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個特殊的音樂人。沒有扭捏作態，沒有逸事緋聞，甚至沒有任何商業痕跡。儘管有人看不慣她特立獨行的做派，但也有人虔誠地向她的音樂頂禮膜拜。
她，就是遊走在現實與夢想之間的朱哲琴。在事業最頂峰的時候，她選擇像雲霧般消失；幾乎被遺忘的時候，她又飄然而至。
上週六，久未露面的朱哲琴帶著新專輯《七日談》參加了滬申畫廊當代經典現場系列音樂會，同時放映了美國導演羅斯•卡夫曼為她拍攝的記錄片《聲音的漫遊》。當年，卜伽丘用《十日談》歌頌愛情；如今朱哲琴則用10年的行走，催生了讓人熱愛生命、重識人性的《七日談》。
行走旅行為我的心打開一扇門
記者：整整十年未出專輯，這些年你的生活是怎樣的？
朱哲琴：旅行，做個旅行家是我從小的嚮往。我是一個不看重物質生活的人，儘管生活不能脫離對物質的依賴，比如世界旅行也需要買機票，但可以肯定的是，物質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記者：聽說你的旅行艱苦好像苦行僧？
朱哲琴：我不是單純的苦行僧，我只是一個行者。我的旅行常常是一個人，或是帶很少的同伴；我可能去超五星級的酒店過一晚，也可能裹著睡袋在野外湊合一夜；在阿里地區徒步旅行的時候，我曾一個月不洗澡；在非洲沙漠旅行時遇上大地震，不可抑制地想起很多人、很多事……無論是危險還是幸福，這都是旅行的樂趣。
記者：旅行中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朱哲琴：去印度前曾有很多人對我說那裡很危險，但我去了之後發現那裡的人和氣也善良。在印度徒步旅行，有時我走累了不捨得立刻回酒店，就會在路上隨地一躺，馬上會有當地人把我搖醒，告訴我照相機不能這樣擺，或是拖著我去最近的景點休息。很多人生來會帶有很強的牴觸感，他眼裡看到的都是威脅，而我卻不會提前假設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壞人———就像蘇軾與佛印的故事：心中有佛萬物都是佛，心中有屎萬物皆是屎。遇事退一步，看法就會完全不同。
記者：這十年最平靜的生活在哪裡度過？
朱哲琴：在每個地方的生活都是一種特殊的經歷，而我在渥太華生活的日子就像是童話：住在森林邊的小木屋裡，睡醒了就去湖裡游泳，游完泳就在木屋裡安靜看書，吃過晚飯就到森林裡去散步，天黑以後回到小屋裡聽音樂，最後滿足地睡去……那是最安逸、最與世隔絕的生活。
記者：你現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裡？
朱哲琴：2000年，有記者問我21世紀最想去哪裡，我一本正經地說「月球」，他以為我是開玩笑。其實我沒有開玩笑，我真的想去月球———我始終認為那位自己花錢去月球的美國富翁真是太有想像力也太會用錢了。我現在已經去了40多個國家，原以為自己在40歲以後才會去非洲，現在這個願望也提前實現了；最近去的地方是中甸，近期我還想去塞爾維亞和阿富汗，那些都是我嚮往的地方，我希望能感受到那裡人們的真實情感，旅行為我打開了心裏的一扇門。
音樂《阿姐鼓》度己《七日談》度人
記者：從《阿姐鼓》到《七日談》，十年的旅行對音樂產生什麼影響？
朱哲琴：沒有自由的土壤就無法創作，十年的旅行對我世界觀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我開始使用更自由的音樂語匯，融入了更多地域的音樂素材，我不會去追求定勢，而是創造安靜的音樂情趣。佛陀說：度己，度人——這也就是我做《阿姐鼓》和《七日談》時不同的境界。這十年的行走讓我體會到很多，我信仰愛，愛給予我再度成長的力量。如果說《阿姐鼓》是從心靈出發，通過西藏表達心靈的嚮往，那麼《七日談》是遊歷天下、回歸內心，通過內心感悟談論世界和人的存在。其實前後關注的本質一樣，只是看待事物的視角不同。
記者：如果說《七日談》是泛亞洲的旅行日記，那麼新的音樂靈感從何而來？
朱哲琴：我這個人精神不羈，沒有權威，只靠自己的意願辦事，有自己獨特的鑒別和品位，可能別人與我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無法確認自己的需要，在現實社會中即使是誠實地表現自己的意願都很難。《七日談》中的7首歌分別表達7天裡對有、情、真、生、善、美、無七種元素的覺悟。《七日談》是我對生活的見解，這七種感受是我的感覺與主張———我不會說不痛不痒的話，從來沒有故作呻吟，只會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記者：《阿姐鼓》對你而言代表著什麼？你如何適應新的音樂格局？
