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孫樹才
採訪地點：曼谷，安魯薩瓦裡廣場，Center One商廈一樓麥當勞餐廳（後轉到廣場公園）
採訪時間：2009年9月7日星期一下午
採訪緣起：第一次碰見孫樹才是在今年5月19日的"六四"20週年公民行活動上：有一個特別老的老者，頂禿髮白，高鼻樑上架著眼鏡，儀態貴重；本以為此人是一個家境優裕的泰國老華僑，萬萬沒想到：他竟然是一位以八旬之高齡流亡泰國的政治流亡者。
姜野飛介紹說：老者名叫孫樹才，是來自大陸的老國民黨員，今年86歲了。86歲，為何要在這把年紀選擇流亡呢？寒暄中得知：孫老東北人，2006年底來到曼谷，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政治庇護被拒。
9月7日終於有個採訪孫老的機會。喝著熱咖啡，孫老一連幾個小時侃侃而談，70年的閱歷如數家珍，頭腦之清晰、精力之旺盛，勝過好些五六十歲的人。孫老說話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喜歡長時間地獨白，離題千里而渾然不覺，往往需要提醒才能回到正題。這種固執的獨白，似乎是基於刻骨銘心的日深月累心理積累，有如一個負重苦力嘴裡哼出的號子，只要重荷在身，便一刻不能停止。
曾節明：您老人家怎麼八十好幾了還要出國申請難民？
孫樹才：我出來並不是為了申請難民。如果為了去美國，我還不早出來了？我今年86了，呆在哪個國家有多大區別呢？我出來就為了發出反共的聲音，趁自己身體還行，抓緊時間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從事反共事業是我一輩子最大的心願，壓在心底好幾十年了，我不能就這麼受壓抑地死在中國。共產黨害了我一輩子，時間不多了，我不能看著我的理想、才華被他們活活埋葬......所以我一定要出來，只要能呼吸自由的空氣、發表自己的文章，就是出來要飯也行。能拿到難民身份最好，拿不到拉倒......我八十好幾的人了，有什麼好擔心的？我一定得離開中國，我跟共產黨勢不兩立，我不能再住那地方了......
曾：你早出來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嗎？
孫：這說來話長了。
曾：那就從你早年說起吧。
孫樹才：好，好。我1923年出生在遼寧省梨樹縣--那地方離四平不遠，"解放"後歸吉林管了。我父親曾經是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的簡任官，"解放"前我家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關內；小學和中學都在北平上的學，中學先在北平市立四中，高一時，也就是1940 年，轉到燕京大學高中部。那時候日本侵略中國，北平被日本佔了，日本人搞"親善教育"，規定中學生學日語，當時我痛恨日本人，抵制學日語，所以日語沒學到 --說老實話，現在想起來我很後悔，當時我把日語學到手就好了，抵制日語讓我少了一門特長，日本壞是壞，但跟蘇聯不一樣......。因為恨日本人，1941年春天，我跟同學在清華大學對面的蔚秀園隔著牆向日本軍車扔石頭，這下捅馬蜂窩了，日偽警察和特務搜到學校，老師同情我們，給我們報信，讓我們快跑，我們只得逃離北平。離開北平前吃了一餐飯，我們幾個同學大哭了一場，我還這輩子第一次喝醉了......
曾：你早年有沒有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
孫：沒有，我從來不信共產黨那一套。當時中共的宣傳確實迷惑了很多青年，但我這個人民族觀念很強，我認為中共是賣國賊，因為它完全是蘇聯成立和操縱的一個東西，而蘇聯老毛子是侵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外族，你看唐努烏梁海、外興安嶺那些礦藏和產油的地方，都被它佔去了，它當時還在扶持外蒙獨立。
從一開始我就不接受中共。我上小學的時候，國民黨給我們上愛國教育課，最先是展示兩幅地圖，一幅是近代之前的中國地圖、一幅是當時的地圖，在上面標明瞭中國喪失的領土。而共產黨卻不要祖國、不要民族，他們支持外蒙獨立，當時蘇聯軍隊都佔了中東路了，他們高唱"保衛蘇聯"；日本侵略中國，它不抗日，還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分裂中國......
