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下鄉的這段時間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在農村看到老百姓生活得那麼苦，這個比從理論上認識那個政權是錯的要更深刻。
在我老家安徽那個地方餓死人的比例是最高的，因為我們老家在安徽是屬於特別富裕的地方，在全國都算是特別富裕的，自古就是糧倉的。三國時打仗爭的巢湖盆地就是我老家，那兒的老百姓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挨餓。我老爸在家憶苦思甜, 他說：「家裡小時候苦啊, 吃不上飯呀」，我們家連我媽都一塊兒問他：「吃不上飯，你怎麼長這麼大的呀？」「我吃麥子。」
在那兒的老百姓感覺到吃麥子就已經苦得不行啦，沒有米飯吃那就苦得不行啦。可是到了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卻一下子餓死了一半人口。離我們那裡只有兩哩地的一個村子，居然死絕了。六八年我下鄉的時候，老鄉帶著我走從這村子經過，我看到這村子裡的房子沒有頂了只剩下些土牆了。他告訴我這個村子在三年困難時期人都餓死了，還講了一些那個時期人吃人的故事，真是慘不忍睹，匪夷所思啊！我光聽人說吃人肉，但到底有多少人靠吃人肉活下來了我也不曉得。
有一次和一些當地的農民在一個飯桌上吃飯，我就說咱們桌上十個人，吃過人肉的能不能舉一下手。結果除了我，另外九個人都舉起了手，全都吃過，全是靠吃人肉活下來的，甚至有的來不及吃已經死的，看那個人晃晃蕩蕩快死了就把他殺了吃掉，那時候人已經完全進入那種動物的狀態了，就是已經完全失去人性了。因為一個普通人怎麼能下得去手把一個人殺掉吃他的肉呢？但是，人那個時候真的是被逼瘋了，所有的老百姓都被逼瘋了！即便是那之前很正常的人。這就是共產黨的政策，把糧食全都給你收走了。收走了就不管了，人們就沒得吃。
我們村子還有我一個隔了兩代的叔叔，他不僅是村長也是抗戰時期的老幹部。他當時一看情況不對就私吞了糧食，把隊裡的糧食給分掉了，沒往上交。但是差一點他就給槍斃了，因為他的資格老，所以保了一條命。後來再讓他當幹部他就不當了，因為他對這個政權對這個自己曾為之奮鬥流血犧牲的制度已經完全失望了。當時村子裡很多人感激他，所以我們那個村子餓死人的比例低一點，可能餓死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吧。這已經算餓死的比例很低的了。我們旁邊那個村子餓死的比例在三分之二以上，更別說那個死光了那個村子了。我那個叔叔算是當時有一點良心的共產黨員，所以利用那點小權力把糧食私分了。
上邊的這些故事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而且部隊中的人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哪都有，我喜歡跟大家聊天大家也喜歡跟我聊天，各個省的兵都管我叫老鄉。所以我聽到的各種故事，各個地方的民情，聽到的都是真正的中國基層的社會的狀況，跟我們在教科書裡看到的，跟共產黨的宣傳不一樣，跟五四以後的很多作家寫的也不一樣。我基本上覺得從五四開始，中國人這一百年的時間走了一個大彎路，巨大的彎路，整個在意識型態上就進入一種迷濛的甚至是假象的，幻影似的海市蜃樓式的狀況，把一種海市蜃樓式的理想當作理想，去奮鬥去流血犧牲，最後導致了整個的大災難。
所以這個當兵時期，包括下鄉當兵這段時間對我的影響非常大。那個時候我也就徹底放棄了所謂當了官利用權力改造這個社會的想法，不光是因為前面說的那個理由，而且因為我覺得其實在中國老百姓的社會裏蘊藏了非常巨大的能量。這個社會要改造，只是老百姓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改，那麼給大家指一條路，就可以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我想這是一個最根本的方面，五四以後走的這一大圈彎路，就是因為人們意識形態的錯誤，那麼;要糾正這一個錯誤，首先還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糾正，就是要讓老百姓弄明白：什麼是好的、什麼是我們需要的，什麼是我們應該躲避的。這樣這個國家才可能改變，很多西方人老說中國人不懂民主，我們得去教中國人。現在每年美國政府每年還花好幾千萬美元去跟中國政府合作搞什麼鄉村選舉項目，事實上，那個項目從徹頭徹尾就是個騙人的項目，不是騙中國老百姓是騙西方老百姓，是為了外交的需要，大家可以打聽一下那項目誰管，那是外交部管的項目，怎麼做，跟誰合作，然後是在哪個地方搞點兒，那都是他們外交部批准的，名義上是民政部在做，實際上是外交部在做最終決定權, 所以那是一個外交欺騙項目。
