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2-11 04:51:07作者：孫豐
孫豐：《原罪的共產黨》（１８）
第五篇：對胡錦濤將可能成民族分裂的千古罪人
共產黨若不立馬更弦易轍，民族分裂勢在難免
這個局面的責任既不在民進黨，也不在西藏流亡……就在中共
胡錦濤就是千古罪人
一、海峽局面的本質既不是獨，也不是統，
而是意識形態恐懼症的後果
咱們用憑心而論的立場，即只對客觀事實作客觀的評論，不採用做為共產黨的反對派的態度來評論共產黨。我個人認為，共產黨創建時馬馬虎虎還可以算個黨吧，即使他們的主觀心理沒有去思考什麼是政黨，他們的主觀理性所要組的黨未達到政黨所需的階段，但在時代的客觀事實中，已存在著許多政黨（辛灝年先生統計是八十五個）所以初創的共產黨可以算做合法性政黨－－理由是客觀上它已處於實際政黨的聯繫中。但它先天不足－－不是自發在中國歷史土壤中，是蘇共的克隆品。陳獨秀的個人智慧並未代表了中國的客觀的民族理性形成出這一要求－－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即使大思想家的理性也有被教義異化的可能。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的智慧都末能注入共產黨理念中，而只關注了它的操作方面，這使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是一種蘇共的玩物，是一種被操作的產品，沒有自身的植根。陳獨秀對此，對自己在這件事上所處地位都沒達到清醒的把握，未去意識背後的牽線對於政黨活動的意義－－是斯大林而非陳獨秀為黨注入了思想－－這種外來輸入的意義在於，它使活動者割斷了自己的活動與自已生命的聯繫。或者說讓外來加入取代了本已生命。所以共產黨從誕生起就不具有政黨所應有的性質。
這使從毛澤東進了山，它就完全不再是一個政黨，不再具有政黨的性質，就已是一支割據的武裝。一幫連「義」的約定都不講的真正意義的土匪。這可以從他們當時一些籌款籌糧的佈告中看清。井崗山上的共產黨哪講什麼信念，哪倫什麼理，他們就是燒、殺、搶、掠，毛澤東關心的並不是什麼形態的社會，而是不問形態只要政權。現在已有一些文獻可以證明「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是多麼地害怕共產黨，多麼地痛恨共產黨。
我從四八年冬就離開父母隨祖父母生活，我記得最初的時間（有好幾年）鄰居的大人們總是湊到一塊罵共產黨，樣子很膽怯，總說些暴力虐待的事，記得抗美援朝那陣大人們既恐懼又興奮，他們是盼著老蔣打回來，總是到一塊去哪唧喳喳；到統購統銷時，大人的臉上那份恐懼、無奈，也是終生難忘的，常報告些挨餓死人的事。我說的不是地主、富農，只說一般的街坊鄰居，貧下中農。而且，即使在幫共產黨幹事的那些人背地裏也罵共產黨，我們村有個烈士，小名叫「好」，是個開半窖子的破鞋，漢奸、日本鬼、國軍都睡的主兒，不慎被民兵埋的地雷炸死，就成了烈士，共產黨初佔時就她叔出來領頭管事，我還記得他背後也咬牙切齒地罵，共產黨叫他入黨他都不想入，直到五八年大躍進才入的黨，並干村支書直到死，後來也真共黨化了。記得七四、五年時他常去看我爸，一說到我們那裡的烈士他自己都覺荒唐的可笑，因我爸很早就離開原籍並不知這些事，這位在那一代很有名的村支書就說：你忘啦，我那侄女，正天和日本鬼子睡覺那個，烈士就是她……說完就自朝的大笑起來。我的這些記憶是確切的，肯定地說，我十歲前的記憶是人們普遍地又怕又恨共產黨。