所以中共騙得了別人，卻騙不了我。他們後來為了籠絡人心，打著抗日統一陣線的旗號，我是過來人，我很瞭解他們抗日是裝模作樣，而對真正在抗日的國民黨軍隊，卻是憋足了勁真打，在背後捅刀子。中共是賣國賊；我不接受中共，中共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是賣國賊。
曾：你逃離北平後去了哪裡？
孫：去了重慶。但途中在國軍湯恩伯部當了3個月的兵。我1941年年末到的重慶，住進流亡學生收容棧--當時國民政府收容日佔區逃來的學生，管吃管住，還有書念，雖然條件不好，但那不是共產黨的收容站能比的。我就是在收容學校念完的高中。1943年，我考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在學校大學本部的法政系就讀。當時每一個進入中央政校大學部的學生都要填表、審查，成為中央政校大學部學生，就算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因此我 1943年就正式成為國民黨員，我現在是一個有66年黨齡的老國民黨員。在中央政校讀書期間，時有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不定期地到校演講，我記得有白崇禧、陳誠、何應欽、張群、孫科、孔祥熙......。我對白崇禧、何應欽和陳誠的印象比較深。白崇禧身材高大，喜歡穿馬靴，有一股大將風度，而且能說會道；何應欽書生氣重；陳誠樣子短小精悍，卻好說大話，他說3個月可以消滅共產黨，我當時就覺得那不吹牛嗎？另外張群的口才也不錯。開學和畢業時蔣介石都來了，蔣介石那人可是儀錶堂堂，雙眼炯炯有神，根本不是中共醜化的那樣，但他說話嗓音尖銳刺耳、缺少魅力......
1946年初我到東北實習，參與東北的接收工作。當時聯合國成立了善後救濟總署，救濟中國飢民，中國成立了行政院救濟總署進行配合。我一開始就在行政院救濟總署工作，做了幾個月，由科員升到工作隊長。
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東北激烈交戰，因為蘇聯佔了東北後，把大部分地盤都交給中共，中共武力抗拒國民政府接收、殺害政府官員，政府每接收一個城市都要調兵去打, 從山海關打起，處處啃骨頭；那時共產黨在東北不得人心，誰都知道共產黨的爹是蘇聯老毛子。蘇聯老毛子在東北壞得不行，到處搶劫強姦，在東北人中口碑極壞，許多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但蘇聯人自己也很可憐，蘇聯軍人待遇差，生活很苦，他們的兵一部分是囚犯，缺吃缺喝就隨意到老百姓家去搶，酒呀、煙呀、糖呀、牛呀......什麼都搶，連女人衣服都搶。我親眼看見有老毛子跑到人家地裡摘南瓜，敲開了就咬，他以為是倭瓜呢，結果咬不動。有搶東西的、喝醉酒的，被老百姓給打死了，他們的部隊也不管，死了拉倒，老毛子的命也賤呀！像日本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少了人，是肯定會調查的，美軍少了人就更了不得了，是一定得查個水落石出的，老毛子的部隊死了個人，就像死了條狗似的。
在救濟總署實習的時候，時常到前線賑軍、向老百姓發放救濟物資，最遠一次到了其塔木，在松花江邊。我親眼所見，四六年那個時候國軍這邊士氣很高，都想早點統一了，建設一個富強的中國呀。那年夏天的四平戰役，共產黨已經被打垮了，孫立人的裝甲師跨過松花江，快打到哈爾濱了，共產黨擋也擋不住，連他們的軍隊都散了，據說林彪收拾東西準備去打游擊。我當時親身感受到那時國民黨軍隊多威風呀，共軍都怕了！可這麼好一個機會竟給耽誤了，那時侯蔣介石怕美國人馬歇爾，不讓打了，這不是犯糊塗嗎？蔣介石要是咬牙多挺一會兒，把共產黨給端了，美國還不照樣支持國民黨嗎？太可惜了！要是四六年的這個機會沒浪費，能有共產黨的"解放"嗎？
1946年下半年我回到中央政大繼續唸書，1947年畢業後，我被分配到遼寧省省政府當編譯，後來被調到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當編纂課課長，負責編寫反共教材、小冊子。當時東北分團的團長是劉安琪，他後來去臺灣當上了臺灣陸軍總司令。在東北期間，有一次我還被調去184 師當過一陣子新聞處的副處長；我對孫立人將軍印象不錯，他當時是第四綏靖區司令官，人長得不錯、能力很強、人也很正直，但是人情世故和社交都不行，比較刻板，青年知識份子投奔他的，只給普通士兵的待遇，所以籠不住人，後來被蔣介石調走了。
1948年，我調到國民黨中央調查處瀋陽分處工作，瀋陽淪陷的時候，我正在北平出差。東北丟掉太可惜了！國民黨輸給共產黨，輸就輸在東北上。錯過1946年的機會，消滅共產黨很難了，但如果處理得當，挺住是完全可能的，但蔣介石用人不當，派來的陳誠，在用人當頭上瞎搞裁軍，把50萬原來的偽軍趕到共產黨那邊去，這不是犯傻嗎？這麼一瞎胡鬧，東北共軍人數上馬上超過國軍了。後來派來的衛立煌是個親共分子，不聽指揮，把幾十萬東北國軍交到林彪手裡......