中國人不懂民主嗎？實際上，那種原始的民主概念一直在中國社會存在，而且中國這個基層社會的這個民主已經存在幾千年了，而中國古代的社會是靠這個東西維持的。
當時我們在軍隊的時候，搞了野營訓練，那個時候我們走了很多路。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地方停了三天，看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這個村子從幾十里以外用轎子抬了一個會計進來，會計算完帳以後，召開了全村大會。
這是共產黨從來沒有在這裡搞過的，因為共產黨的官從解放開始就沒有到過那個地方。在大會上，先是報帳今年我們村子裡的這些公款是怎麼花的，然後就是選舉，選舉明年的村長。選舉的時候就是開始是辯論，兩個候選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
老村長就說他什麼什麼建議，應該按照原來的路子走。那個地方出非常好的煤，但就是交通不便，每年要用騾子和馬把煤馱出去賣，換點糧食，因為山區糧食少，糧食總是不夠吃的。村長就說今年他們花錢節約了多少錢，可以買幾頭騾子，明年會增加多少騾子，那麼明年賣的會煤更多一點，大家日子就會過得越來越好一點。他建議今年大家稍微勒一點褲腰帶，不要分那麼多糧食，要拿那些糧食去換騾子。然後那個新競選村長的候選人就提出要修一條路，因為離那個同馬路的村子只有四十里路，只要修一條路跟那條路接起來，就可以用馬車往外拉煤。他告訴大家一個馬車要多少頭騾子，修那條路要花多少勞動力，要多少糧食，可能他們需要勒三年的褲腰帶就可以把路修成，到那時就可以往外運煤了。
這兩個人互相辯論到差不多天快要黑了，人們開始投票。開始辯論的時候我的感覺還沒那麼強，因為文革的時候經常辯論，已經司空見慣了，就是最後投票一下子給了我非常強烈的印象，非常強烈的一個訊號，這些農民居然懂得怎麼投票。兩個候選人要背對著桌子坐，每人後面放一個碗，這邊有一個就是請來的會計，由他監督，一定要一個中性的監督。走過來的人每個人手裡是一粒豆子，然後你走過這兩個人的時候你選哪個人你就放哪個人後邊，整個程序啊其實非常符合現代民主的投票的所有規則。
我當時就想，這些農民已經很民主啦，根本不需要我們這些讀了書的知識份子去教導人家，人家很民主啦，人家根本就懂得為什麼要投票，這是多少年積累下來的經驗，這個民主是人家做決策的一個方法。我還問過人家，說這村長你就直接當著就完了，幹嘛要非得要投票。得到的回答是：你要獲得人民的信服， 你就要通過人民的一個認可，正式的認可，而投票就是一個認可的過程。
當時給我的觸動非常大，我在那的三天裡，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改變，我就更堅定我原來的想法，就是說還是得動員老百姓，自下而上的去爭取這個民主，你不能靠什麼少數人去奪取政權以後再怎麼怎麼樣，那個可靠性太低了。少數人能搬得動一個制度嗎？能搬得動新階級的既得利益嗎？搬不動，何況現在那個既得利益集團獲益較之以往已經是上萬倍了。那麼巨大的利益，他肯放棄嗎？他不肯放棄。
有一個德國記者是為了寫我的傳記，專門跑到中國鄉下我們老家去看了看，是我弟弟陪他去的，我弟弟感覺說這和我們下鄉的時候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沒有生產隊了，土地是自己種了。可這對農民來說呢，苛捐雜稅依然很多，剛好讓你有飯吃而已，這跟生產隊的時候也沒什麼差別。
我在監獄裡問過一些從農村來的犯人，他們感覺也是這樣，沒有什麼變化就是城裡人的生活過好了。而農民的日子並不怎麼樣，國內的報紙、電視也經常報導一些被逼的走投無路結果全家自殺的事情。所以，對於這種情況，沒有人真正關心這些大事，而對佔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村人口來說，這就是大事。城裡的很多工人，現在不但實際的購買力下降，而且工資拿的也很少，一個月拿幾百塊錢。失業後兩、三百塊錢什麼也做不了，那真的不如過去四十多塊錢的工資的購買力。這樣的人在城市裡佔了城市人口至少接近一半。另外相當多的城市人口也不過拿七、八百塊錢的工資，那生活跟過去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而且還沒有保障。
