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三峽時代即將開啟。
雲陽新硐村一戶農家大院的幾戶村民，在外遷江西贛江的一座小城後，又紛紛回到故鄉，但故鄉卻不同以往，他們在去留間徘徊；留守庫區的羅興安，從奉節搬遷到萬州，雖說進了城，但卻無法在城市裡生存下去，只能整日在鄉鎮間遊蕩尋找賣苦力的機會……他們的故事是三峽百萬移民的縮影和樣本，他們的命運將是「後三峽」時代重點關注的對象。
如果說當年興建大壩、百萬移民是三峽工程，那麼如何解決地質、環境問題，如何讓移民變成居民，「安穩致富」，就是規模毫不遜於三峽工程本身的「後三峽工程」。
2010年3月7日，重慶市雲陽新城，42歲的王平站在長江邊眺望故土。2002年，他隨同鄉移民至江西峽江縣；2003年三峽蓄水，老家雲陽桐村鄉沉入水底；2004年他帶著全家6口回到雲陽新城，做了「棒棒」。沒有房子、沒有戶口，一根棒棒挑著全家人的生活。
重慶市萬州區。移民冉崇剛與妻子向存秀借款在精輝花園買下門市，兩口子自己裝修。
移民江西的鐘厚運又回到雲陽，卻無法獲得故鄉的「身份」。
雲陽老縣城碼頭。清晨，寶塔鄉的農民挑著青菜乘船登岸。
雲陽老城的一家理髮店，洗頭理髮刮臉只要2元5角。
「至少幾十萬人」再移民
在後續工作規劃中，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可能涉及到生態屏障區的移民再搬遷。
對於很多原地後靠的移民而言，這將是他們第二次搬遷。
這是雲陽縣一個農村大院幾戶村民在三峽移民之後的不同人生軌跡。他們並不代表三峽移民的全貌，而只代表了三峽移民中的一個群體，和「穩得住，能致富」不同，因為各種原因，這個群體仍然沒能安定下來。
令人深思的是，他們為什麼仍徘徊在去留之間。
又要走了
陳朝志夫婦的房子依山而建，老房子在長江邊上，早已被水淹沒，每年夏天水庫水線消退，他們能遠遠望見老房子的廢墟，連屋頂都沒剩下。
他們在坡上起了一棟100多平方米的新屋子，靠近馬路的方向做了個門面，卷帘門的灰塵很厚實，似乎從來沒打開過，因為沒有商業需求，這條馬路通向江岸，沿路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戶人家，平時一般也沒什麼人走這條道。
在雲陽縣有很多像陳朝志夫婦一樣後靠的移民，他們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升起來的長江水淹沒。他們在山坡上蓋起了新房子，守著幾分土地，在每年水位消退到145米的時候用消落帶的坡地種菜，雖然專家們說用坡地種菜並不好，會造成污染，或者水土流失。但江岸邊的土地已經非常有限，每戶人農田加坡地也只能湊夠一畝，農業收入很少。除了年輕人外出打工賺錢養家，幾乎沒有別的生活來源。
他們很可能會被第二次搬遷。「已經登記過了」，陳朝志說，言談中充滿了期待和嚮往。政府派人在這一帶逐戶登記，徵求大家的意願，可選名單裡有新縣城、老縣城、或者外城、外省，這位老人填的意願是新縣城，如果一定要搬，他想搬到新縣城去，而不願意去已經被遺棄的老城，他更不願意再搬到別的地方。
遷往他鄉的經歷，往往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他的哥哥陳朝庭，當過10年兵，之前和他一起開麵坊，2002年異常積極地響應號召，戶口遷往江西，奔往新生活，4個月後，卻和老伴雷明英、大女婿一起舉家回遷。
蓄水前最後一批移民
2002年，三峽蓄水前，陳朝志所在的新硐村第一組，175米蓄水線之下，已經有幾百人通過投親靠友、自謀生路等辦法，搬離庫岸，當時的情況，蓄水線下還剩118人沒有著落。
最初定的計畫，是這118位村民全部原地後靠，在更高的山坡上修筑房屋，謀求生活。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當時，外遷的機會也是村民自己爭取來的。
