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讓我們懺悔吧！
今天是五月十六日。中國人民可記得這是罪惡的紀念日？我是不會忘記的。這一天，以中共的名義向全國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宣佈一個空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從這天起，中華民族遭受到空前的浩劫。據葉帥講，在這之後的十年內有一億人民挨整，千萬人被迫害致死，上至國家主席，開國元帥，下到平民百姓，地、富、反、壞、右，叛、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即臭老九。誰來承擔這場浩劫的罪責？
以前所有的公開宣傳中，將這場災難說成是四人幫製造，這不是歷史真實。四十多年過去，一個民族仍不能清醒地認識歷史，不能還原歷史真相，這是民族的悲劇。而千方百計想讓民族忘記這歷史災難的人，便是民族的罪人。
這場浩劫，所完成的是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復辟。這是打著最好聽的旗號，打著不讓中國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旗號而將民眾陷於深重的苦難之中。
這場歷史災難的製造者，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人幫只是這其中的一部分人，四人幫是完全按著毛澤東的旨意去辦事的。說是五人幫，也是不準確的。因為還有許多黨中央領導人也參加了這場罪惡行動。他可能也受到了迫害。如劉少奇，他當初不也是同意《五一六通知》的嗎？浩劫開始，他不也和鄧小平一起製造了所謂反動路線，將多少人打成反革命嗎？而周恩來，不是由於他的助紂為虐，這場浩劫能繼續十年嗎？
而對無情的歷史，我們黨應向中國人民，向中華民族反省懺悔。
只有敢於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的黨，才不會滅亡。如果不敢面對自己的六十年來的對民族的犯罪，失去實事求是這一法寶，這個黨必然是自取滅亡了。中國共產黨從向人民懺悔開始浴火重生。
所有參加中央制定五一六通知的人，所有在政治局會上通過這個罪惡通知的人，向人民懺悔吧！參加過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央委員們，是你們一致通過了罪惡的決議，將國家主席劉少奇開除黨藉，所有舉過手的人，現在面對歷史懺悔吧！
所有在當時跟著毛「幹革命」的人們，都是在從事犯罪活動，都應懺悔。
不久前，我在給鐵流先生所著長篇紀實《我所經歷的新中國》寫的序裡說過這樣一段話：
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的標誌，我認為有兩點，一是不忘記歷史，敢於真實地寫出歷史的真實情況；二是對歷史反思，敢於總結歷史的教訓。一個忘記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個千方百計讓人遺忘歷史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此時，我想起了聯邦德國的總理勃蘭特。1970年的一個寒冷的冬日，剛剛上任的他，來到波蘭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二戰中，波蘭有250萬猶太人在集中營裡受盡折磨後死去；寒風中，勃蘭特向死難者的墓碑走去，在全世界人民的注視下，這位在二戰中反納粹的鬥士，在墓碑前跪倒在地。他是替所有應該跪下而沒有跪下的人跪下了！當時人們評論說，跪下去的是一個總理，站起來的是整個德意志。教育部將德國法西斯暴行，寫在歷史的教科書裡，讓下一代永遠記住，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德意志聯邦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從而回到了世界的舞臺。一個不想讓人民知道真實歷史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國家。不是有的國家至今還在為他們的侵略戰爭辯護嗎？
