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說，毛派正確地指出，今日中國，工農大眾處境悲慘，形同奴隸；但同時他們又堅稱在毛時代，億萬民眾空前覺醒，工人農民當家作主。這就怪了：億萬空前覺醒的翻身當家的主人怎麼會連一次主人的大權都不曾行使，就那麼輕而易舉地變成了奴隸了呢？除非他們原來就根本不是什麼主人，既沒有權力也沒有權利，也就是說，除非他們本來就是奴隸。奴隸之為奴隸，不一定是處境悲慘，而在於其不由自主，自己的命運不在自己的手裡。你可以把毛時代中國工人農民的地位吹得天花亂墜，但你無法否認的是，在毛時代，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是黨中央恩賜的。大寨的農民陳永貴當上副總理，瀋陽的售貨員李素文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不是靠自己競選當上的，而是黨中央讓他們當的；後來的黨中央不讓他們當了，他們就當不上了。在毛時代，工人，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工人，有鐵飯碗，有公費醫療、單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但是這些福利都是那時的黨中央頒布的政策所恩賜的，後來的黨中央改變政策了，這些福利說沒有就沒有了。「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如此而已。
很多毛派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情有獨鍾。他們說，今天中國走資派當政，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正好證明了文革的正確，證明了文革「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都是正確的」。既然如此，毛派們為什麼不高舉文革的旗幟，再搞一次文革，造走資派的反，奪走資派的權呢？可惜不能，因為當局要鎮壓。那麼為什麼在文革中，群眾又能夠造反奪權呢？為什麼曾經一度，那些大大小小的當權派那麼順從呢？要批鬥就批鬥，要彎腰就彎腰，要挂黑牌就挂黑牌，不要說他們手下的軍隊警察在一旁作壁上觀，就連他們的貼身警衛也都不出來保駕。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當時，毛澤東掌握了絕對權力，各級當權派和軍隊警察都是發誓要忠於毛主席。是毛澤東提出要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群眾造反奪權，所以各級當權派和軍隊警察都祇好服從。文革造反是奉旨造反，是狐假虎威；並非群眾自身擁有了真正的權利和權力。文革的意義，據說是解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然而正像這裡講的，發動文革的前提卻是中央必須是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也就是說中央沒有出修正主義。這不是明顯的自相矛盾嗎？且不說毛的文革本身是好是壞，問題是，群眾根本無法通過文革這種方式去反對他們想反對的政府。和毛派們說的恰好相反，文革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方式上、策略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是完全錯誤的，是行不通的。
那麼，接下來，毛派們該怎麼辦呢？過去，毛澤東在黨內遇到來自同僚的阻力，就威脅說要「重上井岡山」。其實，毛無非是倚仗著軍隊在自己手裡而強迫他的同僚就範而已。今天的毛派們對此一清二楚，所以他們決不說什麼「重上井岡山」。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主張「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祇是今日之毛派毫無此種打算。早就有人向毛派建議，建議他們另立山頭，成立毛派的共產黨或曰中國共產黨（毛）。可是要這樣做，就必須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然而毛派們又是最堅決反對自由化民主化的。照理說，今日毛派既然早已被趕出權力中心，淪為在野派，連公開發表言論的權利都被剝奪殆盡，因此哪怕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生存，他們也該爭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然而許多毛派卻仍然堅持把自由民主視為自己的頭號敵人。這等於作法自斃，自掘墳墓，實屬愚不可及。
如此說來，毛派的前景無非兩種可能：要麼，它繼續反自由反民主，這樣，它在政治上的地位祇會日趨邊緣化；要麼，它轉而支持自由民主，這便意味著毛派將不再是毛派而變成社會民主主義派或民主社會主義派。一直有人斷言，在今後的中國，毛派將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但是依我看，這一斷言是沒有根據的。
《北京之春》07年11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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