陳朝志當時直接參與了改變這個村莊命運的過程，作為這個自然村的會計，他和組長花了一週時間去丈量175米白線以上剩下的土地，發現還剩下29.8畝，但要養活100多人，人均只有兩分地。
土地顯然不夠，村幹部跑到重慶市去反映情況，據說當時一個市委秘書長親自到新硐村考察，和縣領導一起，確定了新硐村的外遷計畫。
計畫外遷點，正是江西峽江縣周邊的幾個村落，峽江縣是贛江邊上的一座小城市。當年外遷時，新硐村曾舉村考察，一家派出一個代表去探情況。和新硐村相比，峽江縣的土地更多，而且看似更平整。但當地人告訴他們，這些田幾年就會被贛江水淹沒一次。當地人的敘述引起了新硐村村民的警惕，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說法並非是拒絕外來者的託辭。
「當時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上了」，陳朝志說，「隔壁茅壩村鄉黨委書記也去峽江看了，那個書記就沒看上」。
但新硐村的搬遷仍然勢不可擋，陳朝志的哥哥陳朝庭，就這樣成為了三峽蓄水前新硐村外遷的最後一批移民，和陳朝庭同一個院子的鐘裕根、明平秀兩位老人，連同二兒子夫婦，也是和他同一批戶口遷往峽江。
這個院子一共有6戶人家，都是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在移民前還有的家庭沒分家，兄弟幾人共同侍奉雙親，一個家庭往往能達到十多人的規模，比如陳朝志，移民之前，他家共有13口人，和親戚朋友相互交通往來。
這種院子在川江地區還有很多，往往是同一個村民小組，一家挨著一家的牆搭建起來，在農村，人際關係並未退化得如同城市那樣簡單，社區居民互通有無、守望相助。同一個院子的關係非常好，鄰家小孩往往叫隔壁叔叔「二爸」、「三爸」，是模仿親戚的喊法。
斷裂的社會關係
這種於農村而言非常重要的社會關係，很快在搬遷的過程中斷裂了。最後一批去峽江縣的新硐村移民有112人，陳朝志曾經計算過，有68人來自新硐村一組。這68人曾經希望能聚居在一起，但這個要求很難得到滿足。他們被分散在三個不同的鄉。
有的村民雖然在銷戶合同上面簽了字，但並不願意離開，比如鐘裕根、明平秀夫婦，他們心裏想的，還是留在原來的地方，和沒有外遷的女兒住在一起。鐘裕根曾經去過一次江西，辦理殘疾證，結果發現在當地喝水也要拉肚子，蚊子太多，水土不服，他便不願意再走。
而他的小兒子鐘厚運夫婦則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舉家遷往江西。鐘厚運1974年出生，是很典型的川江人，善於言談且吃苦耐勞。他在2003年和妻子一起把所有重要的傢俱搬上了鄉政府歡送移民的卡車，雖然有搬運物品體積的限制，他們還是把幾個泡菜罈子搬上了車。泡菜罈子是巴蜀人幾乎每家一個的物件，於每天的飲食非常重要，而且鹽水越陳越香。鐘厚運搬上泡菜罈子，是想踏實在江西過日子的。
但兩週後，他就和同一個院子的張家一起回了雲陽。鐘厚運回家，倒不是因為水土不服，或者單純的思鄉心切。他當時花錢從當地村民那裡買了兩畝田，但後來發現都是最差的田，收購的舊房也不過50多平方米。
在當地語言不通，原有的朋友又很難聯絡。比如鐘厚運要去找年齡相彷，同個院子長大的李大新兄弟，從一個鄉到另一個鄉，可能就要坐上兩三個小時的車。
更現實的是，鐘厚運發現附近沒地方打工掙錢。而之前他們所在的新硐村靠近雲陽老縣城，找工比較容易。
幾乎是事事不順心，所以在孩子要開學之前，鐘厚運兩口子便急匆匆趕回了雲陽。本來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但試驗幾乎是潰不成軍，除了水土不服帶來的異鄉人感覺，家鄉也似乎有更多發展機會在召喚著他。他回到雲陽，就趕上這個新的移民城市建設得熱火朝天，他和也從海南遷回的哥哥一起跑起了運輸。
回遷的選擇
鐘厚運走了不到4個月，一個院子的陳朝庭、雷明英夫婦也走了。
這個村小組留在峽江縣的人，只剩下李大新兩兄弟。旁人都說他們是為照顧孩子讀書。
