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8-03-03 00:42:00作者：江棋生
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又快開張了。在以往"兩會"期間，我唯一真正關注的，是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儘管當局照例事先安排國內記者當"托"，並讓他們和答問者的互動佔掉三分之二的時間，但由於有國際媒體記者的發問，我還是總會有一些新鮮的體驗，得到一些可加稱道的收穫。說實話，與臺灣的馬謝電視辯論會相比，這樣的招待會自然望塵莫及，但對我來說，就算是局部食之有味，比雞肋要強三分了。
與國內記者苦於不能說真話不同，國際媒體記者雖說不能放言無忌，但大體上都能問自己心里特別想問的問題。即便按中國官方的要求須將問題事先通報，他們也還保留臨場機變的權利。因此人們不難發現，當國內記者發問時，答問者通常都面露微笑，顯得氣定神閑。而當境外記者發問時，答問者則蹙眉斂容，不敢懈怠。這個時候，坐在電視機前的我，特別希望聽到境外記者問出精彩的好問題。什麽叫精彩的好問題？就是答問者不能矇混過關丶打馬虎眼，而只能實話實說的問題。每當這樣的問題被提出，會場的氣氛會漸趨凝重，答問者的臉會越拉越長；而他在答問時，也就不能把實話都藏著掖著，盡拿官話套話來敷衍人，或王顧左右而言他來糊弄人了--這類記者招待會全部真正的價值，不就在於此嗎？
每當聽到這類精彩的好問題，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擊節讚賞，拍案叫好，大呼"值了，值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境外記者問的大部分問題，不屬精彩的好問題。當那些問題被提出時，會場氣氛依舊，答問者則逐步眉展目舒；問題提完後，答問者莞爾一樂，還會誇上一句："你提了個好問題嘛。"這時，我對境外記者不免心生責備之意。我想，他們自然也懂得"功夫在會外"的道理，但平時為什麽不在自己的見識和水準上多下點功夫，好好練一練把真話說好丶把問題問好的基本功呢？
十多天之後，今年的"兩會"記者招待會又將舉行了。我不奢望國內記者會產生胡紫薇式的衝動，豁出去問精彩的好問題。我只期待有切實人權保障的境外記者，能夠珍視自己的機會，多問幾個好問題。昨天，有個外國記者對我說，他打算問溫家寶"除了搞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還想不想搞民主"的事。我說，你要是這樣泛泛而問，則溫家寶有一大堆現成的話在等著你。這是因為，"民主"這個相對抽象的詞已被中共成功脫敏多年了。別的不說，中共十七大報告就不厭其煩地將"民主"這個詞提了好幾十遍。你那樣發問，可以說正中人家下懷。從"黨內民主"到"基層民主"，溫家寶可以把你給侃暈了。
我建議那位外國記者問下面這個問題：現代民主有兩個不可忽缺的要件，它們是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尊敬的總理先生，您對鄧小平"不搞三權分立"的主張還要堅持多久？您對多黨競爭輪流坐莊還要反對多久？我對他說，面對這樣高度敏感丶不存歧義的問題，溫家寶打不了馬虎眼，只能將他反對現代民主的基本立場說出來。也就是說，他只能給出明確的丶真實的資訊。據此人們可以毫不含糊地確認，溫家寶嘴裡的"社會主義民主"究竟是個什麽東西。
精彩的好問題具有判決性，它不僅可以檢驗溫家寶，也可以檢驗其他人。如果你問"體制內"人士俞可平先生：民主是個什麽東西？他會笑著回答你：民主是個好東西。如果你問俞先生：三權分立是不是好東西？多黨制是不是好東西？這可就點了他的穴道，將了他一軍。我猜他不會說，或不敢說三權分立是個好東西，多黨制是個好東西。那麽，人們對他不久前言及的改革舉措上的"重大突破"和"制度創新"是什麽東西，也就心中有數了。拿同樣的問題去問"體制內"人士胡福明和周瑞金，我想他們也不會說，或不敢說三權分立和多黨制是個好東西。那麽，30年來這二位先生所達到的"思想解放"高度，人們也就清楚了。
幾天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張博樹先生發表了他關於新聞自由的學術研究報告。為此，我專門重讀了他先前發表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現在要問：同為"體制內"人士的張博樹先生，會如何回答關於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的問題呢？從他的研究報告中可以得知，他的答案極為鮮明，那就是：三權分立是個好東西，多黨制是個好東西。我認為，這才是自30年前批判"兩個凡是"以來，"體制內"人士理應達到的"思想解放"高度。