後來我從部隊回到北京當了工人。當工人以後，這個經理也很特別。就說剛才講的農村的基層民主，那是中國民主的一個最大的希望。但其實城裡也是另一種方式。鄧小平執政以後說工人老想造反，其實不是，他們不該忘記他們自己的老祖宗也是搞共產運動起家的。當時中國的工人說實話、自由、平等的思想相當的濃厚，雖然工人裡什麼樣的人都有啦，包括小市民那種趨炎附勢的也有很多，但基本上來講特別是越年輕的工人，接受新文化越多的，私下議論起來是傾向民主的，對現實不滿，對專制制度不滿的程度並不會比知識份子低到哪去。
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也不要以為他真的就是在那吹捧共產黨他就真的是相信那一套。我認識很多知識份子，許多是公開說一套背後說一套，最有良心的也只不過不說話而已。當然你要說反對的話也有，那很快就進監獄了。有人說現在言論自由度比過去大啦，我看沒大多少，因為人們也只能在茶館裡、在出租車裡、在自己家裡議論而已。那個時候也是一樣，共產黨根本沒有多大變化。六四以後人人過關，法輪功的問題又是人人過關，中共還是老一套。說離文革有多遠，沒有多遠，其實咱們中國人繞了一個大圈，除了有一小批人成了億萬富翁以外，跟文革沒有什麼差別，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實際上說難聽點兒，現在老百姓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看看工人、農民的狀況，包括社會上很多不公就知道了。所以在七九年那個時候，在那個民主牆的時候，我才有那種思想基礎出來寫那些東西，所以很多人都關心你。那時候為什麼會寫出那些觀點，其實那種觀點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全國大多數人的觀點，只不過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可能沒有我表達的那麼清楚，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可能不敢講，我是敢講的一個而已。
當時很多啊包括很多老頭說啊，「小魏！你要小心安全啊，你得安全啊。」這說明，第一他很同情你講的話，非常高興你能講他心裏的話，第二他馬上想到你會受到鎮壓了，共產黨這一套其實誰都看得清清楚楚。
關於西單民主牆，很多人對這段歷史並不是非常熟悉，包括現在有很多東西被神話了。民主牆是個什麼狀況呢？當時，因為共產黨內鬥，華國鋒集團和鄧小平集團在奪權。那麼全部軍力集中在內鬥上，根本沒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了，而老百姓裡頭一直都有上訪的潮流。
其實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強的上訪的潮流，因為中國文化傳統裡有什麼告御狀啊，找個包青天呀就能得到沉冤洗雪呀等等，這種意識形態是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目的是給老百姓留一點心裏的空間讓人能夠忍受下去。但這種文化到共產黨制度下就變成一種獨特的現象，就是受冤枉受苦的人太多了，比所謂的舊社會多得多，所以大家都跑來告御狀，都跑到北京來告御狀，就形成一個很強的潮流。北京就有那麼成千上萬的上訪的人，所謂上訪的人在那晃蕩其實就是想告狀，就是在自己家鄉告不成，告到縣裡告不成，告到省裡告不成，那往皇帝那兒告吧！中國人的意識形態，那得跑到北京找中央告去吧，所以老是有這些上訪的人，在共產黨來不及管的空間放鬆的時候，上訪的人數突然增加，而且上訪的人也就發現突然他們有機會了。
