，也會有強大的阻力。就像朱鎔基抓遠華案一樣，最後不了了之，也充分說明瞭這點。
我們再同文革比較，文革中，相當數量中共官員受到批鬥，上到國家主席、元帥，下到書記、校長，他們同地富壞右一樣，也是受害者。文革結束後，實際掌權人是鄧小平，而鄧本人也是文革受害者，平反文革就沒大的阻力。同樣是體制內部的人，前者是既得利益者（六四），後者卻是受害者（文革），這也是根本區別，二者沒有可比性。以上也至少說明，平反六四相當長的時間都是無望的。
第三，六四與以往各類政治運動性質不同，關鍵一點是，六四的目標不是針對特定的領導人，而是針對體制問題，六四是民間自發的，是民眾針對這個體制，而文革是上層主動發起，發動群眾來進行黨內鬥爭。要解決六四問題，就是要解決民眾與體制（或整個黨）的矛盾，這顯然要比在黨一元化前提下解決黨內鬥爭困難的多。
六四從開始到鎮壓就那麼兩三個月，並不是所謂有預謀、和組織的政治運動，而是在悼念胡耀邦的這個導火索下，民間對體制的不滿在短時間內的、自發的總爆發，如果胡不死，也很可能會在另一個特定事件上爆發。六四其性質不同於以往中共主動發起的政治運動比如整某個中央領導——如彭德懷劉少奇或四人幫，對於後者，人們會站於共產黨的一面，去孤立彭劉或四人幫那些所謂少數，六四不是針對具體某個領導者，也不是改革派主動發起的。其實，六四運動的一開始，是針對幾乎所有中央主要領導的。例如，當時就說趙紫陽的兒子趙大軍販彩電等等，我見到，那時的大學很多大字報也是針對趙的。只是後來，趙拒絕鎮壓學生，同情學運而被罷免後，學生運動就只針對鄧和李了，是的的確確的事實。可以這麼說，如果當時當政者不是那些領導人，只要有那個腐敗和官倒體制存在，六四也會遲早爆發。正如鄧鎮壓後說的：「遲早要來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六四的性質，儘管不是要推翻整個共產黨，而是要黨改良的，但六四的矛頭卻是針對整個體制的和整個共產黨的。這與歷來政治運動本質的不同點是，六四是民間與政府的對立傾向更大，而不是以往政治運動中共產黨內鬥，而後者平反，共產黨往往說成是我們黨同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而六四要平反，等於政府向人民認錯，那意味著執政的合法性喪失，這等同下臺差不多了，所以，要困難得多。
因此，如果要有共產黨自身來重新定性六四，就比較難。這與時間長短沒關係。共產黨必然會考慮到這點，除了保持現狀，它很難再做別的選擇。
第四，六四事件在國內，是整個共產主義信仰徹底破滅的分水嶺，不是領導人的問題，這就使得平反從找「替罪羊」問題跨入解決整個共產主義信仰的問題。
儘管在六四之前，民眾已經有很大的不滿和積怨，但並沒有根本上徹底否定、拋棄共產黨。對農民來說，80年代開始到六四，聯產承包分田到戶，農民客觀上是得到實惠的，也能做小生意，「爆發戶」「萬元戶」就是那個時出現的。甚至不少人都感謝鄧小平。從工人來說，是8級工資制，生老病死有保障，國有改革和股份制都是六四以後的事情。這些都是事實。因此，在六四運動中，大家清楚地看到，工人農民起來的不多。客觀上說明從大方向上，工農這個龐大的群體，還沒有和共產黨徹底對立。至於學生和知識界，思想雖然比較前衛，但是，在六四中也沒有喊出打倒共產黨和否定共產主義。後來，王丹也說過，六四學運的最大失誤是沒有反共。趙紫陽也說過，學生並不是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學生最多的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北京的學生還打出了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旗號。後來知識界又增加了「要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開放黨禁報禁」，等，雖不是直接要求實行多黨制，但六四已要求提出「開放黨禁」，即可以成立在野黨，只是尚未提出其他政治團體來取代共產黨而已。
