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兄繼承了上一輩民主革命的傳統，15歲上中學時就投身民主運動。他母親吳瓊久在北京女師大上學時，與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中記述的劉和珍是同學，曾一同到鐵獅子胡同請願。劉和珍倒在血泊中，離吳瓊久只幾步之遙，吉兄有這麼一個家庭歷史背景，我們這一群少年同窗在民主潮流中，皆尊他為我們爭民主的頭兒。他從華西大學教授職位離休後，不幸身患肺癌做兩次手術才保住生命，一直住院或臥病在家。最近，讀過我寫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慘史後，幾次邀我去晤談，我終於偕同窗黃一龍伉儷前往。
他感慨年少時許多親密朋友都被那右網毀掉了青春，自己沒有陷入這羅網，是一個偶然原因救了他。1957年他在四川大學讀研究生，蘇聯教授卡契金要應命回國，畢業考試提前，校長戴伯行要求他們那批研究生積極參加考試，就不參加鳴放與整風了。不過，他雖然避過了這場五七風暴，卻沒有逃出下放農村鍛練的命運。
1958 年春天，他作為下放幹部發配到西昌地區德昌縣，同去的還有四川醫學院劃入右網的師生。他成了錦川鄉的領隊，負責與當地鄉黨委的協調。每個村都派有教師與右派與農民同吃同住，對農民的實際情況便瞭如指掌。發現他們所去的錦川鄉，地處安寧河谷，1957年穀子揚花時，當地受風災使正受粉的水稻沒受到粉，形成空殼，錦川鄉受災最重，向縣委報災，書記認為是瞞產抗交統購統銷糧。為超額完成上面派下的統購任務，他們把農民的口糧也徵購走了。
吉兄感慨說，當地那位鄉黨委書記也幾次反映實情，反被說成思想有問題，站在富農與富裕中農立場，向黨鬧糧，最後他被調到西昌地委黨校學習去了。剩下那個文盲副書記就只會唯唯諾諾，吉兄也兼鄉黨委副書記，卻不能對農民的死活不顧。開始聽說有農戶開不起鍋在挖野菜了，他就打電話向縣委書記告急，結果沒人理睬。再打電話，就用反右運動後右傾思想壓他，他沒有想到說實話．反映實情就有右的災禍，終於與這位縣委書記爭執起來。
1958年大躍進還沒有開始，毛澤東正為反右運動取得全勝，意氣風發地在成都召開中央全會時，四川德昌縣的錦川鄉就已出現飢餓性的水腫，各村餓死人的匯報齊湧到鄉上老吉那裡，老吉坐不住了，拿起電話又向縣委書記告急，申明錦川餓死農民已達30人，並指出報上公布的廣西餓死幾百人，省長也遭撤職的事，還催促書記動駕下來看看。這書記無奈只好下到錦川鄉，聽取匯報。四川醫學院的下放人員，都是內行，都知道水腫是營養缺乏造成，大糧庫就在鄉政府背後，縣委書記趕快叫糧庫發糧救濟，糧食比什麼藥有效，這餓死人的災難，才停止。就在此時，四川與各省紛紛歡呼畝產萬斤十萬斤，由農業合作社轉為人民公社，規定吃公共食堂的大鍋飯，報刊上極力宣傳：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樑，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且浮誇已進入吃飯不要錢的社會，以顯示人民公社的優越。老吉說，錦川鄉的農民在春天遭受過飢餓死人的事，秋天在鬧敞開肚皮吃時，就省著吃，後來周圍的鄉村死人很多時，這個鄉倒相對要少些了。
老吉是學經濟的教授，他追根溯源，認為1954年實行的國家壟斷糧食那統購統銷，學蘇聯軍事共產主義的餘糧收集制，就種下餓死人的根，大躍進與公社化，是進一步深化了這場災難。他以親身經歷反思歷史，認為第一個五年計畫靠壓榨農民來積累資本，進行工業化的辦法，是簡單抄襲列寧、斯大林模式，也是幾千萬非正常死亡之因，而今日三農問題之果，未必與歷史無關。
我與黃一龍看望吉兄歸來，茶話時語及流沙河，他以自已在成都的經歷再證明四川餓死人早於1959年。大躍進還沒有開始，中國照抄蘇聯餘糧收集制的統購統銷政策已實行了5年。政府管死了糧食，消滅了糧食貿易和市場，年年超額完成糧食徵購任務，飢荒在所難免。1958年就出現飢荒，竟在天府之國的川西平原呵！流沙河說，自己這天服勞役拉架車從成都鹽市口經過，見工農兵商場門口排起農民長長的隊伍，在搶購麵包，那麵包還可不用政府發的糧票買到。這就證明大躍進是在統購統銷己出現人為飢荒時開始的，早在1958年就肇始了。這個專制制度對民眾肆意壓迫，不可能有反映與體憫民眾死活的機制。黃－龍還以自己編四川省當代史叢書接觸到的歷史材料作證，四川餓死人不僅早於大躍進，從地域空間看，還始於糧食最豐富的川西糧倉。這是因為那裡的統銷統銷搜刮的糧食最多，農民的口糧被奪走的也最多。全國餓死4000萬，為何四川就佔了1250萬？因為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人民有5年時間在飢餓中掙扎。
這些史料足以戳穿中共三年自然災害的謊言，也就是說不只是"三年人禍"，應是"五年人禍"。毛澤東用剝奪農民來積累工業化資金不說了，還以糧食去換核技術，實是以農民生命去追求大規模的殺人武器。難怪當年的外交部長陳毅拍桌子宣稱：我們窮得賣褲子也要造原子彈呵！難怪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到：死人，是要上書的！毛澤東認為整死劉少奇，搞文化革命，把參加七千人大會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全部當走資派打倒，便可以抹去記憶，就可不上史書，這暴君沒想到，我們這批沒餓死的人，仍在恢復記憶，復原歷史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