我想說的是，我和胡錦濤這輩人，對共產黨的最初記憶就是這麼從大人們的私下議論開始的，當然這只是記憶，無法去把握普遍的心理。但現在這輩人已是老年，我們的生活經歷堅實了我們的記憶，成為普遍的判斷。其實，正常的人對共產黨都很恐懼，並且我要說即使是共產黨人的親屬也痛恨共產黨，我的爺爺奶奶都是很正派的莊戶人，我爺爺不能算有學問可也是讀書人，周圍的人也都是鄉鄰鄉親，不懂政治，只是出於樸素感情的直覺，他們都是拒絕共產黨的，而且我的叔叔就是共產黨，爺爺也未因此而不懼怕不恨共產黨，誠肯的說我少年時的記憶中就沒有不怕不恨共產黨的成人，包括當時那些追求進步的村幹部，民兵。
因此這種來自記憶，即使站在局外只說實話的立場，那麼也是－－
共產黨在人文倫理上是不合法的，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講人倫，不做人事。
我七、八歲時的記憶所證明的是：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歡迎過共產黨！敲鑼打鼓扭秧歌不假，不過全是逼著去的。
中國人恐懼共產黨！－－這是從以上的敘述中推出的結論。
被共產黨圈在裡邊的人都想逃出來，那沒被他圈進去的人們呢？當然拚命的遠離它，躲避它－－當然打倒它最好，可是又不能……
尚未陷進共產主義鐵網的臺灣人恐懼共產主義意識也是天理應該！臺灣人的恐懼心理演變成實踐行為的話就是從中國分離出去，就是這同一個思想老百姓的落實法與官方的落實法怕也不會一樣。所以我說－－
獨立與統一之爭都非本質，它的真正本質是人類對共產黨恐懼症！
在我真正能夠用自己的理性來思維後，最初覺得共產黨取得成功有兩大因素，一是張學良這個大傻蛋發動的西安事變；二是內戰時李宗仁的攪局。後來坐監期間我滋生出一種想法，即「五四」運動對人文倫理綱常的盲目掃蕩（這只是一個不成熟的想法），這是心理資源方面的呼應。操作上有蘇聯從東北方面對共產黨的幫助。對抗戰勝利後國府方面的腐敗我始終有某種保留－－腐敗的條件是一種有罅隙的文化，民國政府並沒在人文倫理上製造一種特別的形態，民國時沒有一種特別的官方文化，不能定義那段時光的行為為腐敗，那是一個接受了歷史重負的政權自身所無能為力的歷史負荷，再加上碰上那個特別的歷史時期，是民國政府的先天不足的證明，不能理解為它的失信。張戎先生回答了這個問題－－國府最終失敗與美國的援華態度有有關聯。這些都是操作層面的事，而我現在覺得：國共之戰國府失敗與文明的漢族被相對野蠻的滿所敗是一個道理：
國府是按照文明的規則和程序來出牌的，處在明處；而共產黨是個不講規則的黑社會，躲在暗處，搞的是襲擊，防不勝防。在人類史上，蠻族打敗較文明民族的例子太多太多。
以上這些是個人看法，不一定恰當，但它不影響我這裡的論點：海峽局面的本質是飲食男女的常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恐懼症所積累成的一種後果。失敗了的蔣公是無奈的，彈丸之地對大陸，難成比例，他不照他所做的那樣又能有什麼辦法呢？其實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恐懼在國府還未完全敗退時已經形成，那是全中國飲食男女的俗人的共同心理。敗守臺灣後國府的戰略能是什麼呢？「反攻」不過是自欺，防守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戰略，它的專制也是時勢擠壓的必然。正是從國府的這一戰略出發才足以影響到民間，促成民間的普遍恐共症，國民黨不是憑白無故地專制的－－蔣公戰前對立憲的承諾是國府失敗的重要原因（見《白崇僖的回憶錄》）。民進黨也不是憑白無故的就能冒出來的。這裡都有大陸太大，共產黨太殘忍太可怕這種心理上的恐懼在暗示。所以說「台獨」訴求裡就含著最初的不自覺的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恐懼。台獨有共產黨的一分功勞。
