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淚:第一章 遊子還鄉， 1951-52(2)

我對新環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麼好的。八年前我去國時，全國戰禍連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如今，人民顯然安居樂業。外國租界都收回了，乞丐丶妓女丶大煙鬼都改造好了。土改運動解放了農民，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結構。（當時我還不知道成千上萬的地主慘遭殺害。）無數志士仁人為之前仆後繼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彷彿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裝，喊同樣的口號，重複同樣的套話，絕對服從組織，這和自由民主有什麼相似之處呢？我開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風度翩翩的總理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號召全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說，在座的的知識份子過去是為舊社會服務的，腦子裡充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現在無產階級是新社會的領導階級，知識份子必須學習批判錯誤的舊思想，「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丶觀點丶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總理告誡大家，思想改造是一個艱鉅的丶甚至痛苦的過程，但卻是勢在必行的。我聽了一個小時之後，思想就不斷開小差，筆記也沒認真記。散會出來，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腦袋想起兩三個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著說的「洗腦袋」的前景，難道前景這麼快就要成為現實嗎？也許不會吧，我還心存僥倖。

「十一」國慶前，全校師生每天下午集中在體育場排練編隊遊行，準備參加全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大會，接受毛主席檢閱。地理系侯教授精神抖擻，嗓音嘹亮，指揮若定。因為我們將有幸接受毛主席親自從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我們一遍又一遍齊聲練習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我很反感，但是老教授們的榜樣給我上了一課。「十一」大慶正日，我們凌晨起床，到體育場按規定的隊形排好。然後，八人一排，「雄赳赳丶氣昂昂」，列隊徒步幾十里向市中心進發，等待在規定時刻進入天安門廣場。我的兩條腿和兩隻腳都酸痛不堪，真不知道那些老教授怎麼吃得消。入場之後，滿眼興奮若狂的人群，滿耳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光榮丶偉大丶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事隔多年，我才充分體會到天安門前這個狂熱的群眾大會的景象和這兩條震耳欲聾的口號的全部意義。謝天謝地，這是我唯一一次參加這種遊行。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開始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我們先分成小組學習周總理的報告，又聽其它領導人做報告，然後開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法寶」檢討各自過去的所作所為和資產階級思想。我所在的小組有兩位大名鼎鼎的「進步教授」，聽了他們熱烈擁護「思想改造」的高論，我只有自認落後。

時隔不久，全國開展反對貪污丶浪費丶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書生氣十足的教授們，大多以為學校是清水衙門，教書匠兩袖清風，這個運動和我們挂不上鉤。哪知道，掌握「辯證法」的共產黨卻認為這三種罪行的思想根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而舊大學又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和堡壘，因此我們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堡壘」的燕京大學，「三反」就變成了要大反特反「親美丶崇美丶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於是，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當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

千把人的學生隊伍中湧現出一批積極份子，追查美帝以及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在燕京犯下的罪行。校長辦公室被查抄，全部檔案被搬到圖書館大閱覽室，亂七八糟堆放在一張張大閱覽桌上，聽任積極份子蒐集文化侵略丶甚至特務活動的罪證。忙亂了幾天，一無所獲。終於有一名積極份子發現一位美國教授試用一種新方法進行英語教學的報告，其中提到實驗對象時他用的是「 」豚鼠），如獲至寶。美帝國主義分子竟敢拿中國學生當實驗品，還辱罵中國學生「 （豬）」！文化侵略，鐵證如山！於是，又拿到全校大會上大張撻伐。我如墜五里霧中，更感到落後了。蘿蕤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在工作組和積極份子「幫助」下，檢討西語系的問題。興華在積極份子帶動下，在運動中活躍起來，「進步很快」。我四顧蒼茫，彷彿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漂流的一葉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聲中，陸志韋校長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丶中型丶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揭發批判，罪名是「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我對這一套逐漸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後一次全校批判大會上，吳興華也登臺作了「大義凜然」的發言，卻使我感到震動。興華是陸校長最為器重的學貫中西的典範，又是他談天說地丶玩橋牌的忘年之交，這是燕園裡的一段佳話。怎麼也沒料到，這位溫文爾雅丶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態，在全校師生面前，滿口批判八股，不僅痛訴自己如何長期為陸某學者面貌所欺騙，而且譏刺老人家在玩橋牌時好勝的童心。我羞愧得抬不起頭來。更加令我震動的是陸校長唯一的愛女隨後也慷慨激昂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曾幾何時，享譽海內外的陸志韋校長成了「眾叛親離的美帝國主義分子」！不過，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之外的。陸家有一名多年相處丶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組也不放過，三番五次「動員教育」她站出來，控訴陸家對她的「殘酷剝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廚房操起一把菜刀來就抹脖子，差點兒鬧出人命來。有人說，這也算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也是重點批判對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以前當選為世界基督教理事會六主席之一，足以證明他和國際宗教界反動勢力相勾結。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爾同臺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批判者振振有詞地問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誰不知道艾森豪威爾是一名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爭販子，那麼和他沆瀣一氣的趙紫宸難道不是名副其實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嗎？」另一位重點批判對象是哲學系系主任張東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為美帝效勞，儘管由於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這三位國內外知名的學者，當年都冒險公開支持過共產黨，曾幾何時又都打入了另冊，無異於階下囚。誰會料到，「三反運動」竟開始敲響了燕京末日的喪鐘！

