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擔這次特殊"政治任務"的，是當時的清華大學學生劉志軍一家。據劉先生回憶，由於是國務院辦公廳交北京市外辦具體經辦，所以市外辦經過幾個月的仔細篩選 後才選定了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關領導還親自到他家實地查訪，看了他爺爺、父母、兄弟姐妹，並向當地派出所和居委會作進一步瞭解才最後確定。
剛開始拍攝，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褲都是黑藍灰三色，男的都穿軍綠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隊一樣"。 正如作者所說，"也難怪，那個年代的人除了綠軍裝，幾乎都是黑藍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鮮艷點的衣服，也必須穿在裡面，因為露出來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但為 了表現服裝色彩的豐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剛結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紅衣裳，二妹妹則到鄰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當時經濟凋敝，物資供應緊張，所 有東西都要憑票限量供應。但"《故宮》中有一組鏡頭，要表現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當時正趕上中秋節，廣安門菜市場突然擺上了各種新鮮蔬菜，應有盡 有。那個年代，老百姓不管買什麼東西都要憑證且限量，而惟獨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開供應，只要排隊就能買上。我父親的單位為讓我家在外賓面前表現出中國人 的自豪，還特地補助他100元錢，母親攥著相當於自己3個月工資的錢，樂滋滋地擠在買菜的人群中......"（劉志軍：《影片〈故宮〉引出的跨國情 緣》，《縱橫》，2002年第7期）
文革時生活的"多姿多采"、商品"琳琅滿目"就這樣被"製造"出來。平心而論，很難要求這些"他者"瞭解當時的真實情況。因為那時正 "狠抓階級鬥爭"，"敵情觀念"極強，有關方面制定了極為細緻、嚴格的與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各單位、居委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居民學習、熟背這些規定，使 外來者很難獲悉真情。
當時我從農村回城探親，也曾與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員開了半天會，學、背這些規定，經"考試"把一條條背得滾瓜爛熟後才能回家。其中一條規定，如外賓到 某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不憑券而敞開供應，為了顯示"一片繁榮"，中國居民也可"購買"，但"買"後不得離開商店，要等到外賓走後再到櫃臺將貨退還。 還表揚過某菜場一位賣肉的師傅"水平高"，一次顧客拿出肉票要買二兩肉，這時恰有外賓在旁，這位賣肉師傅當即決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遞給顧客，讓外賓 看到了我們的生活水平之高。據傳達說，曾有人趁外賓在時買了好幾雙尼龍襪（當時買尼龍襪要"工業券"，買線襪要"線票"，肥皂、火柴......全都要券 要票，這些券、票發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門口被有關人員攔住，後來襪子全退不說，還通知了工作單位，受到處分。"規定"還對外國人可能提出的種種問題 都提供了"標準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鄉"是"大有好處"或 "很受鍛練"；有關工資、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夠用"，不能說出具體多少錢。據說根據工資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國民生產總值，可以推算出工農業生 產狀況，可以推算出軍工情況，可以推算出國防實力......因此，每人的工資多少事關國家機密，不得告訴外國人。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所有問題中只有"家庭有幾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實回答"。當時就流傳這樣一個故事，說有外賓問一個老頭兒家有幾口人，這位老人生怕答錯擔不起責任，一時緊張，像在居委會"考試"一樣慌忙回答："可如實回答"，弄得外賓莫名其妙。
若仔細研究，從這一紙"規定"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嚴密、宣傳的伎倆、經濟的衰敗......這一紙"規定"當時廣為下發，但大家都是 背完就扔。筆者現在才意識到這一紙規定其實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史料"，是我們曾經這樣生活過的證明，因為"無證不立"是歷史學最基本的學術規範和起碼 要求，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或者說，"歷史"是由"文獻"形成的。遺憾的是，我現在問過許多人，竟無一人將這一紙規定保留， 當然我也沒有保留。細細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文獻"，往往就是這樣喪失的；進一步說，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日常生存狀態，也就是這樣喪失的。
同時，對不少外賓、海外華人回國後對文革中的中國那種到處"鶯歌燕舞"的熱情報導，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當時發表了有關的系 列文章，在海內外影響極大。當現在有人勸他在"文集"中將這些文章重印時，他誠懇地表示，"我卻願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大出 版社2005年版，第393頁）。"把它忘掉"，雖只簡單幾個字，卻飽含一個真誠的學人在瞭解實情後的沈重反思與難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國內卻很有某些" 學界新銳"為"學術創新"，而將此類報導作為"文革"乃"真民主"、"經濟還很繁榮"一類的論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