歸根結底，任何地方任何語種的人要在地球上往下活，都是同一個人文倫理問題，所以說今天海峽兩岸的局面的癥結還在中共。在中共政權不講人話，不倫人理，它臆造出一套類似於宗教教義的意識形態，就割斷了人的思維與思維源泉的聯繫，動搖了人類理性對其根源的依賴。
現在我從心理形成學角度稍許展開談一談理性與根源的聯繫，讀者也就容易理解我在本節的立論了。
二、理性是人的能力，這一能力既發生於生命，又依附在生命裡
但是，每當思維發生，思維並覺不出自己還有一個根源，思維的展開卻必是依據著一個根源
思維就依附在根源上，它依據的原則也就是自身的生命性－－
所以，人文倫理（也就是人活著所根據的綱常）就是從生命出發並又歸於生命，並以附合於生命性為合法的唯一依據
理性是人這個物種的能力，這一點不須多講，人人可按。理性的特點是它在生命內，是能動的。只要受到外來刺激，它立刻就被激活，做出認知和判斷，並決定取捨。這個過程的發生是自然的，並不像要完成某項任務那樣能經驗到意志來做決定。但是在理性的這類應用中，已是有準則的，只是不經訓練單憑經驗感覺不到對標準的依據。我們常見網上有一些譴責見死不救，見義不為的貼子，這些朋友為什麼能寫出這樣的貼子？就因他的意識能力受到了外來信息的刺激，他的貼子是他的意識（包括他的境界）對外來刺激的反應。一般人只知自己做了反應，卻未必洞悉自己的反應已基於一個標準－－因他在反應時並沒先去確立標準，是直接反應的。對於大多數的人，他做了反應是自覺的，反應裡採用了標準卻未進入到自覺－－因為他反應的標準直接地就被統一在反應裡。對反應是依據標準的反應者甚至連想也沒想過，反應所根據的標準是伴在反應能形成的過程中同步完成的，因而是混合在一起的。這就像說一座樓比一所房要大，一張檯子比一個橙子大，我們對「大與小」的理解從一開始就是由實際對象輸入的，所以我們並不明白抽象意義的大小到的是什麼。我們說某物「大」或某物「小」實際上是說了兩件事，一是說了某物，二是說了它的空間性（體積）的量，所以日常中已不能把「大」從實踐經驗中區別出來，日常中所說的那個「大」是經驗的，並非純粹的，沒有人把「大」當成一個理式來看。這就是意識異化所以可能的機制所在。
在人們對外部事件的反應裡，其實也是包含著生命的和社會的兩類反應：魯智深見高衙內欺污良家婦女，馬上就有反應，且不僅很劇烈，還很正義。其劇烈是純生物性表現，其正義性是社會性表現。作者刻劃的是人物，當然只作人性個性的描寫。人在受到外來信息的刺激時所做反應的敏不敏銳和強不強烈都是純生命的過程，反應所透視出的正義程度（即價值值）並不與生物性相關，而是社會即由環境輸入。環境並不是在我們有了辨識能力後才來輸入表達價值信號，價值值是隨同對象的刺激同步向意識發生作用的。我們的意識從朦朧形成之初就帶有價值值。價值值是由實際物像或實際事件同時發生的。所以誰都不能把它們分別的感覺。我們對外來事件的反應裡從一開始就帶著人文標準。這個人倫的不變標準是什麼呢？
這個標準就是「人人天生就是人」，就是那個特定的他的自身。
這一點並不是不需要區分，而是無從分別地就輸入了。所以人從睜了眼的那一刻，就是有標準的－－人不是吃了禁果待上一段時間等著成熟後才知羞恥的，而是一吃下禁果馬上就知羞恥。只是羞恥的成熟度才需要在實踐裡不間斷地磨煉，隨著知識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積累被培養成恆定的道德。道德品性所植根其上的就是「我是一個人」，道德品性所以形成所依賴的機理就是「人人都是人」，這二者間的作用與層層過渡。
在理性形成之前，人的吃喝也是吃喝到自己身體裡，即便餵養也是餵在我們的生命裡，供給著我們生命的消耗，身體的不適症狀也是由自身感覺並做出反應的－－對落到動物群裡的人的觀察都發現他們能恐懼，能逃躲，雖然表現上不怎麼靈敏，這都證明「自我」的形成有一個天然的根據，雖然人不能知道自我，但人的「自我」卻就是我們自身的物質性。我們的所有感覺，無論對自身還是對外部事物的，都發生在這同一個物質上－－
