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24 07:52:22作者：阿森
從放映機中退出德國影片《竊聽風暴》，從來沒有一部影片可以值得連續看兩遍的。震撼，極度地震撼。是夜，我失眠了，我在思想著集權制度下的一張張臉。
生活在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制度下，人們失去了笑和快樂的功用。影片用一張張臉告訴了我們，暴力和恐懼扭曲了整個社會，整個民族。
文化部長在汽車中強姦了女演員克莉絲·瑪麗婭，安全機構在劇作家德雷曼家中安裝竊聽器；輪番對可能的敵對分子的疲勞審訊；安全人員招娼嫖妓；甚至對夫妻隱私，這一切都在黨的利益，國家的名義之下變為正當行為，生活在集權制度人民一舉一動全部都在黨的監視之下，連人的氣味也不例外。公民的生死大權掌握在以總書記為首的黨的手中，政府不需要讓鮮血嘩嘩的流，政府不需要讓槍聲砰砰的響，就像影片開始的那樣，一隻望眼鏡把統治下的公民一個個看著可以隨手捏死的蟲，在強大的集權面前，人沒有一分錢的價值，包括竊聽員XX7——威爾格茲。
讓每個被監視者同時成了一個監視者，這和文革中每個施暴者同時又是受害者一樣，把社會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網，人和人之失去了交流，失去了信任，失去了親情，及便夫妻之間的愛，在革命恐怖之中顯得蒼白無力，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也只能靠紙條交換信息。這和中國的狀況非常相像，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要麼站在革命的一邊，要麼死亡。那些製造這些遊戲規則的人自已也非常不情願遵守這些規則，久而久之，習慣成了自然，革命者成了六親不認的冷血殺手！
在國家安全部的餐廳裡一位辦事員講了一個笑話。總書記早晨推開窗戶對著太陽說:「太陽早晨好！」太陽回答說:「早上好！」中午……，總書記又說:「親愛的太陽，中午好！」太陽回答:「中午好！」晚上……總書記又說晚上好！但是太陽沒有回答，總書記說:「親愛的太陽怎麼啦？」太陽說:「混蛋！別跟我說話，我都忍了一天了。」我沒笑，影片中周圍的人物也沒笑，因為實在不好笑。片刻的寧靜，旁邊一位同事慢慢地說：「這個故事真有趣，真不錯，但是還可以改進。」「但你知道你剛才的行為對你的事業將是多麼大的損失，這種笑話是對黨的傷害，你叫什麼名字？工作證號？在哪個部門？」鏡頭對準了這位己經失去話語能力的小辦事員，他知道他的末日快到了。
二十多年前管我的那個黨幹部對我說「雖然你不是黨員，可是有什麼話可以跟黨說。」我說「真的什麼都可以跟黨說？」「當然，包括你跟老婆床上說的和在床上不能說的都要和黨說，讓黨知道。」我說「真的嗎，」我嘻皮笑臉接了一句，「什麼話都讓黨知道，那麼黨的代表大會就像在你家床上召開的一樣？！」我清楚地記得那張臉，一張虛偽而又沒有靈魂的臉，他惡狠狼地盯住我，我像那位小辦事員一樣，知道接下來沒好事在等我。
三位自由知識份子寫了一篇有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殺狀況的報告，1977年開始政府把東德自殺率作為國家機密，就像今天中國煤礦死多少人，貪官貪了多少錢，領導人講了什麼話，哪位領導要死還沒死一樣，統統成了國家機密，國家機密成了集權統治者鎮壓人民信手捏來的工具。總書記也來干涉了，命令一定要查出對黨對國家造成危害的根源，整個國家機器隨之而轉動。三個知識份子和一部打字機對政府造成了危脅，看起來像個笑話，其實任何一個集權獨裁者的思維都是一樣的，毛澤東抓住一封匿名信的契機對所謂的100萬右派開了殺戒，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制度是不能挑戰的，哪怕只是一點點。因為，他們長得同一張臉。
「柏林牆倒了！」消息傳來，在查看每一個公民來往的信件的監察室裡，以革命的名義行使革命權力的革命官員們慢慢地放下手中的工作，默然地站起身，靜靜地離開了，只剩下耳機裡群眾的歡呼聲。那是絕對精彩的一筆，那些人心裏明白：集權統治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集權賴以寄生，集權垮了，他們也該回家了。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奈克被送上歷史的審判臺，最後這位獨裁者以殺人罪被起訴，然後流放南美，病死他鄉。隨即東德檔案館逐步向民眾開放，集權時期一批批駭人聽聞的罪行展現在人們面前。
