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回顧八九民運
六四事件後，中共政府一再重申，廣場上未開一槍。然而，當時在廣場上的張建不僅親眼目睹了同學倒在血泊中，而且自己也身中三槍。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剛滿十八歲的張健被選為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六四當天，解放軍開始清場時，張健出面同軍人代表對話，被一名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幸獲及時搶救脫離生命危險。目前生活在法國的張健回顧起當年的往事，仍難以掩飾心中的激動......
投身學運其實很偶然
第一次應該是四月份的時候，體師的朋友給我打電話叫我去參加。我根本不知道是一場什麼樣的活動。結果等到了天安門廣場之後，一看這麼多人，很快我就找到我們同學那個學校，然後我就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橫幅和標語，"不踢足球，踢官倒"、"民主、自由"，還有那種氣氛，好像天生地一下子就融入那種環境裡了。13號開始絕食。絕食的時候，廣場上很多學生堅持呆在廣場上，有很多人暈倒。我的身體還是比較好的，所以我就常常去把那些暈倒的同學背出來，背到生死線上，有很多救護車在那裡等候。有時候一天最多背一百多人。晚上不是很熱，暈倒的人少的時候，那我就抬水（絕食的人不絕水），我就把水給抬過來。
5月19日戒嚴以後，有一個任務就是保證天安門廣場秩序，因為當時來天安門廣場的市民很多。也有捐款，設立了財務部。財務部就需要有糾察隊員保護。有絕食團指揮部，絕食團指揮部也需要保護。廣播站也需要有糾察隊員維持秩序。就是說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那麼高自聯就成立了一個糾察隊指揮部。我剛開始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在廣場上幫忙的同學，是糾察隊員。我們那個小隊長，我一直聽他的，他叫我去幹什麼就幹什麼，他要盯不住了不在了，這邊沒人管，就由我在這兒負責。再有，我們這邊的大隊長沒有了，那麼這一塊兒我也知道，我就來負責。特別是5月19號軍隊已經包圍了北京城，當時北高聯撤出廣場，基本上所有的學生領袖都撤離了。就在那天只剩下我一個人。
臨危受命 出任糾察總指揮
補建了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後，主要的負責人是柴玲，柴玲就讓我做糾察隊總指揮，因為我一直在廣場指揮，所有的糾察隊都很熟悉我，他們進出的路條都要用我的簽字。在廣場上有時候有傳言，什麼武警部隊就要來清場了，什麼戒嚴部隊就要來了。每當這種時刻，前前後後52個日日夜夜，風風雨雨，有時候狂風暴雨，大家一夜之間都成了落湯雞，有時候士氣很低落。有時候烈日驕陽，地表溫度都六七十度，有些絕食同學精神都要崩潰了。在這種時候大家唱的最多的就是國際歌。廣場上有絕食團指揮部和各個路口的（指揮），有時候彼此聯繫都很困難。特別是糾察隊，比如說有誰來了，東線糾察隊你讓誰進來。這時候需要有對話機。在各個路口堵軍車的也需要有對話機。後來四通給了我們六對，大家都調到一個相同的頻率，但是為了避免竊聽有時候還得轉換一下。主要的糾察隊長進行編號，比如說我是001，還有007、008.很多人願意要007.（笑）然後大家就互相聯絡："007你在哪裡？"