所以說自己天然就是自己的根據，除非尚未形成出理性。
一旦形成出理性它必定是以自身為根據，為標準，為動源的。
這就是普天之下，為什麼只要是人類成員，無論它處的多麼偏遠，多麼孤立，只要它構成足夠大的群，就必然發生出理性能力，並且根據的是同一個標準，就因它們是支撐在－－我是人這個原因上。這是無法避免的。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原則天然就是我們人類活動的出發點，永恆不變，無限制的有效。沒有一個地方的人，不論他們說的是什麼話，也不論他們在實際上是否像我們這樣來表達，不論他自覺到沒有，都總是這個標準。因為這是事實的原本狀態。這個原則裡也同樣適用於－－
己所恐懼，也是人人所恐懼。
這其實是同一原則在不同生活內容上的適用。我們就完成了的證明是－－
大陸人所恐懼的共產黨，也是臺灣人民所恐懼的！大陸人用外逃、反抗、來擺脫共產主義；那只受到共產意識形態威脅的臺灣人當然就用不著外逃和反抗，只須用預防來逃避共產的降臨。做為官方的國府是一種逃避法，老百姓沒有那麼多顧及，就是另一種逃避法。台獨的最初和最直接的動因其實就是由對共產主義恐懼所引起。我個人在情感上接受不了台獨，又認為至少在現階段找不出克服僵局的方式。並且我不認為台獨是台獨分子們搞起來的，台獨的罪魁禍首還是共產匪。但是共產匪已經匪了快六十年了，我恨它，恨的牙根痒，可我也尊重它是中國大陸的主宰力量這個事實，他們為自身的命運所累，會孤注一擲地殘暴下去，所以我擔心胡錦濤的無能會使共產暴政陷入劇烈的崩潰方式，而不是有計畫地完成崩潰，若那樣，就不僅僅是臺灣和西藏，最嚴峻的是山海關口。
請讀下一節：共產黨的殘暴很可能導致民族分裂
胡錦濤可能成為個古罪人
第五篇：對胡錦濤將可能成民族分裂的千古罪人
共產黨若不立馬更弦易轍，民族分裂勢在難免
這個局面的責任既不在民進黨，也不在西藏流亡……就在中共
胡錦濤就是千古罪人
一、海峽局面的本質既不是獨，也不是統，
而是意識形態恐懼症的後果
咱們用憑心而論的立場，即只對客觀事實作客觀的評論，不採用做為共產黨的反對派的態度來評論共產黨。我個人認為，共產黨創建時馬馬虎虎還可以算個黨吧，即使他們的主觀心理沒有去思考什麼是政黨，他們的主觀理性所要組的黨未達到政黨所需的階段，但在時代的客觀事實中，已存在著許多政黨（辛灝年先生統計是八十五個）所以初創的共產黨可以算做合法性政黨－－理由是客觀上它已處於實際政黨的聯繫中。但它先天不足－－不是自發在中國歷史土壤中，是蘇共的克隆品。陳獨秀的個人智慧並未代表了中國的客觀的民族理性形成出這一要求－－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即使大思想家的理性也有被教義異化的可能。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的智慧都末能注入共產黨理念中，而只關注了它的操作方面，這使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是一種蘇共的玩物，是一種被操作的產品，沒有自身的植根。陳獨秀對此，對自己在這件事上所處地位都沒達到清醒的把握，未去意識背後的牽線對於政黨活動的意義－－是斯大林而非陳獨秀為黨注入了思想－－這種外來輸入的意義在於，它使活動者割斷了自己的活動與自已生命的聯繫。或者說讓外來加入取代了本已生命。所以共產黨從誕生起就不具有政黨所應有的性質。