幾年前看到過一份報導，說在東西德合併後一些東德官員仍居高位，結果記者不買帳，把他們在集權時期做告密者，監視者，造謠者的種種醜態公布於世，使他們紛紛下臺，有些材料甚至能讓當事者羞恥一輩子。比如:某某人望著西德方向發呆，有叛逃的跡象；今天鄰居有客來，他身上的香水味好像不像我們國家生產的；連續三天看見對門太太買了魚，哪來這麼多錢？諸如此類，可以想像在一張可怕的網中，國家情報中心能傳來升斗小民的做愛聲就不足為奇了。
以前辦公室我自認好友的同事移民美國前請我吃飯，飯後拿出一本沒寫過一個字的本子送我，他非常內疚地對我說，黨委和組織部交給了他一個任務，希望他能把我所說所做和黨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語言和行為記錄下來。我說「那麼你記了嗎？」他說「能記的地方很多，在你身上他們看到社會主義教育的失敗，你有些話很剌耳，反過來想想實在也沒什麼錯，所以我一個字沒寫，這本子送給你作個紀念，千萬小心，這些人壞的不得了。」我深受感動，這是一張飽受謹慎但又很快能得到釋放的臉，不過我覺得他真應該寫些什麼去交差，良心當真哪麼值錢？集權制度下每一個百姓活得多麼艱難啊！
劇作家德雷曼在柏林牆倒後天真地問前文化部長「我被監視了嗎？」部長回答：「我們完完全全監視了你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這回德雷曼信了，當他扯著竊聽線從客廳到浴室，從廚房到床頭邊時，同樣生長在集權社會的我太能理解這張痛苦的臉了，憤怒卻又無奈。同時我又太能理解德雷曼太太女演員克莉絲·瑪麗婭呈受著一個國家暴政的壓力而供出打字機的藏匿處，那張後悔和精神塴潰的臉。
東德人是幸運的，他們身邊的竊聽器和背後望遠鏡消失了。中國人是不幸運的，我們身邊的竊聽器，小人，告密者，政權的寄生蟲，馬屁幫時時刻刻在看著他們認為的敵人，從社會到網頁，從國內到國外。只要我們一轉身，就能發現一張張痛苦臉和一張張扭曲的臉！
有個朋友具有這種本事，他說他走在唐人街上就能發現誰是地下黨，連氣味都聞得出，我知道這是廿十多年反革命帽子壓在頭上修成的「正果」。
這部用德國人拍成的中國電影，至少我認完全說的中國事，在中國無法上演，因為統治者底氣不足，無法面對。德國的竊聽者、XX7、威爾格茲教授買了德雷曼的回憶錄送給了自已，回家懺悔去了。中國的竊聽者、XX7、威爾格茲仍然忙得一塌糊塗，他們永遠不認為中國的柏林牆會倒，永遠不認為中國的獨裁者會被送上審判臺。可惜，歷史只能順著寫，看看《竊聽風暴》，你真的會明白很多。
生活在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制度下，人們失去了笑和快樂的功用。影片用一張張臉告訴了我們，暴力和恐懼扭曲了整個社會，整個民族。
文化部長在汽車中強姦了女演員克莉絲·瑪麗婭，安全機構在劇作家德雷曼家中安裝竊聽器；輪番對可能的敵對分子的疲勞審訊；安全人員招娼嫖妓；甚至對夫妻隱私，這一切都在黨的利益，國家的名義之下變為正當行為，生活在集權制度人民一舉一動全部都在黨的監視之下，連人的氣味也不例外。公民的生死大權掌握在以總書記為首的黨的手中，政府不需要讓鮮血嘩嘩的流，政府不需要讓槍聲砰砰的響，就像影片開始的那樣，一隻望眼鏡把統治下的公民一個個看著可以隨手捏死的蟲，在強大的集權面前，人沒有一分錢的價值，包括竊聽員XX7——威爾格茲。
讓每個被監視者同時成了一個監視者，這和文革中每個施暴者同時又是受害者一樣，把社會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網，人和人之失去了交流，失去了信任，失去了親情，及便夫妻之間的愛，在革命恐怖之中顯得蒼白無力，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也只能靠紙條交換信息。這和中國的狀況非常相像，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要麼站在革命的一邊，要麼死亡。那些製造這些遊戲規則的人自已也非常不情願遵守這些規則，久而久之，習慣成了自然，革命者成了六親不認的冷血殺手！
在國家安全部的餐廳裡一位辦事員講了一個笑話。總書記早晨推開窗戶對著太陽說:「太陽早晨好！」太陽回答說:「早上好！」中午……，總書記又說:「親愛的太陽，中午好！」太陽回答:「中午好！」晚上……總書記又說晚上好！但是太陽沒有回答，總書記說:「親愛的太陽怎麼啦？」太陽說:「混蛋！別跟我說話，我都忍了一天了。」我沒笑，影片中周圍的人物也沒笑，因為實在不好笑。片刻的寧靜，旁邊一位同事慢慢地說：「這個故事真有趣，真不錯，但是還可以改進。」「但你知道你剛才的行為對你的事業將是多麼大的損失，這種笑話是對黨的傷害，你叫什麼名字？工作證號？在哪個部門？」鏡頭對準了這位己經失去話語能力的小辦事員，他知道他的末日快到了。