雖然在長三角一帶有很多成功的移民安置範例，但新硐村的移民安置顯然並不能算作成功。在村民的考察和適應過程中，這個新的居住地被遺棄，人們紛紛回到原來生活的地方。有的人則根本沒離開過——— 親人去打了頭陣，回來訴說異鄉生活之苦，他們便打消了搬遷的念頭。
對大多數人而言，回遷並非是情感的牽絆，而是一種理性選擇。如果遷入地的條件好，還是能夠留下，雷明英說。她是住了4個月才離開，很不方便，買藥坐車要1個多小時，一天進城還只有兩班車，而她的老伴陳朝庭，又是常年疾病纏身。之前他們住的地方，走半小時就能找到買藥的小商店。
移民款跟著移民走，在安置過程中，一部分用來購買當地的田土，還有一部分用來買房屋。最後每個人領到的只有8000多元。
和別的回遷移民一樣，鐘厚運帶著一家三口的錢，回到雲陽，重新白手起家。現在他和哥哥合夥開一輛麵包車。他買了自己的房子，孩子讀上了當地的小學，和返鄉的哥哥共同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
回遷群體的思慮
雖然從表面上看，鐘厚運的家庭和別的雲陽家庭沒什麼區別，兩兄弟又回到了同一個地方，每隔一週去看看住在新硐村的父母，送瓜果補品。
回遷移民在雲陽形成了一個特殊群體，相互保持著往來，鄰居之間互通電話，互相串門。
這些都是最真實的生活，但鐘厚運覺得這種生活中也有某種欠真實的成分。比如他就不能購買當地人都能買的養老保險，針對移民的養老保險，當地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比如可以免繳之前的餘額，每個老人只需要花1萬多塊錢就能辦好，可以在 60歲之後開始拿「工資」。之前哥哥鐘厚生拿出一萬多塊錢，讓弟弟去江西給父母辦養老保險，但發現根本辦不了，他們被告知不同地方政策不同。
這個時候鐘厚運就想不通了，他不明白有什麼不同。
不久前，鐘厚運又託人去問，戶口能不能遷回來，他在雲陽已有房產，房產證上也是自己的名字。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後，他又失望了一次。孩子和他一樣是江西戶口，將來讀中學，會多交一筆為數不少的補充學費，麻煩的事還很多，比如孩子將來高考是不是還要去江西找個中學。
經濟上，重慶市政府出臺的針對移民的優惠政策，鐘厚運的家庭戶口既然已經外遷到江西，自然一條都享受不到。
雖然同樣是移民，但他的所有戶籍關係已經離開重慶。而事實上，他的所有社會關係還在雲陽。
鐘厚運時常憂慮，自己的未來怎麼辦。他研究了勞動法，發現外出打工企業可以幫忙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能不能十多年都在外面打工，退休了就能拿退休金，不成為兒子的負擔。
他很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並和妻子討論這個想法的可行性。
他又思考，戶籍制度將來有沒有廢除或者改變的可能。
妻子沒有考慮這些看起來異想天開的問題，她擔心的是，會不會有人把他們遣送回江西去。
在雲陽縣，類似新硐村這個院子這樣的回遷村民，正在逐漸形成一個群體，缺乏歸屬感成為這個群體普遍面臨的問題。還有的從江西或者海南返回的移民，在新縣城買了房子，卻不敢用自己的名字登記。另一個買了幾套房子的回遷移民則反覆詢問記者，未來是否有可能把戶口遷回來。
走和留的矛盾
除了不諳世事的小孩，焦慮在這個群體中普遍存在。
張麗也在雲陽的這個院子裡出生，說到自己的未來，她眼圈突然紅了。其實她才20歲，無論年齡還是穿著打扮都像個女學生，應該還不到為歸屬感焦慮的年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
但每次電視上放三峽移民的時候，她都會偷偷迴避，她會哭，這是一種旁人很難理解的感情。雖然在搬離雲陽的時候，她還是一個上初中的孩子，但她已下定決心，要回到雲陽。
她在上海務工，她會有機會遇到很多別的三峽移民。每次和別人談這個話題，都會增加她的挫折感。比如遷到上海松江和崇明的移民，一般在當地就能找到工作，生活狀態也更好，對遷入地比較有歸屬感。
