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論山西黑窯事件時，北京的作家兼編輯笑蜀先生的一段話給我印象很深。
笑蜀說：他畢業後到北京一家雜誌社工作才知道，原來中國有那麼多的罪惡，那麼多的苦難。不斷有訪民找到我的雜誌社。於是打抱不平，介紹了幾個冤案給媒體，幾個冤案居然也報導出來了。但結果我發現，報導用處不大，地方政府開始會緊張一下，但媒體關注的時間總是有限的，祇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體不再關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臉，苦主這時一點轍沒有。這樣一來，非但幫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誤了苦主。媒體報導給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似乎解決問題有希望，事實上他們沒有希望，他們早該撒手。但媒體給了他們幻覺，他們就更來勁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們投入的、即浪費的生命成本更高。笑蜀提到他的一個朋友鼓勵農民工用法律維權，這個農民工花掉了幾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結果毫無所獲，反而使得自己的處境更惡劣。笑蜀說，經歷的這種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當初的衝動，往往下意識地迴避訪民。迴避不了的，就儘可能把嚴酷的現實告訴他們，讓他們不要有任何幻想，勸他們早收手，早回家，早點恢復正常的生活。
笑蜀這段話告訴我們，在今日中國，面對權力與資本的侵犯，普通民眾要維護他們的權益，獲得公正的待遇，他們付出的代價是極其高昂的，而成功的可能性卻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民眾不會選擇維權抗爭，而是會選擇逆來順受，然後再想各種辦法自謀生路。比方兩個下崗工人，一個不甘心不服氣，堅持上訪、請願，打官司，街頭抗議，一年下來，挨打挨罵不說，什麼也沒得到，倒把原來那點遣散費給化光了，全家的經濟陷入極大的困境。另一個則忍氣吞聲，拿著那點遣散費趕快擺小攤，打小工，或者趁著還有一點精力，趕快去賣苦力或者賣淫。一年下來，經濟狀況總會有點好轉，起碼也比那個堅持抗爭的人家好很多。如果僅僅從經濟方面著眼，從創造GDP的方面著眼，那個堅持維權抗爭的下崗工人對於GDP是毫無貢獻的，而那個放棄抗爭，另外尋求生財之道的人，多少總是增加了一點點GDP.因此，一個國家越是專制，越是蠻不講理，普通民眾越是得不到公道，因而就越是迫使絕大多數民眾放棄維權抗爭而不得不另外尋找掙錢謀生的辦法，那麼，這個國家反而越是有可能取得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那些比較民主，比較重視人權的國家，民眾遇到這樣的事，更多的會採取種種手段參加維權抗爭，討還公道，這種抗爭必然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不會增加任何產值。
一年前有個印度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他們發現，底層中國人追求財富的衝動是那麼強烈那麼不屈不撓。相比之下，印度底層社會的很多窮人則整日忙於發宣言，開大會，奔走呼號，要求政府公平分配，呼籲富人解囊相助。印度代表團的人感慨說，怪不得中國的經濟發展這麼快，怪不得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有這麼強大的競爭力。
這就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重大奧秘。正像清華大學教授秦輝指出的那樣：中國經濟奇蹟的奧秘在於，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慾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這就是說，在今日中國，高壓下的不公正反倒成了促進經濟的力量。一般人祇知道社會不公式中國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他們不知道那更是中國式經濟發展的一個原因。既然如此，我們怎麼還能指望這樣的經濟發展會促進公正呢？一個靠著野蠻的反人權手段而獲得經濟發展的國家，它的所謂成功祇能意味著野蠻的成功，意味著對人權價值的更大否定。一切關心人權、民主價值的人們，切切不可對此掉以輕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