曾：東北淪陷後你去了哪裡？
孫：我在北平呆了幾個月，住在同學家裡，當時北平也快保不住了。北平"解放"後一個多月，我記得是3月20號，我乘共產黨還沒有實行管制，離開北平，去青島投奔我的老上級劉安琪，途中經過濰縣。劉安琪當時在青島任第十二綏靖區司令官，但到了劉安琪部隊後，我又想到南京看我父親，我父親當時在國民政府內政部-- 我老爸在我媽死後一直沒娶，我因為這很尊重他，我就從青島坐船往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錯過去臺灣的機會！我去上海不久，劉安琪部奉命從青島上船，直接撤往臺灣；我和劉安琪關係不錯，他當時也勸我留下，我如果留下，肯定已經在臺灣了。這是我第一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
曾：後來還有哪些機會？
孫：你別急。我3月28日從青島上船，4月1日到了上海，在怡和碼頭下船，那時解放軍已經兵臨長江，國民政府開始撤往臺灣；當時上海去臺灣的船很多，但那時去臺灣要審查了，防中共滲透，我那時身上有中央訓練團的軍官證，去臺灣肯定沒問題，只需要在上海等個十天八天就成。但我那時急著去南京看我父親，就沒去。這是我第二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跟我同船到上海的有我一個中央政校的同學，叫賈寶成，他當時留在上海登船，結果很快去了臺灣，六十年代他又從臺灣去美國留學，就留在美國了，後來在美國的一所大學任教......
曾：第三次機遇是在哪裡？
孫：是在廣州的黃埔港。我到南京後，解放軍準備渡江了，國民政府一部分已經撤走，我父親隨內政部到廣州去了。我只得又回上海--回去時我同學賈寶成已經走了，我坐船去廣州。4月23日到達廣州，這天我為什麼記得特別清楚？因為我一下船就在報紙上看到：南京在4月22日被共產黨佔領了，當時覺得天地一片昏暗，前途渺茫，這一天終於來了--我在東北時就預感到國民黨敗局已定；我心裏嘆息：國事已經不可為，國家的前途命運險惡，我自己今後該怎麼辦呢？
到廣州後，才知道我父親和內政部一部分人員正在韶關。到韶關探望了父親後，我在國民政府財政部干了兩個月，那時共軍已經逼近廣東，國民政府開始撤離廣州，財政部要派一部分人到臺灣打前站，我也在其中，但我不願去，因為我相當於軍人，不願做財政工作，就領取了國民政府的遣散費，留在廣州，自謀出路。這是我第三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
曾：接下來你還在廣州嗎？
孫：還在。當時陸軍訓練司令部已經撤到臺灣，司令官恰好是孫立人，我在東北工作時，與孫立人的關係不錯，就向他寫了一封求職信，結果很快獲得了批准。
但命運就這麼捉弄人！7月份我在廣州黃浦碼頭等船，船偏偏沒按時來，當時不知道要晚多久才來，後來才知道，實際上只晚來了一天--如果船當天能來，我肯定在臺灣了。反正船一晚點，我心裏就猶豫了。當時我的未婚妻在北平，她母親是青光眼，所以我3月離開北平的時候，她沒能跟我一塊走；她人好，跟我感情也好，我心裏割捨不下；另外，我看到別的人去臺灣，都是拖家帶口、成雙成對的，心裏不是滋味，我當時只有26歲，正屬談婚論嫁的年齡。這麼想來想去，我就沒在碼頭等下去了。這是我第四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這也是我一生中離臺灣最近的一次。
現在想，當時我完全錯了，我這個選擇，不僅害了我自己，也連累了我的未婚妻。我後來被打成"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屬"；我的小孩都被共產黨教育成愚民，他們對我不理解、與我關係很淡漠。（孫樹才嘆了口氣）我當時的選擇是本末倒置了！
曾：放棄去臺灣後你去了哪裡？
孫：我就上重慶去了，8月份到的重慶。當時我父親跟內政部的一部分機構也到了重慶。1949年10月，重慶吃緊，在重慶的內政部機構要撤到臺灣去，當時國民政府給了內政部人員每人四趟飛機票，可以帶家屬，我勸我父親先去臺灣，我父親不願意，說："你們都不去（當時我兩個妹妹在重慶上大學，都是親共分子），我這把年紀去幹什麼？"結果就都沒去。這是我第五次錯失去臺灣的機會。