這使從毛澤東進了山，它就完全不再是一個政黨，不再具有政黨的性質，就已是一支割據的武裝。一幫連「義」的約定都不講的真正意義的土匪。這可以從他們當時一些籌款籌糧的佈告中看清。井崗山上的共產黨哪講什麼信念，哪倫什麼理，他們就是燒、殺、搶、掠，毛澤東關心的並不是什麼形態的社會，而是不問形態只要政權。現在已有一些文獻可以證明「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是多麼地害怕共產黨，多麼地痛恨共產黨。
我從四八年冬就離開父母隨祖父母生活，我記得最初的時間（有好幾年）鄰居的大人們總是湊到一塊罵共產黨，樣子很膽怯，總說些暴力虐待的事，記得抗美援朝那陣大人們既恐懼又興奮，他們是盼著老蔣打回來，總是到一塊去哪唧喳喳；到統購統銷時，大人的臉上那份恐懼、無奈，也是終生難忘的，常報告些挨餓死人的事。我說的不是地主、富農，只說一般的街坊鄰居，貧下中農。而且，即使在幫共產黨幹事的那些人背地裏也罵共產黨，我們村有個烈士，小名叫「好」，是個開半窖子的破鞋，漢奸、日本鬼、國軍都睡的主兒，不慎被民兵埋的地雷炸死，就成了烈士，共產黨初佔時就她叔出來領頭管事，我還記得他背後也咬牙切齒地罵，共產黨叫他入黨他都不想入，直到五八年大躍進才入的黨，並干村支書直到死，後來也真共黨化了。記得七四、五年時他常去看我爸，一說到我們那裡的烈士他自己都覺荒唐的可笑，因我爸很早就離開原籍並不知這些事，這位在那一代很有名的村支書就說：你忘啦，我那侄女，正天和日本鬼子睡覺那個，烈士就是她……說完就自朝的大笑起來。我的這些記憶是確切的，肯定地說，我十歲前的記憶是人們普遍地又怕又恨共產黨。
我想說的是，我和胡錦濤這輩人，對共產黨的最初記憶就是這麼從大人們的私下議論開始的，當然這只是記憶，無法去把握普遍的心理。但現在這輩人已是老年，我們的生活經歷堅實了我們的記憶，成為普遍的判斷。其實，正常的人對共產黨都很恐懼，並且我要說即使是共產黨人的親屬也痛恨共產黨，我的爺爺奶奶都是很正派的莊戶人，我爺爺不能算有學問可也是讀書人，周圍的人也都是鄉鄰鄉親，不懂政治，只是出於樸素感情的直覺，他們都是拒絕共產黨的，而且我的叔叔就是共產黨，爺爺也未因此而不懼怕不恨共產黨，誠肯的說我少年時的記憶中就沒有不怕不恨共產黨的成人，包括當時那些追求進步的村幹部，民兵。
因此這種來自記憶，即使站在局外只說實話的立場，那麼也是－－
共產黨在人文倫理上是不合法的，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講人倫，不做人事。
我七、八歲時的記憶所證明的是：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歡迎過共產黨！敲鑼打鼓扭秧歌不假，不過全是逼著去的。
中國人恐懼共產黨！－－這是從以上的敘述中推出的結論。
被共產黨圈在裡邊的人都想逃出來，那沒被他圈進去的人們呢？當然拚命的遠離它，躲避它－－當然打倒它最好，可是又不能……
尚未陷進共產主義鐵網的臺灣人恐懼共產主義意識也是天理應該！臺灣人的恐懼心理演變成實踐行為的話就是從中國分離出去，就是這同一個思想老百姓的落實法與官方的落實法怕也不會一樣。所以我說－－
獨立與統一之爭都非本質，它的真正本質是人類對共產黨恐懼症！
在我真正能夠用自己的理性來思維後，最初覺得共產黨取得成功有兩大因素，一是張學良這個大傻蛋發動的西安事變；二是內戰時李宗仁的攪局。後來坐監期間我滋生出一種想法，即「五四」運動對人文倫理綱常的盲目掃蕩（這只是一個不成熟的想法），這是心理資源方面的呼應。操作上有蘇聯從東北方面對共產黨的幫助。對抗戰勝利後國府方面的腐敗我始終有某種保留－－腐敗的條件是一種有罅隙的文化，民國政府並沒在人文倫理上製造一種特別的形態，民國時沒有一種特別的官方文化，不能定義那段時光的行為為腐敗，那是一個接受了歷史重負的政權自身所無能為力的歷史負荷，再加上碰上那個特別的歷史時期，是民國政府的先天不足的證明，不能理解為它的失信。張戎先生回答了這個問題－－國府最終失敗與美國的援華態度有有關聯。這些都是操作層面的事，而我現在覺得：國共之戰國府失敗與文明的漢族被相對野蠻的滿所敗是一個道理：