我是北京人。當時在廣場上說是首都高校，但實際上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北京的，對北京的地形地勢胡同等一定沒我瞭解的多。5月19號是我獨立指揮的時候。我那麼小，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辦，就拿一個北京地圖和一幫小夥伴湊到一塊兒，然後就說哪些路口我們就得派人去，而且當時我想，只要有幾個、幾十個、四五十個學生能到那兒去，老百姓就一定會跟著。
一個老太太，站在數百輛大卡車面前，一下子堵住上百輛軍車。她就往那鄉間道上一坐。而且軍隊很快被學生和市民的思想工作給瓦解了。很多軍人看到學生原來是這樣，很多人在車上一邊聽著大家講一邊哭。
北京的老百姓在歷史上從沒有這麼齊心過，從沒有這麼勇敢過，甚至在很多路口都寫著"戒嚴部隊到此一站"--知道根本堵不住，但遲滯它。我就教他們怎麼辦，把路障打開，把隔離墩拆下來，把它分成那種有橫著的和縱著的。前邊都是橫著的，後邊是幾道作"W"狀的。這樣它過來就減緩它攻擊的速度。我當時想想他們要是徒手衝進來的話，邁這些路障就很困難。這時候老百姓一圍就給圍那兒了。公車我們沒有鑰匙，他們把車閘給合上了，我們推不過去。但是公車當天有管理的人，他們同情和支持我們，一去他們直接就告訴我們，"鑰匙我們是不能給你們的，但是告訴你們把哪兒幾根線一拔，那車就能動了，剎車系統就失靈了，然後你們就直接把它拉過去".設想他們把我們包圍，一陣子"棒子燉肉"拿棍子打我們，然後我們就撤走了。
我不相信這幫傢伙會開槍殺人6月3號的早晨五六點的時候，就有人告訴我們，今天他們有可能一定要進來。我當時一半信一半不信。但是信不信我都得回家換衣服。結果回到82條54號，一到門口就看見我媽。我媽一下把我拽進屋裡："你為什麼還參加這種活動！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啊！那都是那些知識份子的事，你這練體育的，四肢發達大腦簡單。跟咱們家有什麼關係啊？咱們家歷史上（經歷）的政治運動有多少啊？還沒頭嗎？他們一定會開槍的！"不可能，我說關係好著呢。結果我媽就非得跟我急，最後自己哭了，說"他們一定會開槍的，你相信你媽說的話吧".
6月3號晚上九十點鐘時，各個路口他們已經在行動了。廣場的秩序很亂，這時候我就去指揮了，首先要聯絡各路口的情況。有的路口太遠都聯繫不上了。再往後我就站在紀念碑三層（我們的指揮部），看遠處的天上，信號彈刷刷地（往上飛），有時候是子彈打出去，都打亮了。有兩個超出了我們的預料：第一個，那一天各個路口聲援的老百姓和學生比平時多出了幾十倍。戒嚴部隊第一波沒衝過來。他們準備第二次的時候聚的人更多。有的防暴隊欺老百姓，老百姓就火了。第二波過來的時候，到木樨地，兩邊的高樓住的還高幹子弟呢，鍋碗瓢盆全下來了，把他們打退了。他們再過來時面對這麼多人，他們就開槍了。
第一個衝進來的是從前門廣場那兒衝進來的五千個軍人，全部戴著鋼盔，這手拿著衝鋒槍，另一手拿著棍子，棍子前邊都釘著一排釘子，臂上是白手巾。衝過來的時候都是"殺--！"殺聲震天。我拿一竹竿一個人上去了，離他們大概20多米的時候，我就跪在道中間，我說你要麼就打死我。我說我們是大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我想他們拿槍不裝子彈也能打出一條路來，結果我根本沒想到這幫傢伙會開槍殺人。
天安門廣場衝進一輛裝甲車，橫衝直撞，撞過兩個橫著的（路障）時候還可以，一到我們這個曲行的"噹噹"兩下就滅火了。一熄火老百姓就過去了，大家就拿著被子、燃燒瓶上去一頓猛弄把它弄著火了，然後從裡邊鑽出三個兵來。老百姓上去一頓猛打。這三人就跑到東觀禮臺的小閣子裡頭，一出來，還打。後來我看不了了，我說你不能打，然後我就過去把市民攔開。