過去是在牆上貼個上訪的單子，警察馬上來給你撕了，馬上把人給抓了遣送回去而且定期遣送，現在也是一樣抓起來往回遣送。而那個時間沒人管了，所以上訪的來了沒人抓，來的人就多啦，來的人裡頭反正被逼得已經是走在死路上，那膽子都大得很，啪啪啪寫了都往牆上貼。貼了一看沒人管，慢慢的一兩個月，滿北京各地方都貼滿了大字報。貼的過程中這些上訪的人也在琢磨，往什麼地方貼可能會最有效，當然是看的人多的地方可能就應該最有效，就是能被所謂的中央的人看到的比例最高，至少他們是這樣想的。其實中央那幫人都坐著小車進出他根本就不看，只是在上訪的大字報貼得很多了以後，慢慢就有幾個比較集中的點，西單是最大的一個集中點，天安門廣場附近也是比較集中的點，但畢竟那兒人流稍微少了點，東單東四西四還有塊地方，國務院的後門那叫府右街那地方也是，但是那邊的牆壁比較少，人的流量也是不那麼大，所以最後慢慢的最有名的一個地方就變成了西單。
因為在西單路口這地方是好幾路公共汽車換車的地方，是個總站。有一路到這兒停了人都下來，換另外一路走，好幾路公共汽車在那兒來回換車，所以那兒人流最大。在公共汽車停車場外有一堵牆大慨有兩、三百米長吧，剛好成了貼大字報的天堂。所以就在西單那形成了這麼一堵貼大字報的牆，後來為什麼被叫成民主牆呢？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個貼大字報的地方，那麼也有很多帶點兒政治意識形態，或者帶點詩歌文藝、受壓抑的一些年輕人覺得這是他們發表東西的很好的場所，於是很多詩人把一些有政治思想和一些談論政治的刊物，像四五論壇、北京之春這些刊物就都在那兒貼出來了。
當然一開始都是匿名的，試探性的貼出來，很快發現沒有人管，而且實際上當時鄧小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這個東西，利用這些大字報呢去攻擊他的對手，攻擊華國鋒。老百姓的不滿，老百姓貼什麼意見，有些頭天貼出來第二天就在中央會議上傳開來了。大家都看到了老百姓的不滿，所以鄧就煽動情緒來反當時的領導人華國鋒。
鄧在利用民主牆之後的同時，民主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容忍，所以貼東西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那個調門在逐漸上升，開始敢大膽的給黨提意見，認為黨的基本政策有問題，甚至有人提到應該有人權啦。
應該說在民主牆那兒最早貼人權概念的是任畹町先生，任畹町先生當時寫了一篇東西叫人權宣言，當然是以中國的概念。任畹町先生的父親過去是老知識份子，是幫助王雅蘭翻譯資本論的，也就是左派知識份子，所以國外的這些新思想知道的很多。他最早貼出的人權宣言吸引了很多人，所以後來人權宣言就發展成一個組織，包括當時所有的小刊物，包刮文學刊物，包括當時畫畫那幫人，都是形成了小組織，因為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很容易被掐掉的，所以大家聯合起來，就不容易被掐死這是一種本能，所以形成了很多小組織。
我經過文革以後不太喜歡參與政治，對這個社會有點兒灰心，當時沒有很明確的想法，天天還得上班嘛，下了班到那兒溜躂一下而已，一個旁觀者。但是我記得非常清楚，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大權在握，然後就是按照中國領導人出口轉內銷，向老百姓發布一些消息。這些消息中共不會直接跟老百姓講，因為從中共的高級幹部從延安時期開始，就根本看不起中國老百姓，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他們一定要跟外國記者談，跟蘇俄談。當時鄧小平找來一個美國記者叫諾瓦克，讓這個諾瓦克發表一篇講話。內容是說現在中央的大勢已經定了，諾瓦克就問到，說民主牆那邊有很多年輕人有新的見解，有不同的意見，你怎麼看？鄧小平就說：那些年輕人的行動非常好，我們有社會主義民主，允許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現在中央的大局已定，國家大事由中央領導來考慮，這些年輕人應該回到他們自己的單位去抓革命促生產，這實際上就等於是 一個指示，跟文化大革命老毛發佈最高指示的模式差不多。
諾 瓦克很興奮，接見一完馬上從人民大會堂跑到西單民主牆，因為那很近，只有一里多路。他跑到西單民主牆當眾宣布這個消息，底下一群年輕人，那時也很崇拜外國人嘛，崇拜外國記者，圍在那聽他發布最高指示，大家都很興奮。
第二天一早可能是以這個中國人權為首的幾個組織吧，劉青、王元濤他們合夥貼了一張大字報，說要響應小平同志指示，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就是大家一起決定，這個民主牆不搞了。民主牆的名字是因為談論民主多了，包括北京之春和什麼人權同盟，談論民主人權多了以後被老百姓俗稱為民主牆的，這個名子是後來才有的，不是開始上訪的時候有的。