國府是按照文明的規則和程序來出牌的，處在明處；而共產黨是個不講規則的黑社會，躲在暗處，搞的是襲擊，防不勝防。在人類史上，蠻族打敗較文明民族的例子太多太多。
以上這些是個人看法，不一定恰當，但它不影響我這裡的論點：海峽局面的本質是飲食男女的常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恐懼症所積累成的一種後果。失敗了的蔣公是無奈的，彈丸之地對大陸，難成比例，他不照他所做的那樣又能有什麼辦法呢？其實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恐懼在國府還未完全敗退時已經形成，那是全中國飲食男女的俗人的共同心理。敗守臺灣後國府的戰略能是什麼呢？「反攻」不過是自欺，防守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戰略，它的專制也是時勢擠壓的必然。正是從國府的這一戰略出發才足以影響到民間，促成民間的普遍恐共症，國民黨不是憑白無故地專制的－－蔣公戰前對立憲的承諾是國府失敗的重要原因（見《白崇僖的回憶錄》）。民進黨也不是憑白無故的就能冒出來的。這裡都有大陸太大，共產黨太殘忍太可怕這種心理上的恐懼在暗示。所以說「台獨」訴求裡就含著最初的不自覺的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恐懼。台獨有共產黨的一分功勞。
歸根結底，任何地方任何語種的人要在地球上往下活，都是同一個人文倫理問題，所以說今天海峽兩岸的局面的癥結還在中共。在中共政權不講人話，不倫人理，它臆造出一套類似於宗教教義的意識形態，就割斷了人的思維與思維源泉的聯繫，動搖了人類理性對其根源的依賴。
現在我從心理形成學角度稍許展開談一談理性與根源的聯繫，讀者也就容易理解我在本節的立論了。
二、理性是人的能力，這一能力既發生於生命，又依附在生命裡
但是，每當思維發生，思維並覺不出自己還有一個根源，思維的展開卻必是依據著一個根源
思維就依附在根源上，它依據的原則也就是自身的生命性－－
所以，人文倫理（也就是人活著所根據的綱常）就是從生命出發並又歸於生命，並以附合於生命性為合法的唯一依據
理性是人這個物種的能力，這一點不須多講，人人可按。理性的特點是它在生命內，是能動的。只要受到外來刺激，它立刻就被激活，做出認知和判斷，並決定取捨。這個過程的發生是自然的，並不像要完成某項任務那樣能經驗到意志來做決定。但是在理性的這類應用中，已是有準則的，只是不經訓練單憑經驗感覺不到對標準的依據。我們常見網上有一些譴責見死不救，見義不為的貼子，這些朋友為什麼能寫出這樣的貼子？就因他的意識能力受到了外來信息的刺激，他的貼子是他的意識（包括他的境界）對外來刺激的反應。一般人只知自己做了反應，卻未必洞悉自己的反應已基於一個標準－－因他在反應時並沒先去確立標準，是直接反應的。對於大多數的人，他做了反應是自覺的，反應裡採用了標準卻未進入到自覺－－因為他反應的標準直接地就被統一在反應裡。對反應是依據標準的反應者甚至連想也沒想過，反應所根據的標準是伴在反應能形成的過程中同步完成的，因而是混合在一起的。這就像說一座樓比一所房要大，一張檯子比一個橙子大，我們對「大與小」的理解從一開始就是由實際對象輸入的，所以我們並不明白抽象意義的大小到的是什麼。我們說某物「大」或某物「小」實際上是說了兩件事，一是說了某物，二是說了它的空間性（體積）的量，所以日常中已不能把「大」從實踐經驗中區別出來，日常中所說的那個「大」是經驗的，並非純粹的，沒有人把「大」當成一個理式來看。這就是意識異化所以可能的機制所在。