我們國家也是一樣，新中國六十年來，經歷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將五十五萬知識精英打入另冊，接著便是在１９５９年開始的反右傾，將多少萬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讓黨內外沒有了不同的聲音，這才出現了三年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萬百姓的大悲劇；到了文革，有近一億人受害，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後來的權力繼承者，不應為這些慘死的人民下跪懺悔，進行歷史反思嗎？然而可悲可怕的是不讓人們提起這歷史，只許歌功頌德，不能揭示真相。不揭示真相，便不能探求真理，沒有科學的歷史觀，便沒有科學的發展觀。這應成為政治家的常識。我們的國內出版社，竟不能出這些揭示真相的書，將反右、文革等視為禁區；這些宣傳出版部門，實在是在害我們國家，害我們民族。但是真相是不能掩蓋的，真理的聲音總要發出來。做為國民，每個經歷過新中國歷史的人，都應寫出自己的經歷，大家寫出來的經歷，綜合起來，便成了一個國家真實的歷史，這是有著重大意義的事情，這是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之舉。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緊跟毛澤東路線，是在犯罪；後來，我被打成了長影「為劉少奇、為右派、為文藝黑線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團」的小頭頭，我從革命動力變成了革命對象，為了擺脫自己，我也曾揭發同夥朋友，這也是犯罪；1970年，我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後，差點家破人亡；然而在重新挨整時，我也仍在揭發別人，並將一同說過的話，將嚴重的話推給別人，以求得到寬大處理，這說謊也是在犯罪。
1979年2月，我得到平反後，將我寫的交代材料全部退還給我，這六十多萬字的厚厚的一堆，如一座墳，埋葬著我的十年青春歲月，這裡有真實的歷史記錄，也有為減輕自己而說的謊言。
今天，在五月十六這一日，我開始記錄真實歷史，也同時寫出我的懺悔。我願所有經歷過那苦難年月的人都反思，有罪的都要懺悔，上帝會原諒我們過去的。我心中的上帝就是人民！願五一六這個罪惡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反思懺悔日，成為中國共產黨員的反思日。
五一六，讓我們懺悔吧！
向長影第一個自殺者唐漠的懺悔
我離開焦裕祿電影創作組回到長影廠是1966年6月10日，省委派出的強大的以胡紹祖為組長的工作組已進駐幾天，拍電影的幾個攝影棚已變成大字報棚。我一看大字報那血淋淋、刀光劍影、刺刀見紅，便心驚肉跳，失去平靜。我已有過反右鬥爭的經歷。我本心是不想看此剌激神經的文字，可又不能不看，還要裝出對黑幫、走資派、反動權威的憤怒表情，以示立場的堅定呵!?
我走進的實際是一個人造的虛假的世界，每個人都掩蓋起自己本來的面目，製造偽
裝假的靈魂，還要在這靈魂深處爆發一場革命!這電影廠不再排戲，每個人都在演戲，扮
演各種悲劇、喜劇、鬧劇、滑稽戲的角色……?