但是，在共產黨歷來的政治運動中，都沒有觸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本身，因此平反文革也好，平反右派也好，都有個特點，即找「替罪羊」，都可以把責任歸結到個人，共產黨給人們的概念，就是這個是林彪干的，那個是劉少奇干的或四人幫干的，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始終是好的，這樣，從平反的操作上就順利成章---即否定個人（如否定四人幫）的同時又肯定黨。儘管領導人換了一茬又一茬，但黨還是頑強地生存著，黨這個整體組織未動搖，就是這個道理。比如同76年的四五運動，民眾主流是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復出，也不涉及反對共產黨。平反就很容易。而四五運動之後，魏京生就提出反對一黨獨裁——即要第5個現代化，卻被鄧抓了起來，就是生動的說明。
類似76年四五，六四運動那時，也是悼念胡耀邦反對李鵬和鄧小平，有人問，那為何不找鄧和李這個替罪羊呢？前面已經分析了，現在的當政者，即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鄧李等為代表的後代，（比如李鵬兒子就在山西省委裡了），怎麼抓「替罪羊」？現在的官二代不可能去抓他們的父輩做替罪羊的。況且，更重要的是，六四運動失敗之後，共產黨整體本身和民眾對立起來了，這與歷次的政治運動不同。相當的民眾對社會不滿並不是針對哪個領導人，而是共產黨本身或者這個社會本身。民眾的共產主義信仰也徹底喪失殆盡。江與胡效仿毛，立他們的思想—— 三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可是此時的民眾已不相信什麼主義了。這同毛時代人們從內心相信有本質不同。現在的人相信的是錢、權和利，也不關心政治了。現在人們不會相信黨和主義是好的而是某些領導是壞這種說辭。也就是說，如果要平反六四，就不能饒開體制而找「替罪羊」的問題，已經跨入否定整個體制問題。此時仍要肯定共產主義和黨是好的前提下，把六四問題歸罪到個人或某個反革命集團，可操作性極其渺小。
簡單一句話，一場政治事件若是針對個人，就存在平反的可操作性，但針對共產黨整個體制，那就不會平反，與時間長短無關。比如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最後平反，就被說成是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官方從不說毛的責任。只要共產黨在，對毛的評價最多是三七開，永遠不會全盤否定毛，因為否定了毛，等於否定了整個共產黨，就是這個道理。同理，只要共產黨在台上，天安門上的毛像會一直掛下去，因為它是這個體制的象徵！
第五：先假設六四就算被平反，而從平反的結果上反推，得出六四平反的不可操作性。
什麼叫平反？那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定性、重新肯定某件事，即所謂的撥亂反正。我們來反推，即假定六四平反了，那意味著什麼？那就要返回「正」，也即恢復肯定六四的理念，要反腐敗（前面談了現腐敗更厲害，根除腐敗更本不可能。）還有就是要「新聞自由」「開放黨禁報禁」，承認當時「高自聯」 「工自聯」 「知識界聯合會」的合法性。六四雖然本身沒有要推翻共產黨，但卻已相當於擦邊球。要知道，新聞自由、開放黨禁報禁就是民主和多黨制的前兆，其趨向必然是挑戰獨裁，即否定共產黨本身。這些理念，在歷次的政治平反中，都沒有的！這點相當關鍵！！！也就是說，六四當時不武力鎮壓讓其發展下去，中國就會朝民主這個方向發展，實行民主的軟著陸，共產黨就會有倒臺的可能，即便當時未倒臺，也會往後的民主選舉中留下巨大的風險和後患，這點毫無疑問！因此，若平反六四了，就會帶來上述這種共產黨獨裁的風險與後患，那共產黨又何必呢？有人說六四說會平反，只是時間長一點，我們不能憑主觀的想像，時間長一點，是否共產黨就願意主動下臺呢？——或者願意冒下颱風險或帶上後患呢？這是十分淺晰的道理。
一個運動要反對整個共產黨，共產黨將永遠不會平反，這點不用辯。雖然六四的本意本來不是推翻共產黨，可是，共產黨拒絕了當時的和平對話的解決辦法而採取武力鎮壓，恰恰是這個鎮壓改變了性質，壓垮了民眾對共產黨改良的最後一絲幻想，共產黨也把自己徹底推向了對立面。這就等同，假如六四運動一開始就主動喊打倒共產黨所造成的效果是一樣的，簡單地講，是共產黨的槍聲改變了這個運動的性質，促成了共產黨與民眾的根本對立。其實，六四鎮壓前，絕大多數的民運人士時是除了要共產黨改良，不是根本上反對共產黨的，正是六四的鎮壓才使得這些人徹底的反共。而且無法逆轉！例如催生了《九評》等。不管時間多長，共產黨永遠不會給一個反共的人或團體平反，永遠不會肯定《九評》的合法性一個道理。這完全不是以前文革以後那種平反的情況！