沒去臺灣，我就留在重慶，大半年時間東奔西跑，人太累了。重慶"解放"半年後，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碰到一個女人叫我的名字，那人姓劉，原來是國民黨中央保密局的工作人員，可以配美制小手槍的那種人，也就是國民黨女特務。她跟我說，她隨東北趙老太太在四川打游擊被抓，趙老太太已經被共產黨槍斃了。趙老太太叫趙洪文國，是很有名的抗日游擊隊領袖，我認識她，她為人堅決反共，根本不像中國大陸電視劇裡說的那樣，那時她在四川組織反共游擊隊。劉與趙老太太一起被抓，但她隱瞞了保密局身份，被當作一般"土匪家屬"從寬釋放--1951年"鎮反"前，中共的政策還是比較寬鬆的。這個姓劉的女人不久就跟了我的一個同事李文雅跑到香港去了--1950年10月24日之前，香港還可以隨便出入，我當時也沒去香港。"抗美援朝"開始後，出入境全面管制，我最後一個離開中國大陸的機會，就這樣喪失了......
曾：你在重慶住了多久？
孫：住到1951年。在重慶我差點沒逃過鬼門關！共產黨的政策說變就變。1951年3月開始"鎮反"，原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抓住就殺，尤其是"三大系統"的人，就是黨務、政務和特務機關，我正屬於三大系統的人。幸虧我早知道共產黨不是什麼好鳥，對中共從來不抱幻想，所以事先作了防備，我在廣州時搞到一個"廣州文化大學"的假學生證以防萬一，這時剛好派上用場，憑這學生證，我就瞞過了調查我的人，矇混過關了。那可真是危險！萬一我被查出了中央政校的身份，那肯定槍斃了！那時候共產黨殺人很隨便，我知道一個商人，與政治根本沾不上邊，就因為他信一貫道，經常給重慶的一貫道捐錢，就被戴上"反動會道門頭子"的帽子槍斃了。"鎮反"殺人根本不經過法院，被抓的人在一個星期之內處理掉，就那麼三五十個人一車，拉到嘉陵江邊槍斃；因為槍斃的人太多，還出過事：步槍子彈把人腦袋打穿後，打到江對面，打死了幾個老百姓。那段日子太恐怖了！"鎮反"抓人一般是半夜敲門，晚上躺在床上提心吊膽的，怕死了有人敲門；一聽見附近的敲門聲，人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
曾：你父親是怎麼逃過"鎮反"的？
孫：我父親也很懸！幸好他有過從中央保密局主動辭職的經歷，並且有辭職證明，被中共看作有"悔改表現"，所以就沒殺他。
曾：你什麼時候離開重慶的？
孫：1951年年末我回到瀋陽，和未婚妻結婚。我妻子小張是瀋陽人，北平"解放"後她和她母親回瀋陽了。我岳父生前是東北軍閥，是與張作霖稱兄道弟的人物，家底很闊，有樓有地，在瀋陽有好幾處房子，"解放"後都給沒收了。結婚後我妻子就在幼兒園當保姆。為了安全，1954年我又搬家到撫順去住，因為瀋陽認識我的人太多。
我被撫順石油三廠招用，在廠辦業餘中專教語文和化學，才幹了一年多，這總算安穩點的日子又結束了。1956年全國 "肅反"開始，我這一關終於沒躲過去，我是"逃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鎮反"狠是狠，審查還比較粗，"肅反"的審查就非常細，當時要求，全國每一個 18歲以上的人都必須寫個人經歷，從8歲的事開始寫，不識字的找人代寫，還得有人證明；居委會配合公安局調查每個人，搞人人過關，這次實在躲不過去，就主動交代了。
剛開始的時候公安局還說我態度較好，將給我寬大處理，但就像人說的"共產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1956年底風向又變了，中共中央準備反右，我一看形勢不好，就趕緊把我寫的批評性稿子全燒掉；那段時間我寫過幾篇文章，很尖銳，幸虧沒給發表，否則我就完了。《新觀察》就是儲安平辦的那個雜誌，中共為了偽裝開明，"解放"後讓他繼續辦，但開始插手管了。共產黨控制輿論比國民黨厲害多了，國民黨雖說有新聞檢查，但很鬆，羅隆基、章伯鈞他們"解放"前在報紙上可以隨便罵國民黨，逼急了報紙可以開天窗抗議；而共產黨是發內部文件層層自律，背後是專政的槍桿子，開天窗不可能，儲安平給弄死了，羅隆基、章伯鈞他們後來都不敢說話了......
