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由於不存在對制度進行和平變革的可能，所以一旦制度的壓迫超過民眾所能容忍的限度，人們只能訴諸暴力來改變現狀。然而，冷戰後期充分體現"愛 因斯坦研究所"創始人吉恩夏普"非暴力政權更迭理論"的蘇東劇變與"顏色革命 "，卻改寫了這樣的歷史。對此，美國一位學者發表文章稱，"非暴力政權更迭理論"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這種觀點反映出非暴力政權更 迭正逐步獲得國際社會主流的認同，這也恰好印證了美國總統布希要全面推進"自由"、"民主" 、"公正"、"人權"等價值觀念，加速 "全球民主化"進程的主張。
不久前，緬甸"藏紅色革命"，再次反映出"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在緬甸的和平革命中，包括閃電式抗議，網際網路 上的博客，抗議組織用於聯絡的手機簡訊，組織良好的、時散時聚的抗議小隊等等行為，與以往由普通工人、學生發起的抗議不同，僧侶的行動禁絕一切政治性口 號，不與當局派出的軍警發生正面衝突，還自動在日落之前解散。這些都致使緬甸軍政府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這種利用新技術手段實現民主目標，被視為 "後現代政治變革"的時髦名稱。今天，非暴力政權更迭，又稱"軟政變"，從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到緬甸的所謂"藏紅色革命"，再到科索沃謀求獨立，充分體 現了資本擴張全球化發展條件下，反映人類共同和平要求和人權價值觀世界化的客觀趨勢。
實際上，美國著名政治家喬治凱南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 為吉恩夏普所著的《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禦的潛力》一書作序指出："儘管夏普在書中把這種非暴力運動主要設定在了歐洲，但在歐洲之外，這種方 式擁有更大的潛力。"也就是說，當時喬治凱南已預見到了所謂"非暴力更迭政權"模式具有向全世界延伸的必然性。
當今時代，被稱之為第四次民 主化浪潮的"顏色革命"與上世紀蘇聯東歐劇變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 "一脈相承。所謂"天鵝絨革命"，是與暴力革命相對立的一種變革類型，就是借天鵝絨的平和柔滑來比喻和平轉移政權的政治主張和演變過程。蘇東劇變的基本成 果是普世政治原則和價值觀念在原蘇聯國家落地生根，歷史性地轉變了這個龐大紅色帝國的發展方向，但卻沒有順利地使新獨立的國家在一夜間被徹底改造。原蘇聯 時期的國家機器和政治精英絕大部分都保留下來，原有的各種弊端和轉型過程中的醜惡現象，包括個人專權、權力尋租、法律虛設等現象都腐蝕著權力機體，官商勾 結、利用私有化侵吞國有資產、逃稅漏稅等腐敗現象甚為普遍。從理論上講，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後就已經在憲法層面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軍隊 也實行了國家化，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仍然處於某一黨派或個人長期的威權政治統治之下。有美國學者認為，一些獨聯體國家使用民主的語言但卻在實行他們自己 的 "反自由主義"行徑，當權者通過對媒體的控制和對反對派的打壓，主宰操縱選舉。這些國家在民主的外殼下，大量存在與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現象。這就為反對派 通過"非暴力更迭政權"提供了法律依據、革命理由和道義支持。
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民主陣營，都重視"人權至上"原則與"價值觀外 交"在全球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作用。如果說，布希政府的第一任期對外政策的關鍵詞是"反恐"的話，那麼他的第二任期對外政策則是推進 "自由"和"民主"。布希宣稱："我們獲得和平的最佳途徑就是把自由擴散到全世界每個角落"。這就是"民主和平論"，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因為尊重人權 的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證，而不尊重基本人權的國家，是誘發戰爭的禍源。在全球推進非暴力民主化變革，正是國際社會安全的根本保證，也是全人類共同 利益的需要。
如今，不僅民主國家在全球推進民主化變革承擔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全球公民社會，也在世界"非暴力政權更迭"浪潮中發揮著特殊的 作用。一些在對抗國家權力的非正義形成的橫向聯繫、跨國的非政府組織如人權組織、文化組織、勞工保護、工會組織等也都成為全球民主化的積極參與者。特別是 國際共和政體協會、自由之家、歐亞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愛因斯坦研究所等等這類非政府組織，完全從人類集體意識出發，積極參與到這一進程中來，不斷地為 全球各地持不同政見者提供幫助。塞爾維亞、辛巴威、委內瑞拉、緬甸、烏克蘭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曾受過該類組織的幫助。據悉，僅愛因斯坦研究所就下設 "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多個子機構都在發揮參與作用。此據美國有關機構統計，從上世紀 90 年代至今，東歐、中亞地區的非政府組織增加了四五倍，目前中亞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已經超過了1 萬個。這些非政府組織都在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草根性"工作，扶植民主力量的發展和壯大，為迎接普世民主時代的到來提供著全球公民意識和民間組織準備。
眼 下，人權政治全球化正驅動著北約東擴，導致亞洲化北約與全球化北約來勢逼近，這些都是人權政治全球化已經到來的現實反映，而並非西方國家僅憑自由意志單方 力量使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顏色革命"是西方一手製造出來的。客觀地說，並不是誰想在哪個國家搞" 顏色革命"就可以成功的，而是由於這些國家背棄民主世界化潮流引發的政治危機。正如中國發生"6、4"絕非是西方操縱的一樣。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變革，若 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出極限，美國和歐洲都無法將事態引向自己期望的軌道。這是與資本全球化擴張階段相適應的民主世界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顏色革命 "的發生和發展，體現了一些獨聯體國家內部政治變革的傾向，表達了民眾追求進步和民主的良好願望。而國際輿論普遍關注的是， "顏色革命"是否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是否對那些還沒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構成衝擊，甚至包括俄羅斯本身，乃至比鄰的中國。政治分析家普遍認 為，"顏色革命"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從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 汗等中東國家的民主轉型，到緬甸、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乃至中國的民眾維權運動，其矛頭均指向了制度本身。所謂前三次 "民主浪潮"是指18 －19 世紀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20 世紀中葉對德國、義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 "和亞洲、拉美獨裁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以及20 世紀90 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劇變，眼下的"顏色革命"已經波及了東南亞和南亞。因而今日中共十分警惕 "顏色革命"，重視"軟實力"打拚，可謂未雨綢繆。這就注定了一場新的大國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吸引力爭奪戰，將在全球化時代的和平與發展主題下，靜悄悄 地展開。
本文地立場是：當用暴力違逆民意，維持政治現狀的力量，與順應時代潮流，用和平方式改革現狀的力量發生衝突時，人們有義務在道義上站在後者這一邊。這是由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