三

下一輪批判對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控組織「十人團」反動小集團。原來他們不時聚餐清談，三杯下肚不免發發牢騷，譏刺時政。他們必須在會上從實交代，互相檢舉。有中文系學生揭發，其中一位講師出過一個作文題目：《從人到猿，從猿到？》。這個學生憤怒地質問他是何居心。這位講師嚇得面無人色，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磕頭求饒。主持會議的黨員又指責他斯文掃地，不配為人師表。歷史繫著名的聶教授「態度惡劣，對抗運動」，立即「隔離反省，交代問題」。後來我在校園裡碰見過他的家屬，手裡提著飯盒去禁閉室給他送飯。「十人團」兩名重要成員丶歷史系主任齊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陳教授，當時在南方參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問題。兩位教授風塵僕僕趕回燕園，經工作組「啟發」之後，便在文學院師生大會上沉痛檢討，聲淚俱下。

凡此種種都使我這個新近還鄉的遊子感到無所適從。我意識到我落後於這個新時代。但是我畢竟還年青，我的教學生涯剛剛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棄。我也願意學習新事物，可又感到不得其門而入。我任課的英語四年級班上，三名女生積極份子找上門來「幫助」我，給我「送禮」。這些「禮物」原來是我平日跟一些學生閑談時講過的三言兩語，現在送來幫助我檢查思想。比如，有一天，有一個女生問我，中國的報紙和美國的有什麼不同，她當時正在由我指導寫畢業論文，題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鴿翼》。我說我覺得《人民日報》和美國的報紙大不一樣，「十一」前一連幾天，頭版看不到大標題新聞，半個版面都是慶祝口號，諸如「中國共產黨萬歲！」之類的老一套，這也能算新聞嗎？三位送禮的客人還算客氣地問我，這種言論是否表明我不僅敵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而且意圖腐蝕天真幼稚的學生？我一驚，一時說不上話來，主要倒不是因為她們小題大作，而是沒料到我這張沒遮攔的嘴巴的閑談竟也被記錄在案！

這時候，我已把繼母從揚州接來，搬進燕東園四十一號的兩層小樓。我們住樓上，機械系的張福範教授夫婦帶著兩個孩子住在樓下，男孩四歲，女孩兩歲，可愛極了。他也是一年前才從美國史坦福大學學成歸國的。起初他對我有戒心，直到有一天他發現我倆原來是「難兄難弟」，才帶著孩子上樓來，在我家徒四壁的「客廳」裡說笑。他富有幽默感，講話有風趣，愛和學生開玩笑。運動當中，有學生認為他的一些幽默笑話有政治問題，他為自己辯護說：「可是邱吉爾也有強烈的幽默感啊。」這一下可糟了。學生積極份子認為他崇拜大戰犯邱吉爾，犯了嚴重政治性錯誤，要他專門做一次檢討，接受批判。張教授無可奈何地對我長嘆一聲：「這些人沒有一絲一毫幽默感，你拿他們怎麼辦？」接著又說：「我要能閉上嘴巴就好啦！不過憲法是否保證沉默的自由呢？」

西語系以「資產階級思想」氾濫聞名，系主任趙蘿蕤教授帶頭在全體大會上當著一百多名師生做檢討。她首先檢討自己如何畢生醉心文學，不問政治。繼而批評自己，在西語系教學工作中，也是重學術，輕政治，在全系師生中造成不良影響。再按照當時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響丶西方教育丶資產階級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後表示決心改造思想。俞大授著重檢討自己「解放」前追隨國民黨大員丶胞兄俞大維，而疏遠了自己「追求進步」的丈夫丶曾昭倫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聲。胡稼胎教授著重檢討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後。興華檢討自己自十六歲考上燕大丶踏進燕園以來，一直埋頭做學問，不問政治，自命清高，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幸而通過這場運動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積極份子紛紛發言，讚揚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是「知識份子改造的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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