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這兩個好東西，如何能在中國大陸變為現實呢？張博樹先生的主張是：通過形成足夠的外部壓力，迫使執政者啟動憲政改革來實現之。我認為，這的確應當是民間民主力量和黨內憲政改革派的第一選擇，是應當努力爭取的中國未來政治演變的最好可能。不過，作為"體制外"人士的我，有必要在這裡申明張先生沒有提及的一種可能：在當權者拒絕憲改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有另外一種可取的選擇，即通過天鵝絨革命迫使當權者下臺，從而在高度整合後的社會政治力量的主導下，創建中國的現代民主制度。
所謂天鵝絨革命，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發生在東歐的丶旨在和平地謀求社會制度根本變革的革命。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主張在中國不應搞天鵝絨革命，而應搞暴力革命，要以鮮血和生命去換來自由的新天地。我不想諱言，對這樣的主張，我只能說不。理由和米奇尼克當年在波蘭給出的一樣，一是不現實，二是不可取。近幾年來，伴隨著一些斷定中共在2008年或2009年前必定垮臺的"預言"及相應的"倒計時"的流行，呼籲告別非暴力丶號召拿起武器進行暴力革命的主張時有耳聞。我想我應當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對那些"預言"，我不得不將其看作戲言；對"倒計時"和"總統令"，我不得不將其視為過家家；而那些從大洋彼岸傳來的抨擊"軟體動物"丶鼓吹暴力革命的"正義"之聲，則讓我覺得特別沒有公信力和說服力。
"體制內"人士張博樹先生已經把憲政改革應當如何搞說清楚了。我想，當下中國"體制外"人士要破解的課題是：如何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去形成足夠的外部壓力，從而迫使執政者啟動憲政改革；或者，非暴力地迫使拒絕憲改的當權者下臺，從而創建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
2008年2月27日 於北京家中
與國內記者苦於不能說真話不同，國際媒體記者雖說不能放言無忌，但大體上都能問自己心里特別想問的問題。即便按中國官方的要求須將問題事先通報，他們也還保留臨場機變的權利。因此人們不難發現，當國內記者發問時，答問者通常都面露微笑，顯得氣定神閑。而當境外記者發問時，答問者則蹙眉斂容，不敢懈怠。這個時候，坐在電視機前的我，特別希望聽到境外記者問出精彩的好問題。什麽叫精彩的好問題？就是答問者不能矇混過關丶打馬虎眼，而只能實話實說的問題。每當這樣的問題被提出，會場的氣氛會漸趨凝重，答問者的臉會越拉越長；而他在答問時，也就不能把實話都藏著掖著，盡拿官話套話來敷衍人，或王顧左右而言他來糊弄人了--這類記者招待會全部真正的價值，不就在於此嗎？
每當聽到這類精彩的好問題，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擊節讚賞，拍案叫好，大呼"值了，值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境外記者問的大部分問題，不屬精彩的好問題。當那些問題被提出時，會場氣氛依舊，答問者則逐步眉展目舒；問題提完後，答問者莞爾一樂，還會誇上一句："你提了個好問題嘛。"這時，我對境外記者不免心生責備之意。我想，他們自然也懂得"功夫在會外"的道理，但平時為什麽不在自己的見識和水準上多下點功夫，好好練一練把真話說好丶把問題問好的基本功呢？
十多天之後，今年的"兩會"記者招待會又將舉行了。我不奢望國內記者會產生胡紫薇式的衝動，豁出去問精彩的好問題。我只期待有切實人權保障的境外記者，能夠珍視自己的機會，多問幾個好問題。昨天，有個外國記者對我說，他打算問溫家寶"除了搞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還想不想搞民主"的事。我說，你要是這樣泛泛而問，則溫家寶有一大堆現成的話在等著你。這是因為，"民主"這個相對抽象的詞已被中共成功脫敏多年了。別的不說，中共十七大報告就不厭其煩地將"民主"這個詞提了好幾十遍。你那樣發問，可以說正中人家下懷。從"黨內民主"到"基層民主"，溫家寶可以把你給侃暈了。