因此，統治的穩定與冒風險兩者只能選一的話，共產黨只會選擇前者，即不平反，無論時間多長。
第六，六四事件在國內、國際規模的空前以及鎮壓的慘烈，平反的本身就不是輕舉妄動的事，國際上，它是國際共產主義國家走向衰亡的拐點，仍然要在共產制度下來平反將成為數學上的小概率不可能事件。
首先，六四從程度和性質上看，參與人數的規模，持續的時間，都是空前的。鎮壓的方式，也不是一般的驅散和拘押，而是用了國際禁止的開花彈，坦克等現代化武器，參與鎮壓的不是一般軍警，而是數量可觀的現代化正規部隊。因而，六四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對它的重新定性，不是輕而易舉隨隨便便的事，反過來，假如當時鎮壓六四的手段通過是水龍頭或催淚彈驅散，僅是死個別人，或者是一部分警察參與而非龐大的正規軍，那麼今後的平反就會相對容易處理。現在這個性質和規模本身就為平反設置了重大障礙。況且，這個鎮壓是代表整個共產黨的，它自己鎮壓又要讓共產黨自己平反更難。這些規模性質都同歷次的政治運動不同，通過以往的常規模式平反會相當困難。
其次，與以往的政治不同，六四事件在國際上有極其深遠的影響，雖然它最終失敗，但六四事件的發生，為東歐和蘇聯在六四後不久的垮臺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大部分共產黨國家都在89年和90年代初垮臺的。所以江澤民在這些共產黨國家倒臺後在國內才搞了起反和平演變的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六四為拐點走向衰亡，如果仍要維繫共產黨制度的基礎上平反六四，共產黨等於自掘墳墓，自抽耳光，無疑自殺。六四事件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將成為重重一筆，無論時間多長久，在世界和中國人的心理上永遠都不會被抹掉，如果是共產黨主動平反，會引發國際上的巨大震動，那麼那時的國際社會，是肯定那共產黨專制呢，還是肯定六四的理念？而六四本身恰恰就是否定專制的。不論時間多長久，都會有自相矛盾的推論。有頭腦的人想一想，會有這種局面嗎？！
第七，國際、國內環境對共產黨相當不利，並且，趨勢越來越不利。
在文革之後70年代末，共產主義無論在國際上還是中國國內，還都很強大，共產黨也很強大。共產黨對過去政治運動的否定和對受害者的平反，還不至於動搖共產黨的統治根基。但六四之後，隨著國際上共產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倒臺，共產主義已經是大勢已去。而現在，共產黨幾乎四面楚歌，無論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對共產黨極為不利。無力回天已成事實，稍有一點風吹草動都讓共產黨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從奧運到60年國慶到現在的世博的保安程度可以看出來。法輪功在世界各地對中共官員的法律訴訟幾乎遍及全球，這樣的訴訟，絕對不可能主動撤訴或無辜停止。而當今國際上，總體來說共產主義相當脆弱，即便共產黨內有人要平反六四，但現在的國際國內的客觀環境使得它再也沒有資本、也沒有自信來為六四平反了。
以60年國慶期間例，北京禁止放風箏，放氣球，商場禁止賣菜刀，長安街道兩邊不許開窗，進北京要過五重關。去年奧運期間我去出差，深有體會，的確這樣。 60年國慶，看遊行隊伍，打出三代領導核心，連毛澤東思想萬歲都打出來了，東方紅都唱了，更加看出共產黨往極左和集權方面靠的苗頭。胡甚至也提出要學習北韓。退一萬步講，就算以後共產黨能恢復到毛澤東時代，通過群眾運動清除腐敗，這點符合了六四反腐敗的理念，但是，六四的其他很多理念呢？如「新聞自由」 「開放黨禁報禁」，共產黨走向極左的話，六四的平反會更無望，因為毛提倡的槍桿子筆桿子時代黨控一切，同六四中「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更加背道而馳，與六四的理念即「資產階級自由化」理念更是南猿北撤。還有海外大量的六四之後的民運人士，這些人已同法輪功團體等等都不可分了，平反六四，勢必承認民運人士的合法性，，可能嗎？而海外關係在毛時代是大忌。