在西長安街大道上跑，跑的時候就覺得子彈"叭叭"的，地上濺起什麼東西抽腿。我開始以為這子彈怎麼這樣啊，打腿上沒事啊，以為橡皮子彈呢。後來才知道子彈飛行了上千米超過實效距離以後就落地濺起來的跳彈。一個同學"嘣嘰"就趴那兒了，這同學我也不認識他，一群人就都上去了，我一揪他的肩，"嘩"的就沉那兒了，我一摸他腦袋後邊，粘乎乎的。那血很強的壓著往外噴。人的生命非常脆弱。我以前有時候總覺得人的生命很剛強，但真的是很脆弱，一瞬間就倒在那兒了，然後那血就流，靜靜的。
這時候這支戒嚴部隊，前邊是八個人，拿著衝鋒槍，都不用瞄準，前邊堵著一群人嘛。"噠噠噠"，有時候八個人同時"噠噠噠"出去。這是打在地上，不打地上沒響，那邊扑扑地趴下了，簡單地要命，連蹬腿都不蹬。我說"人民軍隊愛人民"，那小兵拿衝鋒槍對著我，軍官看著我。" 人民軍隊愛人民。我沒有武器，我是糾察隊總指揮，我叫張健。"那邊老百姓還有人從裡邊扔個石頭，我叫道："不要打了！"
這時候他拿手槍對著我，我知道，因為我是糾察隊總指揮，他把我撂倒，這幫人就撤了。"噹噹當"，先放了三槍，打我兩腿之間，濺起火花來，這一下把我的火氣打出來了。他的意思這幾下能把我嚇跑了。我笑話你前邊"叭叭叭"那麼幾下我都沒跑。當時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他這麼蔑視生命！"梆梆梆"又給我三槍，我說我怎麼了你就向我射擊三槍？在我心中，人民子弟兵是保衛人民的。結果我就撩開體恤衫，我說你來，到這兒來，我真就豁出去了。這種豁出去就是說，你都不拿我們當人，沒錯，我們就是一幫學生，就是一幫草民，那你殺你開槍，別以為我們就嚇得像落水狗似的滿地爬。然後他拿出子彈蹭一蹭，又"哢"地壓進去，就指著我腦門。我說："來吧！""梆"的一槍，就打在我腿上。我覺得腿一麻，就像那這麼粗一坨撞你似的，那腿就不是你自己的了，像被電擊一樣，幾個踉蹌，沒倒，就定那兒了。我抬起頭來："你再來！再來！"我能看見那幫小兵害怕。你以為中國老百姓真的就這麼垃圾這麼奴隸嗎，都是狗嗎？狗殺的時候還能叫兩聲呢。
他們開始殺人了！
然後我就站不住了，搖搖晃晃就倒那兒。倒那會兒我覺得倍兒舒服。我一仰頭，斜著就是毛澤東像。當時就有一些同學想過來搶我，剛要過來，那邊"別過來別過來"，然後"叭叭叭"，那幫小兵就往這邊打槍，黑不隆冬的他不知道衝上來幹什麼。後來幾個女生哭哭啼啼的跑上來了，把我拽下來。把我抬到紀念碑周圍。紀念碑那兒同學們已經圍成一圈了。後來我說："你們把我抬到指揮部那兒。"在指揮部我說："我是總指揮張健，我已經不行了，大家同學，你們要堅持住。他們開始殺人了。"
到了同仁醫院，在搶救大廳裡，我被推進去一看，這一片幾百人趴在地上，"哎喲媽呀的"的這還算好的，剩下的都很慘。我一看，血流成河。醫院搞衛生的拿的根本不是墩布，用衣服被單什麼的不斷擦地上的血。我一看這麼多人啊。我說我怎麼這麼傻啊？他們殺人了。我這麼傻啊，我站那兒讓他打啊？包括那兒的醫生都跟我同樣感覺。最開始先是進來的軍人，老百姓跟他們相對的時候拿石子兒扔，有人受輕傷了，然後過去給包紮。再往後進來的都是老百姓，都是慘的要命。同仁醫院的醫生，連牙科醫生都過來幫忙了。人不夠，有的醫生打電話給叫來，他也是在路上，也是槍林彈雨啊。有的醫生來了，就隔一條街過不來了，跪著求戒嚴部隊，說"我們去救人".不讓過去！醫生最後才過來，哇哇的哭，說他們法西斯，真是法西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