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2-03 01:21:47作者：
李登輝在臺灣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從未主張台獨，沒有說過一邊一國也沒有說過兩國論，當初是說中國大陸與臺灣是特殊國家和國家的關係，特殊包涵的意義很大。 李登輝的澄清，受到兩岸和國際媒體的關注。
一、「一個中國」法統的爭論
「一個中國」的法統，一直是兩岸爭鬥不休的問題。1983年6月26日，鄧少平提出和平統一中國的六項主張，鄧的主張，後來被稱為「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統一後，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
1990年2月23日，臺灣在李登輝主持制訂了《國家統一綱領》，認為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提出兩岸共同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針對李登輝提出「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兩岸共同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的主張，大陸以「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為基礎，提出「一個中國的原則」，重申「一個中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中國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兩岸統一的基礎和前提。
對大陸提出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一部分，1992年8月1日，臺灣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全文如下：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 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2、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 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3、中華民國政府為求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亦能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能與力量。
90年代初，李登輝全面掌握臺灣黨政權力後，以承認「一個中國」獲得兩岸關係的改善。「一個中國」的涵義是什麼？那一個法統更有合法性，能夠得到兩岸人民的承認和接受？無論是1992年3月23日開始的海基會和海協會協商，汪辜會議；還是李登輝的代表，總統府秘書室主任蘇志城與中共代表楊斯德、汪道涵、曾慶洪開展的秘密談判，雙方總是在「一個中國」的法統上卡殼，在「一個中國」的內涵上爭論不休，甚至多次因此而不能簽署已達成的協議。
二、人民主權，兩岸關係惡化
李登輝雖然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中共提出的「一個中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了堅決反對。李堅持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一部，兩岸政府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中國的統一，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上的統一。
兩岸權力壟斷集團在「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統還是中華民國法統上糾纏，只是為了維護既得權力和既得利益，是一種罔顧人民權力，國家利益，只為一黨謀取一己之私的行為。
李認為：大陸將一國兩制，中國的主體「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作為統一的前提是開歷史倒車，「不利於全中國的民主化，既使大陸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遙不可及，也將危害臺灣的民主成果」。
李原先的企圖是，以接受」一個中國」為代價，謀求兩岸對等談判、簽訂和平協議、促成大陸民主化改革，從而遠期實現兩岸民主和平統一。經歷多次的兩會協商、汪辜會談、秘密談判後，李登輝摸清大陸絕接受民主統一的底，李的計畫無法落實。李悲哀於臺灣人的安全和出路，明白到臺灣人未來的路子可能將更加艱鉅。
如何拋開「法統」之爭，打破兩岸僵局，讓臺灣人獲得安全的保障。李登輝提出了「主權在民」，因而有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李登輝1995年6月9日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李登輝在演講中說：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的古書「尚書」，就有「民之所欲，天地從之」的說法，我本人服務公職的準則，也就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事實上，大家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國民眾最關切的，就是民主與發展。民主必須包含對個人自由及社會公義的尊重，以及個人能夠直接影響國事的參與感。經濟發展則不僅是為了追求財富與繁榮，還必須包括均富理念的實踐。後冷戰時代已然來臨，世局卻仍充滿了許多難測的情勢。面對共產主義的衰敗，不同國家的民眾也亟待嘗試追求新的制度，來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在各種嘗試之中，人類更必須用最高的智能與勤奮，來作出正確的選擇，以免墮入陷阱。
捷克總統哈維爾先生曾言：「解救人類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類的心中」。確實如此，至少在本人心中，我一直相信「臺灣經驗」有其獨到之處，可以幫助吾人在這個世界之中，尋找一個新方向。」
「世界各國應有一致的民主與人權標準，不因種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實上，儒家的民本精神與現代民主理念毫不衝突。這也是我一再強調，尊重個人自由意志及主權在民的基本精神。
也正因為如此，本人從政以來，始終以民眾的需要及意願，作為施政的明燈。本人也很誠意地希望，大陸的領導人士，未來也會接受如此的指引，因為我們在臺灣的成就很顯然的能夠幫助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我曾一再呼籲北平領導當局放棄意識形態的對立，為兩岸中國人開啟和平競爭與統一的新時代。只有「雙贏」的策略才能維護中華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漸達成中國統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標。」
當時，李登輝已排除國民黨舊勢力的阻撓，決心在臺灣實現民主化，舉行總統直選，結束一黨專政。然而，大陸在經歷89風波和蘇東波事變後，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黨的執政安全」為唯一目標。大陸要堅持黨的領導，不要「主權在民」之下的的兩岸統一。這就是大陸與李登輝反目成仇的開始。李登輝的演講發表一週後，1995年6月16日，大陸宣布中止兩岸談判。