第八，國內社會矛盾比六四之前更為尖銳更為廣泛，平反阻力更大。
文革後到六四之前，主要是官員貪污，社會治安，貧富差別還沒今天這麼嚴重，社會矛盾比較單一。那時，文革的矛盾基本緩解，農民分田到戶，還有萬元戶等，工人生老病死有保證，福利分房，大學生畢業有工作安排，因此還沒有買房子、讀書難就業難看病難的問題。
繼六四之後，令中共最頭痛的是法輪功問題，法輪功不是歷來政治運動中階級敵人或知識份子所謂少數的問題，而是各個基層的問題，年輕的年老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共產黨內部不少人也練法輪功，所以連共產黨體制內的不少人都對鎮壓法輪功也都持有異議，法輪功事件，無疑給共產黨雪上加霜，共產黨的鎮壓，使得它騎虎難下、進退兩難，而法輪功在海內還在蓬勃發展，對共產黨官員的起訴遍佈世界各地。其他各類群起抗暴事件，大規模腐敗問題，少數民族問題，股票問題，失業問題，征地上訪，住房問題，污染問題，貧富差別問題，黃賭毒問題，黑社會問題，網路的興起的網路手機犯罪問題，等等等等，這些都是六四之前沒有，或沒有形成規模的，如果給六四平反，那其他問題怎麼辦？特別是法輪功這個大問題，根本不可能饒開。如果平反六四了，其他問題極可能一發不可收，反過來必然會觸及整個體制共產黨本身的問題，我敢斷言，中共絕對不敢開這個缺口，絕對不敢冒這個風險！！！共產黨不會去節外生枝，至少，保持現狀要比平反好，胡的不折騰的言論就是最好的反映。時間長一點會否平反？更不可能，因為我說的上面種種矛盾不可能隨時間的推移就消逝，反而只會越趨嚴重。就拿一個腐敗來說，體制不改，就無法杜絕。側面說明，平反六四與維持現體制只能兩者居一。
第九，信息的發達，網路普及使得現實社會變得對共產黨更不利。
這同六四之前有天壤之別。儘管它有信息封鎖，但在信息發達的今天，要想絕對封鎖，幾乎不可能。封鎖信息至少要比文革時代困難得多。從網路熱點如瓮安事件，楊佳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通過網路揭露出來的事，我們能看出中共已經不可能絕對封鎖信息。民眾的心態也變了，現在要愚民比較以往難奏效了。即便平反了六四，不見得受害者和民眾就會對黨感恩戴德、就此滿足，他們要求的將是清算中共，就像清算紅色高棉（即柬埔寨共產黨）一樣。平反六四本身就意味著對共產黨自身的否定。人們再不會相信黨是好的，壞事是某個人幹的這種說辭。中共永遠不敢開此缺口。
另一件更大的事，那就是《九評》的橫空出世，對共產黨來說，如同晴天霹靂，如雷轟頂，無疑是一顆精神原子彈，隨之帶來的全民思想解放運動和三退洪流，共產黨的解體幾乎成定數。《九評》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共產黨不敢批、無法批，共產黨所有媒體對《九評》都保持空前的沉默。以往共產黨批這批那不可一世，惟獨對《九評》不吭一聲。《九評》與三退可以說使共產黨遇到了滅頂之災。可以這麼說，六四的受害者學生，知識精英，和黨內被整束的人，絕大部分都會看過《九評》，很多民眾也看過，看過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無論中共平反與否都不會改變它的本性，這同以往歷次政治運動後，人們仍然對共產黨有幻想不同。比如像過去文革和反右之後，被整的知識份子關了二十年牛棚，被所謂的平反後，對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感激涕淋，感恩戴德。六四的受害者絕對不會再出現這種局面！人們要的是清算，矛頭不是領導人個人，而是共產黨，要國家賠償，對責任人的審判。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給六四的受害者平反，只會給它帶來麻煩，不會鞏固它的統治。保持現狀是它的最好選擇。
第十，假定其他所有條件與因素都等同，單從時間來看六四平反。時間上的拖延對平反不是更有利，相對來說而是更難。
