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11 00:08:20作者：傅國湧
官方的記者節到了，報紙上開始提及一些報業史上不可迴避的人物，其中就有邵飄萍。今年是這位報人殉難80週年，80年的時光不算短，幾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人們仍記得邵飄萍慘遭殺戮的那個日子，記得他從容赴死的一幕，當然更忘不了他在報業史上四射的光華，同時代的報人胡政之在他遇難第五天曾寫下一篇《哀飄萍》，對這位文采斐然、才氣煥發、具有採訪天才的新聞同業充滿悲傷，認為這是民國以來新聞界空前的慘事。那一年，邵飄萍只有四十歲，正處在新聞事業的巔峰狀態，他手創的《京報》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輿論的重鎮，受到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和各界讀者的喜愛，當然也受到強勢集團的側目。轉眼80年過去了，當我們再次回望新聞史上永遠傷痛的天橋時，仍然會有強烈的在場感，彷彿邵飄萍一直沒有離開，一直在我們的身邊，邵飄萍赴義的那個清晨彷彿與我們近在咫尺。對他而言，這是幸還是不幸？
邵飄萍不幸生在一個動盪的亂世，軍閥混戰，政局詭譎，有槍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國徒有國會、總統、憲法，卻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槍桿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開始新聞生涯，15年間，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險，下獄、流亡、封報、流言的誹謗、權勢的恫嚇……這一切他都曾一一飽嘗。
從杭州《漢民日報》到《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再到獨立創辦《京報》，他一路走來並不是一帆風順，路上並不是鋪滿了玫瑰花，而是有荊棘、有坎坷，年輕的邵飄萍正是在不平坦中顯示出了活力，他是新聞的全才，對採訪更是有無與倫比的天才，這一點只有黃遠生可以和他相提並論，連報業巨人胡政之、張季鸞都自嘆不如。他的評論也往往是一針見血，鋒利無比，他之所以為有權勢者所嫉恨，就是因為他那支不饒人的筆。他始終熱切地關懷社會，站在一個報人的角色推動社會進步，對當時的醜惡現象，對形形色色的軍閥、政客、無恥議員都進行了毫無顧忌的批評、嘲諷和鞭撻，他不太喜歡用曲筆，他的針砭往往是直截了當的，這是新聞這種文體本身決定的。難怪手握槍桿子的軍閥對他恨之入骨，非殺之而後快。他的聲音穿透了時代的黑幕，藉助當時最有影響的那些報紙公諸陽光之下。他的通訊、
時評因此成為一個可憎時代的有力見證，他本人因此屢遭迫害。先是民國初年，他在杭州，因為直言不諱而得罪當地的權貴，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評袁世凱而被捕，他在獄中過了9個多月，獲釋後只能東渡日本避禍，時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過後不久，因為公開批評當權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緝，創辦不足一年的《京報》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後因政局變化才得以復刊）。等到「三一八」慘案後，奉系張作霖兵臨北京城下，他面臨的是難以迴避的血光之災，幾路軍閥已合謀將他——這個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送上刑場。他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但他並不後悔，他就義時是面含笑容的。這一天的來臨對他也許並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絕過張作霖的30萬元支票，更早的時候，他還拒絕過袁世凱10萬大洋的收買。他的夫人祝文秀回憶，當時曾勸他不要在《京報》過多地得罪張作霖的勢力，以免遭到不測。他坦然回答：「張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講，沒人敢談；就是槍斃我，我也要講！」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響的女記者法拉奇去世，中國大陸的許多媒體紛紛報導了這個消息，有些新聞從業者不約而同地談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關鍵在於她作為記者的獨立性，這是值得中國同業學習的。其實，這種獨立性在我們本國的新聞傳統中照樣存在，黃遠生、邵飄萍等人的採訪報導就是有力的證明，他們留下的文字幾乎可以當作信史來看。追根究底，就在於他們堅持了新聞的獨立性，而沒有依附於當時的不同勢力和利益，他們的不幸下場都是因為不願向強權屈服，都是因為忠實地守護了新聞記者、報人的獨立選擇。新聞自由還沒有制度性保障的年頭，他們的選擇注定了他們的命運，這不僅是他們的不幸。