我內心充滿了恐懼。我記住了反右派的教訓，這次我一定要當左派，不能右啊，我自己告誡自己，處處小心，謹慎言行，禍從口出，可不要亂說亂動。我看著一張張揭發廠內領導和藝術家的大家報，膽戰心驚。隨著大字報，工作組將要整的重點人物圈在一起學習，檢查自己的文藝黑線錯誤。我們編輯室的重點人物，便是寫過毒草和有歷史問題的人。這裡有我的朋友張天民、房友良，李威倉；還有劇作家於敏。《電影文學》主編唐漠成了重點中的重點，因為他是黨外人士，歷史上好像也有問題。因此在這運動前，一位從老解放區來的寫不出劇本來的編劇、總編室的主任田野給吉林省委書記吳德寫信，說唐漠在林杉支持下奪了電視文學的權。由於這封給省委的舉報信，而使田野成了左派。1962年廠裡沒有劇本，林杉親自出馬，尋找可以改編成電影的小說，他找到了作家劉樹德寫的《橋》，林杉找了唐漠改編，由袁乃晨導演，電影《兩家人》，這時成了大毒草，正在全國批判，編劇署名林漠晨。林杉成了廠裡的重點，這位寫出過《上甘嶺》、《黨的女兒》的著名電影劇作家，是長影廠第一個要整的人。省委書記吳德對長影一封舉報信的批示裡毫無根據地說長影《電影文學》被壞人把持。這裡指的便是林杉、唐漠。唐漠便是我們總編室的頭一個要批鬥的人物。我做為被工作組信任的革命動力，委派我一個任務，讓我搬到與唐漠一個房間，看守他，瞭解他的一切行動。
１９６６年７月６日總編室開了第一次的批判唐漠的會，要他交代大家提出的問題，我並不瞭解情況，但因工作組有佈置，便也跟著呼叫，讓他老實點。我看到他痛苦地思索著，用筆記著人們的發言。會後，他自己向長影一宿舍走去，他不向任何人說話，也沒有任何人理他，黑幫如同瘟疫，誰都離得遠遠的了。吃了晚飯，工作組向運動依靠對象開個小會，安排明天如何將唐漠攻下來，讓他老實交待罪行，以便揭開長影階級鬥爭蓋子，這是一個突破口。好像長影真的存大一個陰謀集團似的，我不能不信，不能書生氣十足啊。
晚上十點，我回到了一宿舍這個與唐漠一起的房間。這是工作組的安排，我才搬到這裡的。自然是讓我看著他，暗中監視他的行動。唐漠正在書桌前寫字。我想這是他在寫明天的交代吧。我沒有問他，便自己倒在床上睡下了。一覺醒了，大約是十二點了吧，見唐漠還在寫。我便對他說話了：「老唐，你休息吧，明天還要開會哩。」他回我一句：「就要完了，要完了。」我便又倒下睡了。
７月７日晨七點，我起來去長影大食堂吃飯。吃完飯回總編室準備開會。八點，人們都到齊了。可是唐漠卻沒有來。他是會的主角，他不來如何唱這臺戲？主持會的人問我：「唐漠為何沒有到哇？」我說了情況：「昨晚他睡得很晚，寫東西；今天早上我來的時候，他正睡哩。」工作組負責人說：「你們去看看，是咋回事兒，他知道今天要開他的會嘛。」於是我跟王佔寶，一個紅五類出身的編輯，黨員，文革小組負責人，一同到了一宿舍，敲門，佔寶喊：老唐！老唐！
屋裡沒有人應，沒有人開門。
我用鑰匙通開了門。進屋，見唐漠還在睡覺。我想他睡得太晚，還沒有睡醒吧。
佔寶喚他：老唐，起來吧。要開會了。
沒有動彈。我們走到跟前，我用手摸了他的頭，一股寒氣立刻從我的手上直透到腳跟兒。我的心裏充滿了恐怖。他不會再醒了，他走了，他永遠地走了。
佔寶比我沉著，他說快去報告吧。省委工作組知道了唐漠自殺的消息，也有點慌亂了。有人打開了樓下的信箱，從這兒取出了唐漠的兩封信，一封是給他遠在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妻子的，一封信寫給吉林省委書記吳德的。我這才知道，他是沒有通信自由的人，我更感到了恐懼。那位開信箱收信的人見我看到他從送出的信裡找出了唐漠的信，便說給我，這是不可以向任何人說的事。我感到問題的嚴重，不吭聲。
省委工作組組長胡紹祖親自找我談話，讓我說說唐漠死的經過，並叫我寫一個文字材料交給工作組。
胡組長佈置說，這是與文化大革命的對抗行為，為了運動的進行，要立即開會聲討唐漠，不然會影響偉大的運動。並讓我在大會上發言，揭露唐漠，揭發唐漠的歷史，以引起全廠群眾對反革命唐漠的聲討。人事部門將唐漠的歷史抄給我，說他原來是歷史反革命，參加過特務組織蘭衣社，是胡風分子等等，這歷史也激起了我的對敵人的憤恨，啊，原來唐漠是這樣的人物啊。我便把工作組提供給我的材料寫在發言稿裡。
１９６６年７月７日，這個七七事變的日子，在長影大劇場召開了第一次聲討大會。全廠職工參加。我第一次在大會上發言。我再一次充當了共產黨省委工作組的馴服工具，在會上聲嘶力竭地喊叫：聲討歷史反革命分子唐漠。。。
唐漠走了，他的影子卻一直在我心裏，我走進宿舍，便是他在燈下寫字的身影，想起他的聲音，看到他的臉，一雙深度眼睛下無奈的樣子。他在長春火化了，他的家屬，他心愛的妻子並沒有來，家裡一個人也沒有來。還是組織上讓編輯室的陳曼倩和我一起整理他的遺物，開個單子明細，交給組織，然後寄到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他的妻子。
