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擔憂的是，決策者、投資者和學者似乎關心衰退是否見底，以及牛市何時重臨，多過我們是否能夠從今次的危機中汲取正確的教訓(learn the right lesson)。種種跡象顯示，可能較預期更早來臨的經濟復甦，以及對復甦的期望，使各界對金融制度的千瘡百孔自欺欺人地假裝沒看見。
根據佛洛伊德的分析，即使面對排山倒海的確鑿證據，人在防衛機能（defense mechanism）的運作下，往往對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持輕視的態度。他將這種應對日常生活的鴕鳥式策略稱為「低估」。這種防衛機能的運作和應對策略的施展，像烏雲一樣籠罩著有關金融危機的討論。
很多有關市場體制和金融制度的基本、結構性問題，都像垃圾一樣被掃到地毯底，眼不見為淨。比方說，以銀行、股票和債券買賣為骨幹的金融制度，是否分配資源的最有效率（most efficient）和最具成效（most productive）的制度？我們為這效率和成效支付的報酬和成本又是否合理？
眾所周知，金融業在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體系內所吞噬的利潤遠超過其他行業。我們有必要知道，究竟金融業在將資金轉移到有利可圖的投資之前，已經收取了多少費用；而這些費用又佔所有資金的投資回報多大比重？布希和歐巴馬政府動用大量納稅人的金錢去拯救金融機構，這又牽涉到現行的稅制是否合理和公平。
不少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和AIG等保險公司----從事與賭博無異的投機活動而損失慘重。用納稅人的錢去幫助它們脫離困境，因此再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或政策問題，而同時是一個涉及道德和責任的問題，為何社會各界在這個問題上襟若寒蟬？
這些都是顯而易見卻備受忽略的問題，其實並不叫人意外。在經濟主導的人類社會，經濟學本應是社會科學中的顯學。可是近十年來，在有關經濟議題的討論中，邏輯思維(logical thinking)與常識(common sense)常常被一廂情願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內定結論(foregone conclusion)和錯誤假設(false assumptions)所取代；
而講求證據、重視事實的科學精神，也逐漸被一股燃燒一切的宗教式熱情蒸發。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兩個近三十年來最具個人魅力的西方領袖----美國總統列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撒切爾)夫人----成功令國人對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完全改觀。從此大政府變成一個「葬字眼」(dirty word)，它不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問題的一部分。
之後在佛利民(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的大力推銷，美國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身體力行下，再加上共產集團的瓦解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世人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變得深信不移。按照這套有強烈宗教色彩、建基於信念（faith-based）多於現實的論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變成了一套自我監管，甚至自動修正(self-correcting)的神奇制度。
這當然與事實大大不符。若干頭腦較為清醒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進一步反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的先天性缺陷，以及描述和解釋這種制度的經濟理論的不合邏輯和違反人性。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當代行為經濟學(behavior economics)的其中一個奠基者希勒(Robert J. Shiller)，最近與二零零一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克爾洛夫(George A. Akerlof)聯手撰寫《野性難馴：
人性如何驅動經濟及其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性》(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一書；所講的正是人的信心、對公平的執著以及喜歡聽故事等「動物精神」，如何影響經濟及顛覆視人為理性策劃者(Man as rational actor)的經濟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