在人們對外部事件的反應裡，其實也是包含著生命的和社會的兩類反應：魯智深見高衙內欺污良家婦女，馬上就有反應，且不僅很劇烈，還很正義。其劇烈是純生物性表現，其正義性是社會性表現。作者刻劃的是人物，當然只作人性個性的描寫。人在受到外來信息的刺激時所做反應的敏不敏銳和強不強烈都是純生命的過程，反應所透視出的正義程度（即價值值）並不與生物性相關，而是社會即由環境輸入。環境並不是在我們有了辨識能力後才來輸入表達價值信號，價值值是隨同對象的刺激同步向意識發生作用的。我們的意識從朦朧形成之初就帶有價值值。價值值是由實際物像或實際事件同時發生的。所以誰都不能把它們分別的感覺。我們對外來事件的反應裡從一開始就帶著人文標準。這個人倫的不變標準是什麼呢？
這個標準就是「人人天生就是人」，就是那個特定的他的自身。
這一點並不是不需要區分，而是無從分別地就輸入了。所以人從睜了眼的那一刻，就是有標準的－－人不是吃了禁果待上一段時間等著成熟後才知羞恥的，而是一吃下禁果馬上就知羞恥。只是羞恥的成熟度才需要在實踐裡不間斷地磨煉，隨著知識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積累被培養成恆定的道德。道德品性所植根其上的就是「我是一個人」，道德品性所以形成所依賴的機理就是「人人都是人」，這二者間的作用與層層過渡。
在理性形成之前，人的吃喝也是吃喝到自己身體裡，即便餵養也是餵在我們的生命裡，供給著我們生命的消耗，身體的不適症狀也是由自身感覺並做出反應的－－對落到動物群裡的人的觀察都發現他們能恐懼，能逃躲，雖然表現上不怎麼靈敏，這都證明「自我」的形成有一個天然的根據，雖然人不能知道自我，但人的「自我」卻就是我們自身的物質性。我們的所有感覺，無論對自身還是對外部事物的，都發生在這同一個物質上－－
所以說自己天然就是自己的根據，除非尚未形成出理性。
一旦形成出理性它必定是以自身為根據，為標準，為動源的。
這就是普天之下，為什麼只要是人類成員，無論它處的多麼偏遠，多麼孤立，只要它構成足夠大的群，就必然發生出理性能力，並且根據的是同一個標準，就因它們是支撐在－－我是人這個原因上。這是無法避免的。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原則天然就是我們人類活動的出發點，永恆不變，無限制的有效。沒有一個地方的人，不論他們說的是什麼話，也不論他們在實際上是否像我們這樣來表達，不論他自覺到沒有，都總是這個標準。因為這是事實的原本狀態。這個原則裡也同樣適用於－－
己所恐懼，也是人人所恐懼。
這其實是同一原則在不同生活內容上的適用。我們就完成了的證明是－－
大陸人所恐懼的共產黨，也是臺灣人民所恐懼的！大陸人用外逃、反抗、來擺脫共產主義；那只受到共產意識形態威脅的臺灣人當然就用不著外逃和反抗，只須用預防來逃避共產的降臨。做為官方的國府是一種逃避法，老百姓沒有那麼多顧及，就是另一種逃避法。台獨的最初和最直接的動因其實就是由對共產主義恐懼所引起。我個人在情感上接受不了台獨，又認為至少在現階段找不出克服僵局的方式。並且我不認為台獨是台獨分子們搞起來的，台獨的罪魁禍首還是共產匪。但是共產匪已經匪了快六十年了，我恨它，恨的牙根痒，可我也尊重它是中國大陸的主宰力量這個事實，他們為自身的命運所累，會孤注一擲地殘暴下去，所以我擔心胡錦濤的無能會使共產暴政陷入劇烈的崩潰方式，而不是有計畫地完成崩潰，若那樣，就不僅僅是臺灣和西藏，最嚴峻的是山海關口。
請讀下一節：共產黨的殘暴很可能導致民族分裂
胡錦濤可能成為個古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