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在戰爭中使用火器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唐朝末年。在當時的歷史著作之中，有在戰爭中使用火藥箭，或用拋石機投擲火藥包，發射燃燒性兵器的記載。根據史籍記載，宋神宗年間，在邊防軍中已大量配備火器。
早期的火器威力有限，尚不具備在戰場上取代冷兵器的實力。但經過兩宋和遼金等朝的不斷改進，在南宋和金國並立時期，已出現了震天雷、飛火槍、突火槍等較為複雜的火器。到元、明之際，又出現用銅或鐵鑄造的實戰管狀火器──火銃。南宋初年，軍事學家陳規發明瞭一種管形火器--火槍。火槍的結構在現在看起來實在是太簡單了，將火藥裝進長竹竿，作戰時由兩人操作，點火後發射。但其意義十分重大，因為人們可以較準確地掌握和控制火藥的起爆時間。這在人類使用火藥的歷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飛躍。
在古代希臘的古籍中，曾經出現過使用硫、松炭、瀝青和麻屑製造成所謂"海火"(亦稱"希臘火")的記錄。後來，拜佔庭帝國和阿拉伯人也都曾在軍事行動中出現過縱火作戰的記錄。雖然歐洲人曾經發明和改進過"希臘火"，但威力遠遠無法與中國火藥相比。宋元時，來華的阿拉伯水手在中國人節慶之時釋放的焰火和中國船舶裝備的火器中，最早接觸到了火藥。公元1161年，宋金採石之戰中，南宋軍隊使用"霹靂炮"對蒙古軍作戰時，也有阿拉伯水手在現場目睹。
公元1234年蒙古滅金之後，將在開封等地虜獲的工匠、作坊和火器全部掠走，還把金軍中的火藥工匠和火器手編入了蒙古軍隊。次年，蒙古大軍發動了第二次西征，新編入蒙軍的火器部隊也隨軍遠征。1236年秋，蒙古大軍攻至伏爾加河沿岸，在這裡擊潰欽察部後，進入俄羅斯腹地。在隨後的幾年中，裝備火器的蒙古大軍橫掃東歐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軍與3萬波蘭人和日爾曼人的聯軍在東歐華爾斯塔德大平原上展開了激戰。根據波蘭歷史學家德魯果斯《波蘭史》一書的記述，蒙古大軍在這場會戰中使用了威力強大的火器。波蘭火藥史學家蓋斯勒躲在戰場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內，偷偷描繪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樣式。根據蓋斯勒的描繪，蒙古人從一種木筒中成束地發射火箭。因為在木筒上繪有龍頭，因此被波蘭人稱作 "中國噴火龍"。
中世紀時期手持火槍的歐洲騎士
阿拉伯人急切打探火器情報，歐洲雇佣兵學會使用火器
蒙古大軍席捲東歐大地，讓阿拉伯人也感受到了火藥的巨大威力。由於擔心會成為蒙古軍隊的下一個進攻目標，阿拉伯人迫切希望獲得火藥的情報，以提升阿拉伯軍隊的戰鬥力。但阿拉伯人缺乏製造火藥最為關鍵的硝石(阿拉伯人稱為"中國雪")的提煉技術。於是，善於航海的阿拉伯人通過與東南亞各國貿易，間接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硝石。但蒙古人沒有給阿拉伯人足夠的時間利用這些硝石。1258年2月15日，在唐朝名將郭子儀後裔郭侃率領的手持火器的蒙古大軍進攻下，阿巴斯王朝的都城巴格達終於陷落。蒙古人滅亡阿拉伯帝國後，建立起了伊利汗國。這裡迅速成為了火藥等中國科學技術知識向西方傳播的重要樞紐。而配備火藥武器的蒙古軍隊在歐洲的長期駐紮，給歐洲人偷窺火藥技術提供了機會。
由於元朝政府不禁止火器出口，蒙古軍隊還在阿拉伯人和歐洲人中招募士兵，因此，歐洲人有了足夠的機會掌握火藥製造技術。希臘人馬克在研究中國火器的基礎上寫了《焚敵火攻書》，記述了35個火攻方。該書在1804年由法國人杜泰爾奉拿破崙的皇命譯為法文，隨後又被譯為德文和英文。
義大利是獲得中國火藥知識較早的國家之一，歐洲人話語中的"火箭"一詞就首先出現在義大利語中。1379年-1380年間，義大利兩大強國威尼斯和熱那亞為爭奪海上貿易壟斷權發生戰爭，雙方在這場戰役中都使用了火器，這是歐洲人製造使用火器的最早記錄。火器在傳到歐洲以後得到了革命性的發展，最終成為了歐洲人征服世界的利器。
頻繁搭乘中國商船，阿拉伯商人學會使用指南針大約在公元3世紀前後，中國人發現了磁石能夠吸鐵的特性，同時還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並依此特性製造了"司南"。最遲在公元9世紀，指南針已應用於古代中國的陸上測量，還被陰陽家廣泛用來看風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決土地訴訟時，也經常使用指南針。