曾：後來"肅反"委員會對你怎麼處理？
孫：我的預感完全正確，果然，1956年冬天他們突然抄我家，幸好我有準備，他們沒搜到什麼東西。抄了家就把我押上吉普車帶走，當時我妻子嚇得嚎啕大哭，我走的時候，大兒子只有6歲，和飯桌差不多高，老二老三是一對雙胞胎，兩歲左右......
上了車，他們把我雙手背過來銬在吉普車上，我當時就抗議："不是說要對我寬大處理嗎？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坐在我身旁的公安就吼："住嘴！逃過鎮反已經夠便宜你了，再囉嗦就斃了你！"這次離家，一走就是14年。1957年春天，正好趕上"反右"運動，我就在這新形勢下，被撫順市中級人民法院"從重從快"判處有期徒刑14年，罪名是"反革命罪"。
曾：你沒有上訴？
孫：誰敢上訴？照當時共產黨的標準，誰上訴就是抗拒、就是態度惡劣、就是堅持反動立場；上訴的人二審判得更重！
曾：你在監獄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孫：判決下來後，我先被送到關山子勞改隊，後來又轉到阜新勞改隊，到的時候正趕上勞改隊剛成立，在一個煤礦幹活。我因為有文化，很難得，剛開始就被派去幹廣播和文宣工作，干了兩年；後來調去當記錄員，管病號中隊--那時阜新勞改隊有三個中隊，除病號中隊外，另有兩個中隊生產。
當時我愛國心切，看見工地上廢枕木、廢鋼絲繩丟得到處都是，怪可惜的，就動了廢物利用的念頭。恰好我瞭解到有幾個輕病號會做笊籬，而且我知道由於搞一大二公，私人小作坊關了門，當時市面上缺這東西。我就向上級打了一個報告，結果得到批准，給了我們一堆舊的虎鉗、錘子等工具，我就把人組織起來制做笊籬，以勞改場的廢工料做原材料，不會做的，由那幾個會做的指點，就這麼忙活開了，幾年當中，我們少說也做了好幾十萬把笊籬。那時我們跟供銷社訂了合同，供銷社定價是一塊錢一把，市面上很好銷，到了1960年全國物價上漲，供銷社還保持一塊錢的價格不變，我一看不行，就建議重新定價，結果笊籬才漲到三塊錢一把；但就這一個項目，我給國家至少創造了幾十萬元的價值......
