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後，學運就有了一個更具體的目標，那就是要求當局否定4.26社論。在4.27後，雖然當局也作出了某種讓步，但始終拒絕公開否定4.26社論。這就成為佔據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不肯撤離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可見，4.26社論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它激起了學生更大的反抗，並使得學生更不肯輕易收兵；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當局的立場更僵硬，因此更難轉圜，更難妥協。
學生當然不能接受4.26社論。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是在搞"動亂"，他們不是"有計畫"、"有預謀"；也沒想到要推翻共產黨政權。然而在當局方面，當局從一開始就咬定學運是要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權，卻也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為共產黨領導人自己最知道他們的專制權力有多脆弱。4月18日，學生向全國人大提出七條請願書，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允許民間辦報，開放報禁，等等。這些要求看上去很溫和，都在現行憲法之內。但是共產黨領導人很明白，他們的政權就是建立在不間斷的政治壓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這個因言治罪的法寶，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一黨專制就維持不下去了。
4.26社論之所以如此殺氣騰騰，那也是因為中共知道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已經破產，除了暴力，再沒有其他維護政權的手段。需要強調的是，八十年代自由民主理念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不只是對外開放、西學東漸的產物，更不是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救亡圖存的反應，它主要是國人基於自身在毛時代的痛苦經驗而反思的結果。另外，當局推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也起到了瓦解原來那套意識形態的作用。
自1978年以來，中共採行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在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瓦解了原來那套意識形態的基礎。因為共產黨搞革命和實行一黨專政的根據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而如今它的經濟改革卻是回過頭去改掉社會主義，重新引進資本主義，這不等於說當年的革命革錯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自己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它那套罪名還有什麼說服力呢？
極其不幸的是，八九民運竟以六四屠殺為結局。自此，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外衣完全脫落，蛻變為赤裸裸的暴力。在暴力統治下，多數民眾不得不在政治上轉為消極、冷漠，犬儒主義氾濫成災。在今日中國，思想、言論的號召力遠遠比不上八十年代。這就增強了中共當局抵禦批評的某種免疫力。靠暴力支持的當局不那麼在乎別人的批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迫別人服從，而不需要別人的認同。也就是說，當局的臉皮更厚了，所以它對異議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是與此同時，當局對它不能容忍的言論和行為則採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當的壓制措施，更蠻不講理，更不擇手段。
有人說，現今的中共當局用經濟發展的成就為自己贏得了新的合法性。此說不值一駁。因為那些認同自由民主理念的人不會承認這種合法性，那些經濟利益受到相對剝奪甚至絕對剝奪的人也不會承認這種合法性。問題還在於，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沒有政治民主的條件下進行的，掌權者利用改革之機，把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變成自己的財產。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用極其血腥的手段消滅了整整一代經濟精英，並把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在暴力強權的庇護下，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在五十多年的時間裏全做了。這樣造成的財富配置格局不公不義，傷天害理，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廣大人民是不會承認，不會接受的。
可以想見，一旦中國民眾有了發言權，他們一定會強烈地要求重新洗牌，要求對化公為私的權貴們進行經濟清算，現有的財富配置格局必將經歷大規模的振蕩。中共當局深知這種危險，所以他們對自由民主比過去更恐懼更敵視。不要指望時間會淡化一切。如布羅茨基所言："時間只會使邪惡升值。"假如中共竟能繼續長時期地壓制下去，直到把國人的人權與民主的理念和正義感消磨殆盡，我們將會面對一個對自由與正義更加蔑視，更自信因而更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那必將是整個人類的巨大災難。
說明： 此文是應香港《明報》之約而寫。《明報》發表時有刪節，這裡發表的是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