二十多年前管我的那個黨幹部對我說「雖然你不是黨員，可是有什麼話可以跟黨說。」我說「真的什麼都可以跟黨說？」「當然，包括你跟老婆床上說的和在床上不能說的都要和黨說，讓黨知道。」我說「真的嗎，」我嘻皮笑臉接了一句，「什麼話都讓黨知道，那麼黨的代表大會就像在你家床上召開的一樣？！」我清楚地記得那張臉，一張虛偽而又沒有靈魂的臉，他惡狠狼地盯住我，我像那位小辦事員一樣，知道接下來沒好事在等我。
三位自由知識份子寫了一篇有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殺狀況的報告，1977年開始政府把東德自殺率作為國家機密，就像今天中國煤礦死多少人，貪官貪了多少錢，領導人講了什麼話，哪位領導要死還沒死一樣，統統成了國家機密，國家機密成了集權統治者鎮壓人民信手捏來的工具。總書記也來干涉了，命令一定要查出對黨對國家造成危害的根源，整個國家機器隨之而轉動。三個知識份子和一部打字機對政府造成了危脅，看起來像個笑話，其實任何一個集權獨裁者的思維都是一樣的，毛澤東抓住一封匿名信的契機對所謂的100萬右派開了殺戒，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制度是不能挑戰的，哪怕只是一點點。因為，他們長得同一張臉。
「柏林牆倒了！」消息傳來，在查看每一個公民來往的信件的監察室裡，以革命的名義行使革命權力的革命官員們慢慢地放下手中的工作，默然地站起身，靜靜地離開了，只剩下耳機裡群眾的歡呼聲。那是絕對精彩的一筆，那些人心裏明白：集權統治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集權賴以寄生，集權垮了，他們也該回家了。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奈克被送上歷史的審判臺，最後這位獨裁者以殺人罪被起訴，然後流放南美，病死他鄉。隨即東德檔案館逐步向民眾開放，集權時期一批批駭人聽聞的罪行展現在人們面前。
幾年前看到過一份報導，說在東西德合併後一些東德官員仍居高位，結果記者不買帳，把他們在集權時期做告密者，監視者，造謠者的種種醜態公布於世，使他們紛紛下臺，有些材料甚至能讓當事者羞恥一輩子。比如:某某人望著西德方向發呆，有叛逃的跡象；今天鄰居有客來，他身上的香水味好像不像我們國家生產的；連續三天看見對門太太買了魚，哪來這麼多錢？諸如此類，可以想像在一張可怕的網中，國家情報中心能傳來升斗小民的做愛聲就不足為奇了。
以前辦公室我自認好友的同事移民美國前請我吃飯，飯後拿出一本沒寫過一個字的本子送我，他非常內疚地對我說，黨委和組織部交給了他一個任務，希望他能把我所說所做和黨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語言和行為記錄下來。我說「那麼你記了嗎？」他說「能記的地方很多，在你身上他們看到社會主義教育的失敗，你有些話很剌耳，反過來想想實在也沒什麼錯，所以我一個字沒寫，這本子送給你作個紀念，千萬小心，這些人壞的不得了。」我深受感動，這是一張飽受謹慎但又很快能得到釋放的臉，不過我覺得他真應該寫些什麼去交差，良心當真哪麼值錢？集權制度下每一個百姓活得多麼艱難啊！
劇作家德雷曼在柏林牆倒後天真地問前文化部長「我被監視了嗎？」部長回答：「我們完完全全監視了你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這回德雷曼信了，當他扯著竊聽線從客廳到浴室，從廚房到床頭邊時，同樣生長在集權社會的我太能理解這張痛苦的臉了，憤怒卻又無奈。同時我又太能理解德雷曼太太女演員克莉絲·瑪麗婭呈受著一個國家暴政的壓力而供出打字機的藏匿處，那張後悔和精神塴潰的臉。
東德人是幸運的，他們身邊的竊聽器和背後望遠鏡消失了。中國人是不幸運的，我們身邊的竊聽器，小人，告密者，政權的寄生蟲，馬屁幫時時刻刻在看著他們認為的敵人，從社會到網頁，從國內到國外。只要我們一轉身，就能發現一張張痛苦臉和一張張扭曲的臉！
有個朋友具有這種本事，他說他走在唐人街上就能發現誰是地下黨，連氣味都聞得出，我知道這是廿十多年反革命帽子壓在頭上修成的「正果」。
這部用德國人拍成的中國電影，至少我認完全說的中國事，在中國無法上演，因為統治者底氣不足，無法面對。德國的竊聽者、XX7、威爾格茲教授買了德雷曼的回憶錄送給了自已，回家懺悔去了。中國的竊聽者、XX7、威爾格茲仍然忙得一塌糊塗，他們永遠不認為中國的柏林牆會倒，永遠不認為中國的獨裁者會被送上審判臺。可惜，歷史只能順著寫，看看《竊聽風暴》，你真的會明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