朱哲琴：《阿姐鼓》創造了中國唱片史上的奇蹟，這是獨立音樂人獨立製作的一張獨立風格的唱片，至今仍然可以在臺灣地區的唱片銷量榜上排進前三。中國唱片業已進入了全球化階段，五大唱片公司的壟斷格局被網路音樂的傳播方式徹底打破了。音樂從無載體到有載體、從無錄音到有錄音、從唱片到網路下載，唱片業進入了又一輪生產技術革命的時代，這是追求音樂品質的必然要求。音樂除了旋律還有細部的境界，我沒把音樂製作納入當代商業生產市場化的模式裡，依然希望做一個電子音樂時代的手工業者，每首歌都是慢慢磨出來的，《七日談》中絕對沒有粗製濫造。
記者：你如何看待中國當代音樂的處境？世界樂壇是否有了中國的位置？
朱哲琴：中國樂壇與十年前相比變化很大，現在更注重與媒介的結合，但文化內涵和音樂品質卻降低了。最近幾年的奧斯卡、格萊美，中國音樂人都獲得了提名，去年宋祖英獲得格萊美提名就是個明確的信號：國際樂壇正在給中國音樂更多關注。世界樂壇過去都是以俯視的角度來看待中國音樂，現在則是放下身段給中國音樂前從未有的熱情。那中國音樂又為他們提供了什麼呢？我們只看到那些不停拷貝外國的作品，有多少是原創？就像我曾經形容的那樣，中國音樂人給世界看的是一條條飛龍，還是一堆堆發霉的爆米花，這是個問題。
記者：《七日談》之後，我們將會面對怎樣的朱哲琴？朱哲琴：我永遠不會預設未來。
記錄片跟著聲音漫遊
記者：如何想到拍攝記錄片《聲音的漫遊》的？這是對你十年旅行生活的紀念嗎？
朱哲琴：其實我是一個不願被記錄、不願對鏡頭說話的人，我原來並不願意有人拿著個攝影機整天跟著我拍。當時，《七日談》的唱片商提出拍攝一部旅行記錄片的設想，因為我沒有什麼新聞可以提供給他們炒，他們也不願意刻意為我製造新聞，這部片子是個不錯的折中選擇，也算是《七日談》的宣傳片吧。
記者：怎樣認識羅斯•卡夫曼的？為什麼選擇他來拍攝這麼一部記錄片？
朱哲琴：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記錄片導演，而我是他認識的第一個中國人。在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只知道他已經得了奧斯卡獎，而他對我更是知之甚少。那年我原準備再次到印度旅行，卻意外接到朋友的邀請去斯利那加參加當地富商女兒的婚禮。那時克什米爾對於旅遊者來說是極度危險的禁區，能受到邀請當然很難得，我便決定改道去克什米爾。由於需要拍攝記錄片，我就把這個設想告訴了卡夫曼，他很快就答應了。出發前，我把我的音樂小樣寄給他，並告訴他「我的耳朵比眼睛更重要」，他很重視這個建議，特地帶了一個錄音師同去。我們都決定把這次旅行當成「發現的旅行」，如果最終一無所獲，這個記錄片將不再存在；如果能有所收穫，那麼也可以單獨發行。
記者：《聲音的漫遊》是怎樣一部記錄片？拍攝的主題是什麼？
朱哲琴：這是一部聲音的日記，以聲音為線索的影片。從克什米爾的斯利那加、印度的德裡、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到穿越喜馬拉雅山回到中國西藏，聲音才是記錄片的主角，而我只是聲音的追隨者，攝影機全程跟隨著我———我跟著聲音，卡夫曼跟著我。記錄片的旁白都來自我的旅行日記，自然的聲音、連貫的鏡頭和我的視線是全片的主體，所以這部片子始終有行走的感覺，真實記錄了我行走四國的過程。
記者：你和卡夫曼都是很有主見的藝術家，合作過程中是否默契？
朱哲琴：卡夫曼是一位不會抹殺拍攝真相的導演，他2005年獲奧斯卡最佳記錄片獎的《生於妓院》就真實反映了加爾各答紅燈區孩子們的生活狀況，我也從他身上學會了很多東西。
在拍攝的那段日子裡，他從不打斷和介入我的思想，也沒有叫我刻意擺個姿勢或打斷我的行為，總是改變自己的角度來適應我的狀態。在那段日子裡，他幾乎是24小時工作，即使我休息的時候他也不會停機，所以才有了我在火車上睡覺的鏡頭、通過卡車反光鏡拍我的鏡頭。在某個雷雨天裡，我衝出門外興奮地大喊：「這是我最振奮的時刻！」他立刻拿起機器就拍，剪輯出來的效果非常好，而這種默契在整個拍攝過程中還有許多次，這部記錄片更像是一部獨立的藝術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