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億萬人消滅麻雀
歷史事件有時會重演。18世紀40年代，普魯士執政者曾因錯誤地下令扑滅麻雀，自釀苦果。19世紀60年代，法國重蹈覆轍。誰會料到，在世界科學發展突飛猛進的20世紀50年代，已經為歷史和科學證明是錯誤的消滅麻雀的事件，竟在新中國重又發生。
1957年11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位省委書記以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討論並商定了《農業十七條》（即《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又稱《農業四十條》的前身），其中第13條為："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消滅老鼠（及其它害獸），麻雀（及其它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未研究），蒼蠅，蚊子。"
在醞釀《農業十七條》的過程中，農業部一負責人曾約見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研究員、鳥類學家鄭作新，就該不該消滅麻雀聽取意見。鄭作新表示：國內有關麻雀的研究資料很少。麻雀在農作物收成季節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雛期間吃害蟲，是有相當益處的。對付麻雀的為害，不應該是消滅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但是，科學家的理性思考，鬥不過農民的所謂經驗，鄭作新的意見沒有被採納。事實上，消滅麻雀運動在1955年冬已經在全國各地展開。甘肅省就有百萬青少年齊出動，七天消滅麻雀23.4萬隻的報導。
在全國上下眾口一聲要消滅麻雀的時候，也有少數生物學家挺身而出，為麻雀鳴冤。他們認為定麻雀為害鳥，根據不足。1956年秋，在青島舉行的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了一次麻雀問題討論會。儘管不少人由於滅雀運動是領袖和中央的決策而不願意發言，還是有幾位同志出於科學家的責任感，坦陳麻雀不是害鳥，反對消滅麻雀。
首先發言的是實驗胚胎學家、細胞學家、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朱洗。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經典著作《自然界的奧妙》一書中"麻雀篇"的許多科學資料。他說，1744年，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也稱腓特烈大帝），因為討厭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個不停，而且還偷吃櫻桃園裡的果子，就下令懸賞除滅麻雀，誰殺死一隻麻雀就可以得到六個芬林的獎金。於是大家爭相捕雀，結果麻雀沒有了，而果樹的害蟲因沒了天敵，越繁殖越多，把果樹葉子都吃光了，結不出一個果子來。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並且被迫去外國運來麻雀，加以保護和繁殖。朱洗在繼續引用美國紐約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亞為扑滅害蟲從國外引進麻雀的成果後說：我們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應該承認麻雀在某些季節確實有害，更多的時間是有益的。他鄭重地提出：是否應該消滅麻雀尚應考慮。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薛德焴、復旦大學教授張孟聞、西北農學院教授兼院長辛樹幟、福建師範學院教授丁漢波等幾位動物學家認為，定麻雀為害鳥的根據不足，建議在沒有得到科學結論之前暫緩捕殺麻雀，政府不要轟轟烈烈地發動滅雀運動；同時呼籲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對麻雀的益害問題進行深人研究。
鑒於座談會上也有人擁護捕殺麻雀，而且把麻雀列為"四害"之一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決策，主持會議的中國動物學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李汝棋在會議總結髮言時說：目前對這個問題我們很難作出結論。希望大會將記錄整理出來送農業部參考。我們建議所謂的為麻雀"緩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適當的。會議過後，麻雀益害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上海《文匯報》於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陸續刊出一些生物學和農學工作者反對或贊成消滅麻雀的文章。
贊成並擁護消滅麻雀代表的是當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生物學家周建人。他的文章《麻雀顯然是害鳥》刊於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報》。《北京日報》編者所加的按語，明確指出編髮這篇文章，是針對朱洗在中國動物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發言，以及《文匯報》刊出的幾篇文章。
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農村的體驗，斷定"麻雀為害鳥是無須懷疑的"，"害鳥應當扑滅，不必猶豫"。他尖銳地批評那些反對消滅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順民"與"均衡論"者。他寫道："社會已經改變了，但舊社會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觀點仍然會殘留著。過去時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順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頭，當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還有叫做均衡論的見解，也妨礙人們改造自然的決心"，"均衡論只強調了靜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歷史是一個過程"，"均衡論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會鬧出亂子"。周建人最後強調："今日已明白地有了這樣一種思想：自然是能夠改造的，人們也有改造自然的勇氣和信心。人類是能支配自然的，決不是順民。"