１９６８年，我開始被整時，竟有人提出了唐漠之死，懷疑是不是我將唐漠害死的，我害死的他的原因是我要保長影劇本廠長胡蘇，唐漠可能知道胡蘇的一些問題，讓我來殺人滅口。這當然不會有人相信，也便沒有興起大浪。
今天，當我回顧這歷史時，不能不反思自己。
我沒有親自殺害唐漠，但我難道沒有罪責嗎？如果我不是那麼自私，害怕沾上他如同害怕瘟疫般地躲藏，以保自己的平安；如果還有人性可言，對這樣一位在一起工作過的人，有一點人性的關懷，對他說幾句關心的話，勸說他幾句，讓他想得開點，在那天夜裡，我回到宿舍時，和他說幾句話，談談心，如果是這樣，他可能在這時得到一絲人世的溫暖，看到一點人間的希望，活著的希望，他感受到人世間不是如此殘酷無情，他可能會活下來的呀。我作了罪惡的幫凶，我參與了殺死唐漠的罪惡行動，他死了還沒有讓這個無辜的善良的靈魂安生，還要聲討他，用檔案裡多年來對他的誣陷之詞，讓他在地下也不能安息。今天當我回憶這段歷史時，我要向唐漠的在天之靈進行懺悔；我在過去，每說到文化大革命時，總是說自己如何挨整，受到迫害的事實，卻從不說，我也曾做過傷害善良的幫凶！一切經歷過這場歷史浩劫的人們，不要只把罪惡推到領袖身上就算了事，你曾跟著他鬧革命，你不也是這場浩劫的幫凶嗎？
唐漠自殺，是長影二十多位藝術家自殺的第一位。如果有人將這二十多位自殺者全部寫出來，將是多麼叫人靈魂震顫，將引發多少思考！
多少年後的１９８４年，我和北大老同學葉廷芳到他的家鄉浙江衢州，見到一位政協工作的詩人潘玉光，他送我一本當地文史資材料，看到了記錄唐漠的歷史，我再次受到震憾。原來他是一個解放前入黨的老黨員啊。現將他的歷史錄下：
聶崇彬(1922—1966)，又名唐漠、恩銘，常山人。中學時，常在報刊上發表雜文、小說，揭發腐敗現象，先後被衢州中學、鉛山九江中學、義烏君毅中學停學或開除。1944年秋，考取重慶朝陽法學院。1945年4月，參加中國民主青年同盟，後被選為該同盟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參加起草《青年民主運動宣言》。同年秋轉入重慶復旦大學法律系。1946年春，對國民黨政府製造「張莘夫事件」、「谷風事件」等一系列反蘇遊行示威和毆打進步教授行為，展開面對面鬥爭。參加上海各大專院校舉行抗議美軍暴行萬人大遊行。抗日戰爭勝利後，與朱樹蘭等發起組織文藝團體繆司社。1947年元旦，被選為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成為上海學運主要領導人之一。5月30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關押龍華曹家花園，積極領導被捕同學與國民黨當局鬥爭。在軟禁中寫電影劇本《鄉愁》初稿，獲釋後修改成《山河淚》在香港拍攝，在上海公映。1948年春回常山，由林維雁介紹參加共產黨。同年10月，去華北解放區，任張家口《察哈爾日報》國際版編輯。1949年9月，調北京電影製片廠新聞處工作。1953年3月，任《大眾電影》編輯室副主任兼影評組組長。1956年「肅反」運動中被誣為「冒充地下黨員」而撤職。1959年，全家下放湖南電影製片廠，創作電影劇本《貧農的女兒》，後被誣為「毒草」，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農村勞動。1961年10 月，調長春電影製片廠任編輯、副總編輯和《電影文學》編輯部副主任。「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橫遭迫害。７月６日含冤而死。1978年9月平反昭雪，1984年恢復黨籍。
唐漠同志，是誰殺害了你？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今天又是五一六，那個給中國人民製造災難的日子，我的微小的聲音，你可能聽得見？你為了自己的尊嚴，離開了人世，人們從你的死會看到什麼想到什麼呢？倒底是誰殺死了這個正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