趙紫陽在軟禁中在十六大時專門給中央寫信，他還沒有說徹底平反六四，而是要求重新評價一下六四，趙的大意是「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政治形勢有利時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我相信，對於「主動解決比被迫解決好」和「政治上順利比有麻煩時解決好」，很多人會默認。我們假定其他所有條件與因素都等同下，專門談時間上早和晚能否平反的問題。舉例來說，你被蒙難，你希望早還是晚被雪恥？或者別人欠你錢，你希望早點歸還是晚點歸還？（所有理由都撇開，僅是時間上論）？六四血案也是，時間上拖延的本身就是對六四家屬心理上負擔的積累，往後拖再解決從經濟賠償成本上、從道義壓力上肯定會更大。就像你開車壓了人，馬上後悔道歉、送醫院、賠償要主動得多，爭取對方原諒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你拖拉、逃逸、躲避就要被動得多，受害者對你的原諒的可能性會小得多，就是這個道理。
總結：
我們從以上十條因素來看，雖然，單個理由不足以否定時間長一點後共產黨有平反六四的可能性，但從總體和正反利弊因素全面分析，完全可以肯定，只要有中共統治的前提，六四將永遠不會被平反。
中共也不是不知道，平反六四能獲得民心這個利，但要知道，平反本身就是一面雙刃劍，如果平反六四帶來它的下臺、帶有風險和後患即這個弊，大於前面的這個利的話，它就會按兵不動。如果平反六四給民眾帶來好處獲得民心，與統治的穩定存在對立，那它只會選擇後者。如果共產黨真的是考慮民心在先的政黨，它一開始就沒必要武力鎮壓當時深得民心的六四。這從客觀上說明它統治的穩定才是第一位的。
以上種種因素都證明一個共同點：
就是六四的平反與中共的繼續統治是對立的，也就是說，六四平反了，中共也無法再統治了，要繼續中共的統治，六四就不會獲得平反，兩者必居其一。因為共產黨平反六四是不可能建立在否定共產主義和它的領導基礎上的！在六四問題上對中共來說，至少，保持現狀比平反對中共更有利；至少，保持現狀給中共帶來的麻煩更少。在不平反與平反上只能選之一的情況下，它必然會權衡而選擇前者，直到它倒臺那一刻。六四以來的21年，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中共會做的，就是盡量不去提，盡量淡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因為如果說六四不好吧，民心實在不服，對它不利；如果承認六四好吧，承認暴行等於自打耳光。所以共產黨盡量迴避此事也就不難理解了。它最多可能的事，對六四的定性上適度鬆動，比如一開始說成是動亂、反革命暴亂，後來說成是「八九年春夏之交風波」，現在被溫說成「事件」。外交部發言人說過：「八九年春夏之交這場風波，已有決論和定性，不會改變。」其實這句話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當時共產黨的決論和定性是「反革命暴亂」，你現在說成「風波」，怎麼你又說定性沒有變呢？到了國內媒體，不僅連風波都不提了，隻字不提了。這就是中共矛盾的充分反映。
共產黨對盡量不去提六四，讓人們遺忘才是它的最佳選擇。然而，中共永遠不會給六四作實質性的平反，無論時間長短！
很多人認為時間長了六四會平反，持這種錯誤觀點。持此觀點的人有兩個特點，一是，六四事件的本質上掌握的資料少，特別是國際上，和中共反面的東西沒有仔細冷靜客觀分析（憑一種常規的平反思維的推測），對共產黨有幻想；二是，從來沒有系統思考過，即在共產黨倒臺後解決六四問題的情形，而是把思維框定在共產黨永遠是執政黨的定勢下。例如韓國的光州事件，還遠沒有六四在國內國際上的深遠影響，就是全斗煥獨裁下臺後解決的。
共產黨永遠不會給六四平反，我們也不會要求一個殺人犯自己給遇難者平反，一個屠殺人民的政權根本不具有平反的主體和資格，讓它來平反，從邏輯上講本身就是荒謬的！就比如，你被別人打傷了或你的親人被殺害了，正常的做法是尋求司法解決，不通過司法途徑至少是第三方出面解決，退一萬步講，要和解也應該施暴者一方提出來並且經過你的同意才行。哪裡有讓施暴者主動發慈悲來給你一個說法，還要讓你對他感恩戴德的道理？法輪功同樣是被鎮壓者，他們就從來沒有要中共平反，他們需要的是法律訴訟和徹底的清算。對六四問題只有結束共產黨的罪惡統治才有可能獲得徹底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