大約在10 世紀的北宋時期，中國人已將指南針用於海上導航。這對於海上交通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極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書的《萍洲可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一些外國學者在翻譯這段文字時，誤將其中的 "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詞翻譯成了往來海上的阿拉伯船長的名字，因此就一錯再錯，得出了最早裝備指南針的不是中國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錯誤結論。實際上，中世紀時阿拉伯人海船船體狹小，根本無法容納百餘人。當時往來南中國海、印度洋和波斯灣之間的商船，能夠容納上百人的只有中國海船，連阿拉伯商人也經常搭乘中國海船。宋代與阿拉伯的海上貿易十分頻繁，中國開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隊有指南針導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從中國商船上學到指南針的用法的。
頻繁搭乘中國商船，阿拉伯商人學會使用指南針
大約在公元3世紀前後，中國人發現了磁石能夠吸鐵的特性，同時還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並依此特性製造了"司南"。最遲在公元9世紀，指南針已應用於古代中國的陸上測量，還被陰陽家廣泛用來看風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決土地訴訟時，也經常使用指南針。
大約在10世紀的北宋時期，中國人已將指南針用於海上導航。這對於海上交通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極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書的《萍洲可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一些外國學者在翻譯這段文字時，誤將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詞翻譯成了往來海上的阿拉伯船長的名字，因此就一錯再錯，得出了最早裝備指南針的不是中國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錯誤結論。實際上，中世紀時阿拉伯人海船船體狹小，根本無法容納百餘人。當時往來南中國海、印度洋和波斯灣之間的商船，能夠容納上百人的只有中國海船，連阿拉伯商人也經常搭乘中國海船。宋代與阿拉伯的海上貿易十分頻繁，中國開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隊有指南針導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從中國商船上學到指南針的用法的。
受戰亂和鎖國影響，近鄰朝鮮日本竟最後獲得指南針
雖然古代希臘、羅馬的學者們很早就已知道了磁石能夠吸鐵的特性，但長時間不知道磁石的指向性。而當歐洲人最終瞭解並掌握這一自然現象時，已落後於中國人一千多年了。而以磁石製造羅盤指引航海，落後於中國 300餘年，用人造磁石導航晚於中國人100餘年。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人在早期使用的航海羅盤，是與中國人同樣的水羅盤，而且製作方法也與中國水羅盤幾乎完全相同。這一系列的趨同現象，只能以技術傳播來解釋。
在13世紀前半葉之前，歐洲人還停留在對中國宋代指南針的仿製階段。此時的歐洲人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實踐方面，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建樹，沒有超過中國宋代的羅盤應用水平。
13世紀後半期，通過法國實驗物理學家皮埃爾的研究，歐洲的指南針開始了本土化的進程。隨著中國旱羅盤傳入歐洲，法國人又將旱羅盤改進，將其裝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為便攜儀器。後來，這種攜帶方便的指南針被歐洲各國的水手廣為應用。
沒有指南針之前，航海只能使用觀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針出現後，海員們不僅可以確定方位，有時甚至能推算出兩地間的里程。從此，各國的遠洋船隊依據海圖和羅盤所記載、測算出來的航線、航向和里程，安全地行走於茫茫海天之間。
指南針在航海上應用，使得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航行和麥哲倫的環球航行成為了可能。這大大加速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由於宋朝與遼、金戰爭不斷，影響到了朝鮮與中國的朝貢貿易，加之日本籐原氏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中國的指南針和火藥傳入這兩個近鄰國家的時間大大落後於歐洲，這與造紙和印刷術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直到公元15世紀前後，羅盤才作為看風水的工具，在朝鮮廣泛使用。而指南針傳入日本，則是公元17世紀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