而她一點也不瞭解自己戶口上標注的那個地名，峽江對她而言仍然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她想回到雲陽，但不知道如何回去。
她的姐姐不久前剛做了「雲陽人」的媳婦，但還是沒有辦法做回一個真正的雲陽人。雲陽民政部門告訴她，戶口從江西遷不回來了，凡是外遷移民，戶口都不能遷返。
鐘厚生鐘厚運兄弟出錢，在新硐村山坡上為父母鐘裕根、明平秀修的房子，已經成了無主房，原來是用他姐姐的宅基地修的，但現在姐姐戶口也去了海南。老人住在裡面，用兒子買的手機和外界保持聯繫。
雖然搬遷已經八年，新硐村一組幾十位移民仍沒有真正安定下來。回遷造成了身份認同上的錯位，而原地後靠的移民，則等待著新一輪以生態避讓為主旨的搬遷。雖然何時搬遷、往何處搬遷還不確定，但在新硐村，已經有人來挨家挨戶瞭解，登記村民意願。
對這樣的登記，村民往往抱有矛盾的態度，未來充滿了不可知性，但同時又是一種改變生活的機遇，比如陳朝庭的弟弟、老人陳朝志，他再也不願意守著一畝地，每年在江水消退的庫岸邊上種菜。
老雲陽，放棄和留守
有的人想回來，又有人想走出去。城市的歷史不會因為廢棄而荒蕪，人們總是在尋找或者堅守最適合自己的地方，即使這裡已不復當日風光。
新硐村一組距離老城不過兩三里路，曾經享受過老城帶來的方便。但現在，雲陽老城已經成為歷史，或者說是廢墟。坐在快艇上路過老城，那景象就像看到地震之後的遺址，你以為沒有人居住了，但似乎還有車子在廢墟中穿行。終於走到廢墟了，才看清老城，廢品被堆成一座小山，觸目驚心地堆積在路旁，似乎這座城市昨天才萎縮。
比庫區裡別的老縣城幸運的是，雲陽老城還有最頂上的一條街沒被淹沒，它現在變成了一個鎮，其實還不如鎮，沒有專門的公共汽車到這裡，只有在岔路口攔截經過別處的車子。有兩三個小麵館，一個規模已不算小的農貿市場，一個派出所，承擔著雲硐鄉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功能。
老城已經被拋棄。如果問雲陽人老城好還是新城好，大部分人會覺得這是個多餘的問題，包括為移民身份發愁的鐘厚運，因為答案實在太過明顯。老城很狹小，雲陽人誇張地說，抽根煙就能從城頭走到城尾。
而新城蔓延在長江邊上，一眼望不到邊，擁有最繁華的中環路，上面還有重百，有大型連鎖家電超市，新房子，「隨便哪一棟，最差的，也比老城好」。從彫花的路燈到寬闊的岸堤，一切都是按照一個中型城市的氣派和檔次來建設的。
但老城還在，雖然只留下了冒在水面上的一段，仍然在忠實地履行它的社會功能。甚至它已經被廢棄的老碼頭，也在發揮作用。雖然大段向水的階梯已沉入水底，露出水面的部分，被瓦礫覆蓋，令人很難想像當時的盛景。
現在它顯然退卻了，人們卻沒有忘記它。還是在這裡搭船，慢船在這裡會停，從雲陽老城到新城，足足要走三四個小時，船夫沿途帶人裝貨，船裝得很滿，在從前，長江還是一條湍急滾動的河流時，這是不可想像的。
留守移民：困窘謀生致富難
羅興安是這個世紀初，從奉節搬遷到萬州的三峽移民，他用補助的移民款在移民安置區買了套房子，戶口挪到萬州，就這樣進了城。但他卻無法在城市裡生存下去，城市不需要像他這樣的人，除了種田之外，沒有其他技能，又年屆不惑，羅興安很難找到工作。他不得已又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奉節，在農村租了間小房子，整日在奉節和雲陽之間的鄉鎮遊蕩尋找賣苦力的機會。
三峽移民中，只有十萬去了外省市，還有近百萬留在了庫區。走出去的十多萬移民，背井離鄉，經歷社會關係網路的斷裂，自然痛苦，但更困難的，恐怕還是某些留下來的移民。通常，人們會更關注背井離鄉的外遷移民狀況，對庫區內安置移民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南都記者在萬州、奉節、雲陽等地採訪時，發現留守庫區的移民返貧現象較為突出，其中部分移民難以適應城市生存環境，只能進入城市生活的最底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