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幾乎是整整一代人的時光。當時的英英學子假如仍然在世的話，一定已經成為社會棟樑、為人父母了。無論時間多麼久遠，在我的心靈中，將永遠地為他們保留著一塊神聖的殿堂！
在汶川地震發生後，中國普通民眾顯出了空前的人道主義的情懷。大家在被這場災難的後果震驚的同時，也紛紛盡力為災民們進行捐助。他們的行動充分的體現的中國人人性中的善良的一面。這種景象也使我回憶起十九年前全國人民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的熱情聲援和支持。但是，同樣在這塊土地上，我的不少同胞們卻似乎已經淡忘了十九年前發生的悲劇。這種忘卻則充分了表現了中國人人性中世故和庸俗的一面。
我相信，數年後一座新的汶川縣城將拔地而起，許多在地震中被震毀了的房屋將重新修建。試想，假如那一天有人說出這樣的話：回頭看，那場地震或許也是件好事，因為沒有地震，我們或許不會有新的房屋，不會有新的學校，也不會有新的更加寬廣的大道。人們一定會憤怒地斥責說出此話的人喪失了起碼的人性，他們的話語將是對在地震中失去的生命的一種褻瀆，同時亦是對仍然活在世上的死者的親人們和朋友們的一種侮辱，事實上也是對生命、對人類的侮辱。
殊不知，對於十九年前那些為了自己的祖國的光明前途和同胞們的幸福自由而獻身的的那些先烈們，不少中國人正在國家的引導下以集體的名義進行這種褻瀆。近年來，最令我感到難以容忍的關於六四屠城的論調莫過於：現在看來，假如沒有當年六四的無情鎮壓，中國難以維持如此長時間的穩定，中國經濟也不可能得到如此快速的發展。
這種論調的最大的荒謬之處在於其試圖將生命和金錢的交易合理化。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確在過去十九年中得到了快速增長，且不去討論這種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否源於那場殘酷的鎮壓，也不去討論普通中國人和他們的後代已經和將要為如此的增長付出何等的代價，更不去討論中國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增長是如何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分配的，人們怎能夠將用金錢衡量的國民收入與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熱血青年的生命之間進行交易？怎能夠通過犧牲他人的生命來換取自己口袋中的金錢？如果一個民族集體地將金錢利益置於青年人的熱血之上，這樣的民族有什麼希望？
這種論調的另一個荒謬之處在於其偽造了一個六四鎮壓和經濟增長的因果關係。社會現象紛繁複雜，有許多現象和事件有可能先後或者同時發生，但是他們之間卻沒有什麼因果關係，有的甚至看來存在某種聯繫但是事實上並無必然聯繫。就六四鎮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而言，遺憾的是歷史無法重寫，因而人們無法看到一個沒有六四鎮壓的中國是否會有經濟增長。事實上，根據中國的基本條件，如果中國沿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開闢的經濟、政治改革同時進行的道路走下去，中國的經濟增長雖然不一定能夠到到百分之十一的過熱的水平，但是一定能夠保持一個可以持續的高速度；中國增長的環境和資源代價一定會更小；中國將不會出現如今這般的全面的官場腐敗和社會道德的淪喪；中國增長的利益分配一定會更加合理；人們更不會為未來的社會大動盪時刻忐忑不安。事實上，六四保證了中國增長是一個沒有科學依據的謊言。
隨著時間的推移，心底的創傷雖然不會消失，但是它給人們帶來感覺會由那種揪心撕肺般的疼痛演變為一種隱隱的陣痛。只要創傷不除，疼痛永遠不會消失。六四在絕大多數中國人民中間留下的正是這樣一種隱隱的陣痛。金錢無法永遠地止住這疼痛；謊言也無法永遠地止住著疼痛。這個民族每經歷一次新的創傷都會加劇舊傷口的疼痛。我仍然相信，人性的庸俗和淺薄有時也會佔上風，但是不會永遠地主導著一個有希望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