我建議那位外國記者問下面這個問題：現代民主有兩個不可忽缺的要件，它們是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尊敬的總理先生，您對鄧小平"不搞三權分立"的主張還要堅持多久？您對多黨競爭輪流坐莊還要反對多久？我對他說，面對這樣高度敏感丶不存歧義的問題，溫家寶打不了馬虎眼，只能將他反對現代民主的基本立場說出來。也就是說，他只能給出明確的丶真實的資訊。據此人們可以毫不含糊地確認，溫家寶嘴裡的"社會主義民主"究竟是個什麽東西。
精彩的好問題具有判決性，它不僅可以檢驗溫家寶，也可以檢驗其他人。如果你問"體制內"人士俞可平先生：民主是個什麽東西？他會笑著回答你：民主是個好東西。如果你問俞先生：三權分立是不是好東西？多黨制是不是好東西？這可就點了他的穴道，將了他一軍。我猜他不會說，或不敢說三權分立是個好東西，多黨制是個好東西。那麽，人們對他不久前言及的改革舉措上的"重大突破"和"制度創新"是什麽東西，也就心中有數了。拿同樣的問題去問"體制內"人士胡福明和周瑞金，我想他們也不會說，或不敢說三權分立和多黨制是個好東西。那麽，30年來這二位先生所達到的"思想解放"高度，人們也就清楚了。
幾天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張博樹先生發表了他關於新聞自由的學術研究報告。為此，我專門重讀了他先前發表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現在要問：同為"體制內"人士的張博樹先生，會如何回答關於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的問題呢？從他的研究報告中可以得知，他的答案極為鮮明，那就是：三權分立是個好東西，多黨制是個好東西。我認為，這才是自30年前批判"兩個凡是"以來，"體制內"人士理應達到的"思想解放"高度。
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這兩個好東西，如何能在中國大陸變為現實呢？張博樹先生的主張是：通過形成足夠的外部壓力，迫使執政者啟動憲政改革來實現之。我認為，這的確應當是民間民主力量和黨內憲政改革派的第一選擇，是應當努力爭取的中國未來政治演變的最好可能。不過，作為"體制外"人士的我，有必要在這裡申明張先生沒有提及的一種可能：在當權者拒絕憲改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有另外一種可取的選擇，即通過天鵝絨革命迫使當權者下臺，從而在高度整合後的社會政治力量的主導下，創建中國的現代民主制度。
所謂天鵝絨革命，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發生在東歐的丶旨在和平地謀求社會制度根本變革的革命。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主張在中國不應搞天鵝絨革命，而應搞暴力革命，要以鮮血和生命去換來自由的新天地。我不想諱言，對這樣的主張，我只能說不。理由和米奇尼克當年在波蘭給出的一樣，一是不現實，二是不可取。近幾年來，伴隨著一些斷定中共在2008年或2009年前必定垮臺的"預言"及相應的"倒計時"的流行，呼籲告別非暴力丶號召拿起武器進行暴力革命的主張時有耳聞。我想我應當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對那些"預言"，我不得不將其看作戲言；對"倒計時"和"總統令"，我不得不將其視為過家家；而那些從大洋彼岸傳來的抨擊"軟體動物"丶鼓吹暴力革命的"正義"之聲，則讓我覺得特別沒有公信力和說服力。
"體制內"人士張博樹先生已經把憲政改革應當如何搞說清楚了。我想，當下中國"體制外"人士要破解的課題是：如何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去形成足夠的外部壓力，從而迫使執政者啟動憲政改革；或者，非暴力地迫使拒絕憲改的當權者下臺，從而創建中國的憲政民主制度。
2008年2月27日 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