曾：你立了這麼大的功，給你減刑了嗎？
孫：減個屁！一天刑都沒減。我辛辛苦苦做的這些事兒，都被監獄幹部當作自己的政績了！好事當然給出身好的人攤上，我是"反革命分子"嘛，怎麼可能有這麼高的覺悟呢？共產黨它就是這麼不講理。唯一的一個獎勵就是，他們把我每月的口糧從27斤漲到36斤。不僅沒給我減刑，他們還嫌我"改造得不好"，找茬整治。我這個人實事求是，對上級不喜歡拍馬溜須，1960年全國鬧飢荒，監獄口糧也短缺，當時領導讓我去研究"增量法" --所謂"增量法"，就是把飯用水泡一夜，泡得好，一斤飯可以蒸出一斤半來。我當時就說"增量法"沒有意義，你蒸出再多，營養還不是那麼點兒，能管用嗎？他們就說我"自由主義思想嚴重"、"抗拒改造"，所以，1962年以後，他們再也不讓我幹文字工作和輕鬆一點的活了，安排我去挑大糞，結果累成了甲型肝炎。幸虧一個隊友懂得偏方和草醫，這才恢復過來。我身體沒好透，又被他們叫去幹活了。我正常體重62公斤，當時瘦得只剩49公斤。
1963年勞改隊撤銷，我被轉送到盤錦農場，當時遼寧三個勞改農場：盤錦農場、康平農場和營口農場，盤錦農場最苦；盤錦農場分八個大隊，我被分到養殖大隊，成天做養雞、養豬、養牛、養馬的事。我在盤錦農場期間，正碰上"文化大革命"，我妻子小孩因為是"反革命家屬"，從瀋陽（我被抓後，我妻子回瀋陽了）被下放到鐵嶺農村。1970年我刑滿釋放，就地安置就業，這時候家屬可以探望了，她每幾個月來盤錦看我一次，可以去幹部食堂吃飯......
曾：坐了14年牢，再見到小孩時他們還認識你嗎？
孫：（淡淡地苦笑）都不認識了。我被抓的時候老大只有6歲，出來的時候他都20歲的人了，還記得啥？老二老三也有16歲了。就因為這個，我小孩跟我關係一直很淡漠。
曾：你父親後來怎麼樣了？
孫：我父親"解放"後一直呆在重慶，沒回東北；他因為成份很不好，沒單位接收。當時我兩個妹都在重慶唸書，她們跟我父親生活，本來以為相互間有個照應，誰知道我兩個妹的腦袋都被共產黨弄壞了，六親不認，與老爸劃清界限，我父親就一個人孤零零地靠擺個煙攤為生。我父親後來得了病，就硬撐著，5年沒上過一天醫院，最後病危抬到醫院，查出是晚期肺癌。從病危到去世，我兩個妹沒去看一眼，有人通知她們去看，她們居然說："還看什麼呢？有居委會照顧不是很好嗎？"我父親大概 1960年死的，死的時候不到60歲，我當時正在坐牢，沒能去送終。
曾：你妹怎麼這麼冷漠？
孫：她們倆在重慶唸書的時候就很親共，完全被中共洗腦了；她們還恨我們影響了她們的前途呢。我小妹原先在重慶女子師範學院讀書，大學期間成績突出，被選送到在北京新成立的東方語言學院--就是現在北京大學的東方語言學院，主修印尼語。東方語言學院是專門培養外交人才的院校，本來她有望進入外交部工作，後來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沒去成。我小妹後來一直居住在北京，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人世。我大妹"解放"後當過一陣重慶港務局局長，後來因為出身不好給拿掉了，以後在江西一所中學教書，我刑滿釋放後給她寫過一封信，結果她給我的回信滿紙都是官腔，讓我好好改造思想。我一看心徹底涼了，就沒再與她們聯繫，本來因為老爸去世那件事我已經很不滿了。這兩個妹都滿腦袋黨文化，跟我沒法溝通。我都不知道她們是不是還活著，我們快60年沒見面了。
曾：真是家庭悲劇吶。
孫：（嘴唇有些哆嗦）這些別提了。全國有幾千萬象我家這樣的家庭，我家只是幾千萬分之一。
曾：刑滿釋放後沒給你恢復原來的工作？
孫：沒有。一開始，他們藉口我妻子已經落戶農村，打算分配我到鐵嶺農村的一個供銷社工作，那還不如留在盤錦，因為我原籍城市，如果去了，就從此落戶農村，就得受雙重歧視。所以我不願意去，我寧願留在勞改隊，我看準了像我這種因為政治原因坐過牢的人回到社會會受歧視，而留在勞改隊不受歧視。但他們不讓我留在勞改隊，1973 年，他們硬把我調到遼陽市鏵子鎮新生水泥廠當工人，在倉庫裡管地磅，兼當記錄員，這工作還不算累。1976年初，又把我調到鐵嶺鋼廠當工人，果然受歧視 --廠領導就這麼歧視你：你知識份子有啥了不起？我偏讓你干重活，誰讓你是"反革命"？我當時每月吃45斤定量，幹的是抬鋼水的活，很快就累出病來，先得了結腸炎、又得了乙型肝炎，他們這才讓我再管地磅。
本來在1975年，中共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出臺了統戰新政策：對原國民黨的軍、警、特、憲人員，有帽的摘帽，在押的釋放，並且轉業安置，百分之百地恢復公民身份，是知識份子的恢復工作和待遇。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左"的風氣很濃，很多地方對新的政策持觀望態度，各地執行很不一樣。東北向來是"極左"勢力的大本營，當官的"寧左勿右"作風特別強。再加上鄧小平1976年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再次被打倒，東北地方上那就更不願意執行這統戰新政策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也沒多大好轉。勞改隊執行得好一些，城市裡卻拖著不辦。中共的整個體制就這樣，地方上當官的"左"過頭了最多受點批評，"右"得不好就保不住烏紗帽；為了保險、也圖個省事，當官的就不給你落實政策，你能拿他們怎麼樣？
我原來看得很準，如果我當初能留在勞改隊，後來肯定給落實知識份子政策了。我有個牢友和我的問題相類似，他釋放後獲准留在勞改隊，落實政策後調到文聯工作，後來調回大學任教了......