那天我下班以後聽了幾個老工人在那議論：「唉！你看這中國人怎麼沒出息，沒骨頭，才讓你說了幾天話，人家說讓你不說你就自己不說啦，哎！咱們中國人沒希望啦，咱們中國人沒骨頭啊。」反正就是這種議論很多，人聽了就覺得很難受，很憋氣，中國人就這麼沒骨頭啊，真像他們當大官的不讓你說話你就真的閉嘴，中國人不是這麼沒出息啊。所以我蹬蹬蹬就騎著車子去民主牆那兒一看那玩意兒在那，當時覺得一種無名之火往上衝，覺得這玩意兒太丟人啦，在中國連有骨頭的人都沒有，太窩囊了這個，所以當時一怒之下回去連夜就寫了一篇「第五個現代化」，寫完了是凌晨五六點鐘吧。第五個現代化這篇文章是在 78年 12月6號貼出來的, 主要是講民主，講中國所謂的現代化。中共搞四個現代化，但說了半天跟老百姓沒關係啊，所以我講了第五個現代化，得有民主，沒有民主那四個現代化也實現不了，即使實現了對老百姓也沒有好處。最重要的現代化就是要民主，要尊重人權，要有現代的政治的制度，來保障現代化的整個社會體系的發展。也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
第二天，我弄一瓶漿糊跑到民主牆那兒就往上面一貼。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當然也是想過就是下這個決心的時候，我就知道肯定是要進監獄的，所以我下筆的時候就根本不留什麼情，要說就痛快點說。那時寫了東西根本是躲不過公安局的偵查的，雖然那時的偵察沒有現代化的手段。說完之後自己心裏頭有一種很痛快的感覺，過完那一天然後過了幾個小時騎自行車回去繞了一趟，看看到底什麼反應，回去以後發現反應非常好，人山人海，後面看不見就喊前面哥們給念一念，後面聽不見，大聲點兒在那嚷嚷，老百姓反應很強烈。
當然不能說所有看的人都同意我的觀點，因為當時是絕大部分人的觀點。有人說，一小夥子說了點過激的話，不過說得還有點道理。另外一個人說，我說他說的是不是很有道理，現在小平同志出面，國家局面快穩定下來了，國家往好裡走啦你們折騰什麼呀。其實當時這種觀念還佔多數，這也是他心裏話。共產黨這段時間怎麼搞得這麼壞，好像是共產主義江湖騙子，大家挺喜歡這些話覺得聽的很過癮，說出自己多年壓在心裏的東西，但是同時有一種想法，就還是寄希望於共產黨。希望共產黨出一清官出一好官，好的領袖，這樣我們整個國家往好裡走了，大家能過好日子了。老百姓永遠是這種思想佔上方。當時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不像89年大多數人都支持民主，那個時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什麼東西，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這東西寫出來了，我當時也這麼想我可能過不了幾天我進監獄了，但這東西像一個種子一樣放在人腦子裡了，就告訴很多人我還有別的可能。不是說我們就得像現在所謂民運人士，一講就非得出一個葉利欽要不趙紫陽要怎麼怎麼樣，還是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內部，但實際上我當時的講法是人們不要把希望寄在共產黨內部，還有另外一條路，就是還有一種民主的路，它比共產黨的路還好，咱們大家為什麼不肯想一想呢。其實很多老百姓感興趣，據我所知有的人看了一遍覺得不過癮，下了班再跑來看一遍，從白天一直到夜裡頭，永遠有一堆人看，所以也就沒有人把其它的貼上，所以保留時間挺長的。
我當時想反正我要進去，我乾脆和這些有民主傾向的年輕人聯繫聯繫，所以我在上面留了真實名字和電話，馬上就有一批民主牆的積極份子，活躍份子一下子跑那兒找到我聚在一塊兒，討論成立一個組織。我說雖然我想成立組織，想搞一個雜誌，但大家三天之後再到我家碰頭。我讓大家三天之內考慮一個問題，願不願把腦袋拿出來，大家很驚奇什麼意思。我說跟著我干肯定要掉腦袋，當時按中國的慣例，我那種罪行那種論調，那麼透徹的講那種反革命的話，是肯定要槍斃的，幾乎沒有考慮能活下來，那個時候真的沒有考慮能活下來，就是憋得難受，替中國老百姓說了一句壓了很久的話而已。(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