一、「一個中國」法統的爭論
「一個中國」的法統，一直是兩岸爭鬥不休的問題。1983年6月26日，鄧少平提出和平統一中國的六項主張，鄧的主張，後來被稱為「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統一後，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
1990年2月23日，臺灣在李登輝主持制訂了《國家統一綱領》，認為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提出兩岸共同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針對李登輝提出「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兩岸共同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的主張，大陸以「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為基礎，提出「一個中國的原則」，重申「一個中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中國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兩岸統一的基礎和前提。
對大陸提出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一部分，1992年8月1日，臺灣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全文如下：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 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2、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 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3、中華民國政府為求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亦能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能與力量。
90年代初，李登輝全面掌握臺灣黨政權力後，以承認「一個中國」獲得兩岸關係的改善。「一個中國」的涵義是什麼？那一個法統更有合法性，能夠得到兩岸人民的承認和接受？無論是1992年3月23日開始的海基會和海協會協商，汪辜會議；還是李登輝的代表，總統府秘書室主任蘇志城與中共代表楊斯德、汪道涵、曾慶洪開展的秘密談判，雙方總是在「一個中國」的法統上卡殼，在「一個中國」的內涵上爭論不休，甚至多次因此而不能簽署已達成的協議。
二、人民主權，兩岸關係惡化
李登輝雖然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中共提出的「一個中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了堅決反對。李堅持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一部，兩岸政府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中國的統一，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上的統一。
兩岸權力壟斷集團在「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統還是中華民國法統上糾纏，只是為了維護既得權力和既得利益，是一種罔顧人民權力，國家利益，只為一黨謀取一己之私的行為。
李認為：大陸將一國兩制，中國的主體「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作為統一的前提是開歷史倒車，「不利於全中國的民主化，既使大陸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遙不可及，也將危害臺灣的民主成果」。
李原先的企圖是，以接受」一個中國」為代價，謀求兩岸對等談判、簽訂和平協議、促成大陸民主化改革，從而遠期實現兩岸民主和平統一。經歷多次的兩會協商、汪辜會談、秘密談判後，李登輝摸清大陸絕接受民主統一的底，李的計畫無法落實。李悲哀於臺灣人的安全和出路，明白到臺灣人未來的路子可能將更加艱鉅。
如何拋開「法統」之爭，打破兩岸僵局，讓臺灣人獲得安全的保障。李登輝提出了「主權在民」，因而有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李登輝1995年6月9日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李登輝在演講中說：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的古書「尚書」，就有「民之所欲，天地從之」的說法，我本人服務公職的準則，也就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事實上，大家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國民眾最關切的，就是民主與發展。民主必須包含對個人自由及社會公義的尊重，以及個人能夠直接影響國事的參與感。經濟發展則不僅是為了追求財富與繁榮，還必須包括均富理念的實踐。後冷戰時代已然來臨，世局卻仍充滿了許多難測的情勢。面對共產主義的衰敗，不同國家的民眾也亟待嘗試追求新的制度，來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在各種嘗試之中，人類更必須用最高的智能與勤奮，來作出正確的選擇，以免墮入陷阱。
捷克總統哈維爾先生曾言：「解救人類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類的心中」。確實如此，至少在本人心中，我一直相信「臺灣經驗」有其獨到之處，可以幫助吾人在這個世界之中，尋找一個新方向。」
「世界各國應有一致的民主與人權標準，不因種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實上，儒家的民本精神與現代民主理念毫不衝突。這也是我一再強調，尊重個人自由意志及主權在民的基本精神。
也正因為如此，本人從政以來，始終以民眾的需要及意願，作為施政的明燈。本人也很誠意地希望，大陸的領導人士，未來也會接受如此的指引，因為我們在臺灣的成就很顯然的能夠幫助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我曾一再呼籲北平領導當局放棄意識形態的對立，為兩岸中國人開啟和平競爭與統一的新時代。只有「雙贏」的策略才能維護中華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漸達成中國統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標。」
當時，李登輝已排除國民黨舊勢力的阻撓，決心在臺灣實現民主化，舉行總統直選，結束一黨專政。然而，大陸在經歷89風波和蘇東波事變後，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黨的執政安全」為唯一目標。大陸要堅持黨的領導，不要「主權在民」之下的的兩岸統一。這就是大陸與李登輝反目成仇的開始。李登輝的演講發表一週後，1995年6月16日，大陸宣布中止兩岸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