曾：後來你就一直在鐵嶺鋼廠？
孫：對。後來廠裡安排我干抽水工，就是抽焦化車間的管道廢水，每天只要干三四個小時，有時只用干一個小時，剩下的時間都是我的了；利用業餘時間，我曾經推著兩輪車到菜市場賣過一陣子蔬菜，但更多的時間上圖書館，我不能就這麼荒廢下去......
曾："六四"期間你在幹什麼？
孫：我在鋼廠。我沒參與"六四"，因為鐵嶺畢竟是個小地方嘛，也沒有發生什麼遊行。但是我對形勢的發展很關注，我每天晚上看新聞聯播，為了瞭解真實情況我還專門買了一臺短波收音機，每晚收聽美國之音和BBC的報導。5月初學潮勢大的時候，我心裏也很興奮，覺得機會來了，乘著那個機會能夠結束共產黨的統治多好！但是很快我就發覺那次成不了事，因為學生不懂事，趙紫陽又沒有魄力跟鄧小平老人團玩真格；我心裏很著急，但是幫不上忙。5月20幾號戒嚴以後，我就預感到會開槍，因為鄧小平、陳雲那幫老人都是些殺人如麻的傢伙，他們決不會向學生讓步，為了保政權他們一定會大開殺戒......
曾："六四"以後你也沒有機會離開鋼廠？
孫：本來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但因為各種原因沒去成。1990年的時候，鐵嶺市統戰部找我談話，準備調我去"民革"鐵嶺市委員會工作，他們看中我的國民黨中央政校背景，有利用價值，而且我跟當時臺灣的黃埔同學會會長的關係確實很好。當時他們還去南京檔案館找到了我的檔案。
我記得當時鐵嶺市統戰部部長是個女的，叫金順子，朝鮮族，她人不錯，很同情我，但是她打的報告卻被人事局長給擋回去了。人事局長說根據中央政策，原國民黨中央黨校、政校、警校"三種人"不得錄用，我就在這三種人之列。因為當時中共大力加強對臺統戰工作，我的問題還可以特批解決，而且金順子也在為我打報告尋求特批。但經過這一遭我看淡了，"民革"就一個政治花瓶嘛，"民革"的人都是傀儡，我不願意當傀儡，被共產黨擺弄來、擺弄去、裝門面。所以，後來再找我去談話，我就沒去。因為我放棄這機會，我的孩子們都看不起我，到現在還怨我......
