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茅老說話不合時宜，絕非認為說話要看風使舵，而是指他的文章非常脫離現實。現實情況用不著籠而統之地為富人說話，因為從總體上看，富人是強勢群體，窮人是弱勢群體。現在話語權都掌握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總體上富人的聲音夠強了，窮人的聲音過於微弱；各種社會資源也都掌握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甚至連立法權都操縱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比如部門立法，讓既得利益者立法，這些有權立法或制訂政策的人顯然都是富人。所以從總體上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是窮人而不是富人。茅老說現在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實際上是個並不存在的偽問題。在這種社會現實下，茅老卻一再表示"我就是要替富人說話"，一再強調要保護富人的利益，宣揚"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因此說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不管茅老的主觀願望怎樣，從客觀效果上看並沒有冤枉他。
富人受權勢欺負的事情當然有，但是很少。如果有哪一個富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當然應該為他說話，但並不能因此而籠統地提倡為富人說話。哪怕是有的貪官污吏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應該為他說話。陳希同被江澤民欺負，陳筱萸被匆匆忙忙判死刑，有人為陳希同說話，有人為鄭筱萸說話，這沒有人反感，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提倡為貪官污吏說話，老百姓肯定非常反感。所以我覺得究竟為誰說話，用不著把富人和窮人分開，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只要有誰受到權勢者欺負，只要人權和合法的財產權受到侵犯，就都應該為他說話。在當今這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任何人都可以為某一個群體說話，為保護某一個群體的利益呼籲，但你不應該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你既然為這個群體說話了，人家認為你是這個群體的代言人，那是很自然的。
我說茅老為富人說話不合時宜，還在於當前極其嚴重的兩極分化、普遍靠權力致富、普遍因無權而致貧的社會現實。現在指責"仇富"心理成為一種時髦，茅老也在指責所謂"仇富"心理。薛湧說得好，中國的老百姓對於正當得來的財富從來不仇恨，仇恨的是不義之財，例如姚明那麼富有但沒有人會仇恨他。在指責"仇富"心理以前，應該先搞清楚這種心理究竟是怎樣造成的。請問"仇富"心理是怎樣造成的？請問那些靠權力致富的貪官污吏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和權力結盟的紅頂商人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因為依附權力而致富的"知識精英"們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因為置身壟斷行業而致富的人怎能讓人好感？仇恨這些人當然是錯誤的，但我看不去抨擊造成兩極分化的不合理制度，而一味的去抨擊所謂"仇富"心理，這客觀上在是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張目。
茅老像中國的納騷·西尼爾張維迎那樣，總是強調所謂中國的企業家怎麼難當，貢獻怎麼大，這也不合時宜。按照哈耶克的說法，企業的管理者並不就是企業家，企業家是創業者，是在發現新產品、運用新技術、開闢新市場、發現新原料、建立經濟新組織等五個方面從事創新活動，並為此承擔風險的人。企業家區別於管理者的本質是創業、創新和承擔風險。在一個政治上民主法治、經濟上平等競爭的國家，企業家實際上就是那些公司老闆，因為老闆就是承擔風險的創業者，他們只有靠自己的創新活動才能發財致富。他們的創業過程的確是非常艱難的，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確實是很大的。
但在我們中國，情況很複雜，不能一概而論。比如，那些按照官本位享受著行政級別的國企老總算不算企業家？電力和自來水等實行壟斷經營的公用企業單位負責人算不算企業家？那些靠父輩的關係網在商界呼風喚雨的太子黨和紈絝子弟算不算企業家？那些下海經商辦企業的政府官員算不算企業家？恐怕很難說得清楚。在企業老闆中，尤其在那些規模比較大的企業老闆中，這一類人佔有極大的比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都說"無工不富"，但現在是"無權不富"，這個社會現實沒有人否定得了。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茅於軾先生說企業家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人農民能服氣嗎？
茅先生說，"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裏，一個人變富了就可能有種種麻煩隨之而來"，那些企業家，"他們要交納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要對付不講理的官員，給他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說好話，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國的企業家是全世界最難當的，風險最大的，負擔最重的。"茅老錯了！中國的企業家們精明得很。他們要給政府官員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這些都是事實，但他們絕對不會做"虧本生意"。想想看，不與政府官員勾結，房地產開發商怎麼能圏得到地皮？沒有政治政府是欺負過富人，但那是過去的事了。打從貫徹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精神以後，金錢跟權力已經結合在一起了--沒看到那些老闆都一個個入了黨，成為堅決擁護一黨專政，反對政治改革的"新階層"了嗎？
所以，依我看，心地善良的茅老先生原本只是要為富人說話，卻不知不覺地在為造成兩極分化的專制制度說話了，這一點，老先生恐怕沒有想到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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