1957年5月7日，來訪的蘇聯科學院自然保護委員會委員、生物學家米赫羅夫在回答《文匯報》記者的提問時說：麻雀對人有害呢，還是有益呢？這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麻雀在什麼地區而定。蘇聯北部和森林地區田少樹多，麻雀對人益多害少。城市裡麻雀多半吃蟲，對人完全有益。對以上地區的麻雀，蘇聯人不予消滅。在蘇聯南部田野間，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蘇聯人常作小規模鬥爭。在森林、田野、城市相連地帶，麻雀對人同時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時予以消滅才是對的。當時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講學的莫斯科大學教授、生態學家庫加金，也持與米赫羅夫同樣的看法。
可能是接受了中外生物學家的部分意見，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公布經過修改後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綱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條文改為："從1956年起，在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
1957年《綱要修正草案》中有關麻雀問題的修正墨跡未乾，很快就被大躍進、浮誇風所否定。進人1958年，中央要求在幾年時間內提前實現《綱要修正草案》。消滅"四害"尤其是消滅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隨著大大地提前。
在中央號召之後，決定提前實現"四無"的省和直轄市就有：北京市（定為兩年）、河南省（定為三年）、上海市（定為三至五年）、江蘇省（定為四年），山東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雲南省、甘肅省、黑龍江省（定為五年），安徽省（定為五至八年）。
麻雀也許在"四害"中被認為是最好對付的，因而，從1958年3月起，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全民滅雀運動的高潮。《綱要修正草案》曾經作出的關於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的規定，被拋到九霄雲外了。
國外輿論與國際友人對我國滅雀大戰的評論，與國內的評價大相逕庭。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韓素音。這位為新中國不知唱過多少讚歌，替中國人民不知說過多少好話的老朋友，在捕殺麻雀問題上同我們唱了反調。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韓素音接到父親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趕來北京料理父親的喪事，她目擊了北京市數百萬人民圍殲麻雀的全過程。過後，她寫了一篇很長的報導《麻雀即將滅亡》，發往美國的《紐約客》雜誌。她不僅記下了北京市鑼鼓喧天，鞭炮轟鳴，房上樹上真人齊聲吶喊、假人隨風搖擺，撒開天羅地網聚殲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對這場麻雀戰的厭噁心情。她寫道：在三天的滅雀大戰之後，一望無際的天空已見不到一隻麻雀。她哀嘆：滅雀戰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這是科學的死亡。她飛抵印度加爾各答，看到許多鳥自由飛翔時，情不自禁地發誓：我永遠不願再看到這樣的麻雀戰！後來，她在《韓素音自傳》中又提及此事。她寫道：《紐約客》雜誌接到她關於麻雀的文章後，編輯羅傑•安吉爾曾建議她把結尾部分刪掉，說它會使許多中國人不高興，然而被她拒絕了。
由於許多生物學家強烈反對消滅麻雀，中國科學院有關部門的同志打算寫一個報告向上反映。經請示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決定以反映科學家不同意見的方式寫報告。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的名義，將《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送請胡喬木轉報毛澤東。隨《報告》附送了一份《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一些資料》。《資料》共三個部分：一、外國關於麻雀問題的幾個歷史事例；二、目前國外科學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國科學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紹了朱洗、馮德培、張香桐和鄭作新四位生物學家反對消滅麻雀的意見。
毛澤東很快看到報告，並於11月29日簽署：印發各同志。這個報告後來作為中央杭州會議文件之十八散發給與會者。
按照中國科學院黨組的部署，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於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 日召開麻雀問題座談會，醞釀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協調小組"，以便盡快制訂計畫並組織力量分工協作，開展麻雀益害問題的研究。由有關國家機關和諸多科研單位人員組成，並以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主任童第周任負責人的協調小組於3月4日正式成立。
就在"麻雀研究工作協調小組"開展工作的時候，毛澤東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1960年4月6日，譚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作《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報告。他在談到除四害講衛生運動，成績之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之後說："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綱要所說的除四害中，應當把麻雀改為臭蟲。"
看中國編者按：全國戰麻雀這類人民戰爭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開始，沒有毛的點頭同意，這一荒唐事件是無法結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