這是改變人生的最後一次機會，接下來就到退休了。本來我早該退休，但我轉業安置的文件上有：不辦退休，病假工資照發。本來這是"養起來"的意思，就是把我們這些原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養起來，給臺灣做做樣子。因此呢，我就一直沒退，每天在廠裡上一兩個小時班。到了 1997年，各地方成立勞保局，退休人員與單位脫鉤，工廠也快黃了，這時候不辦不行了，我只好去辦退休。誰知道勞保局的工資科科長咬定我安置文件中的"不辦退休"字眼，就不給我辦退休，我只好上訪，折騰了好一陣子，鬧到統戰部去了，經過上級批示，勞保局局長把工資科科長狠狠批評了一頓，這才給我辦了退休。但那個科長因此對我懷恨在心，工齡只給我從1973年算起，算工資的時候盡給我找茬，總之想方設法歧視，結果當時給我定的退休金每月只有兩三百塊錢，吃飯都成問題！
曾：你在國內是因為什麼事又惹上麻煩的？
孫：是因為寫文章。1998年長江那邊發生特大洪災，很長時間江澤民躲在北戴河避暑，對災情不吭聲不吭氣，我看了很不滿，就又開始寫文章批評共產黨，在家裡偷偷寫。當時我把文章寫在八開的紙上，用小字，密密麻麻地這麼寫，寫完以後就藏在床墊下；但是我的文章沒地方發表，國內媒體它不可能給你發，找海外媒體發我當時又沒有渠道。我惹上麻煩也怪我自己不小心，平時我跟人談話時喜歡說對共產黨不滿的話，而且也向親朋好友說過寫文章的事，後來肯定有人告了我。2005年胡錦濤大搞"保先"運動，社會控制收緊，單位（指鐵嶺鋼廠）保衛科找上門來了，保衛科長對我說："孫老師，聽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能不能拿出來讓我們看看？"共產黨這套把戲我見多了，我就說：什麼文章？我幾十年沒寫了。他立馬變了臉，氣勢洶洶地說："你不讓看，我們就要搜了！"當時我妻子患腦血栓，癱瘓在床上，他們也不管。我就說："請出示搜查證。沒有搜查證，你們敢搜我就報警！"他們沒想到我會來這一著，給鎮住了，就沒敢搜我家。我一看形勢不好，就偷偷地把文章轉移到一個親戚家存放。果然，接下來，單位黨委書記親自來我家找我談話。來了好幾次，他拐著彎兒反反覆覆地說：我們讓你把文章交出來是想挽救你、保護你，如果你的文章被搜出來，那性質就不同了！那段日子實在是禍不單行，我老伴病重，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需要我幫忙--她得股骨頭壞死有5年，身體一天比一天差，剛開始還可以掙紮著到廚房做飯做菜；後來又得了腦血栓，不能下廚房了；後來上廁所摔了一跤，就完全不能自理了。她在2007年7月份病死，死之前昏迷了十多天；送醫院要先付五千塊錢，我當時湊不夠那麼多錢，她的病，反正送醫院也救不了，最後就沒送醫院。
我老伴走了，我也沒什麼可牽掛的了。我不甘心就這樣被共產黨埋沒到死，我一定要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就在2006年春天偷偷地去辦了護照。那個時候護照申請還沒有收緊，我們那邊辦護照當時不用派出所開證明......
曾：你出國的事你小孩知道嗎？
孫：當時沒告訴他們。我已經說了，因為我長期坐牢，我小孩跟我的關係很淡漠，而且他們早已經長大成家了。我兩個兒子，一個在撫順、一個在瀋陽，我女兒在鐵嶺，他們在農村長大，受的教育很不好；受中共的愚民洗腦，他們現在也跟許多中國人一樣，根本無所謂什麼自由民主，只要自己能得點實惠就行，跟我沒有共同語言。我小孩現在也跟我通信，我出不出去他們無所謂......
曾：下一步你打算怎麼辦？
孫：我打算髮揮我自己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的作用，我是為數不多的、完整地見證中共60年統治的倖存者之一。我今年86歲了，沒什麼別的想法，就是乘著還有一口氣發出自己的光，我打算在3年當中儘可能地把自己過去的文章，還有自己的所思所想發表出去......
我這一生最大的教訓就是為了謀求個人家庭而放棄了謀求好的機會，結果個人事業給毀了，家庭幸福也沒得到。我當時沒看到的是，在沒有人性的共產社會裏，個人家庭幸福是完全得不到保障的；我選擇留在大陸，不僅害了自己，也連累我的妻子、耽誤了我的小孩。如果當初我選擇去了臺灣，我整個的人生悲劇和家庭悲劇本來可以完全避免的--至少沒有牢獄之災，也不會過那種才能完全被埋沒、屈辱悲慘的生活。
我現在80多歲了，被耽誤的事情已經無法彌補；依我的個人素質，本來可以做很多事情，現在只能是力所能及了，走到哪算哪吧......
成稿於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於曼谷流亡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