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大清"是以"滿清"自居的，滿人說"滿蒙回藏漢"就像今天大陸人說"56個民族"一樣順口，武昌首義成功，追求"博愛"的革命政權為了體現民族平等，在自己的教科書中用"清朝"取代了"滿清"，那邊的"中央電視臺"落戶臺北後，看多了裡面的"清宮戲"，沒想到這"大清"竟也不知不覺生根開花，流之於筆端。
昨天，幾個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喝著扯著，話題自然而然地聚集到那個大陸青年身上了。朋友突然問：應臺，你說清政府為何不殺汪精衛？讓我的思緒頓時飛向了舊時的星空。
舊時京都十景之一的"銀錠西山"，如今已經變成高樓林立的龐然怪物。銀錠橋是當年汪精衛埋炸藥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地方，汪精衛如果當時被清廷殺了，估計在後來的教科書裡，大陸也好，臺灣也好，"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將與《與妻書》同為不朽。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汪精衛，沒有被清庭殺害，有人說是緣於他與肅親王善耆、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的父親的獄中對話。這是有出處的，當年兩人確實在獄中有過言語與思想碰撞，多年後，汪精衛還用"傑出的政治家"來比擬肅親王。
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就算肅親王被那位28歲的青年打動，有意救他一命，能否說動攝政王載灃也是一個大疑問。有道是"時勢造英雄"，真正救了汪精衛的，用今天的術語，應該可以歸結為兩個字--民意。
汪被抓後，連革命黨人也以為必死，但當汪的"絕命詩"傳出，特別是陳壁君自投監獄與汪精衛"同生死"的消息傳出後，大清民間輿論陡然為之一變，呼籲釋放汪精衛等"刺客"的聲音甚至在北京也不絕於耳，並演變為對革命黨人的同情與支持，時人形容為"南望革命軍，有如望年"。對這一切，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大清統治者肯定還知道，殺掉汪精衛雖能增加民眾的恐怖，但也必然增加民眾對清政府的厭惡，在這個歷史的"機遇期"，我們還是要感謝清政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選擇，至於汪精衛後來的所作所為，則另當別論。
我是個反對死刑的人，但我也知道這一極刑在長時間內，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還將"客觀"存在。有時我只能強迫自己，退而求其次，轉而希望每一個死刑的判決都要經得起民意的檢驗，這個民意檢驗，用中國人的慣常的一句話，就是必須在"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情況下才能作出。記得前不久，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先生曾提出"判不判死刑的三條標準"，其中一條是"要以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為依據"，想必也是此意。法律應該就是這樣，只有得到民眾的信任才能指望民眾遵守它。
然而，這一天，在台海兩岸民眾的期待中，就這樣滑落了。從此以後，凡是經歷過這一歷史的人，在他們的心底裡，肯定知道：有一個算術符號從此有了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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