邵飄萍有幸生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那是一個王綱解紐、天下未重新定於一的亂世，延續了幾千年的集權專制解體了，辛亥革命將皇帝從紫禁城的寶座上拉了下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破土而出，古老社會暫時獲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夾縫中喘一口氣的機會，大學、報紙、書局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間，從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他有幸遇到了一個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這裡有滾燙的理想、有青年的熱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對普世文明的真誠嚮往……也只有在這樣一個時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聞的大舞臺，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華，並最終赤手空拳辦起自己的報紙，並影響了一個時代。可以肯定地說，那是一個不穩定的亂世，一個充滿不安的時代，但是包括邵飄萍在內的許多人還可以在一個沒有路的地方堅持找路，在沒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尋自由、實踐自由的快樂，在風險莫測的時局中保持自己獨立的人生抉擇，賦予自己的人生以意義。換句話說，即使有性命之憂、有流血的危險，但他們還可以努力、可以奮鬥，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發揮出來。今天的新聞從業者和一切追求新聞自由的人們沒有這樣的幸運，因為這樣的空間也消失已久。
邵飄萍有幸生在那個時代，「人味兒」尚存，當他殉難，北京瀰漫著一片肅殺之氣，風聲鶴唳，他的家屬、新聞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為他收屍、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幾個戲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韓世昌拿出大洋兩百元，拜託師傅侯瑞春出面為飄萍收屍，被譽為「義伶」。京劇名角馬連良也親自出面，參與其事。現在保存下來的邵飄萍殉難後的照片，那些帶著彈孔的面容，就是馬連良親手拍下的。「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京劇大師義薄雲天、手葬一代報人邵飄萍的故事不僅值得報業史永久記誦，而且也應該載入戲曲史。還有一個小說家陳慎言寫了三十萬字的《斷送京華記》，在自己辦的《中華新報》上連載，抨擊軍閥暴行，被張作霖下獄，關了三個月，僥倖獲救。
我們看到，在邵飄萍身後，雖然北京新聞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學、同行包括胡政之、張季鸞、陳佈雷等人都發表了沉痛的紀念文字，社會各界、各團體譴責軍閥殺人的宣言、電文、通告也都刊登在當時的報紙上，如《申報》、《商報》、《民國日報》、《國聞週報》等等。即使在北京，當年《清華週刊》也刊登了紀念他的文章。當時，張學良面對北京新聞界代表為邵飄萍的求情，表示自己無能為力，還說了一句話，「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
這是那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嗜血、殺戮、赤裸裸的暴力決勝負遊戲儘管走馬燈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間社會，在這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大地上，畢竟還有溫情、有義氣、有人味兒，這是軍閥的槍彈奪不去的，是貪婪、狡詐的官僚政客們毀不了的。這也是邵飄萍的有幸。今天的中國再也產生不了邵飄萍，一個人就是想以身殉報也不能，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不幸。
邵飄萍不幸生在一個動盪的亂世，軍閥混戰，政局詭譎，有槍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國徒有國會、總統、憲法，卻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槍桿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開始新聞生涯，15年間，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險，下獄、流亡、封報、流言的誹謗、權勢的恫嚇……這一切他都曾一一飽嘗。
從杭州《漢民日報》到《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再到獨立創辦《京報》，他一路走來並不是一帆風順，路上並不是鋪滿了玫瑰花，而是有荊棘、有坎坷，年輕的邵飄萍正是在不平坦中顯示出了活力，他是新聞的全才，對採訪更是有無與倫比的天才，這一點只有黃遠生可以和他相提並論，連報業巨人胡政之、張季鸞都自嘆不如。他的評論也往往是一針見血，鋒利無比，他之所以為有權勢者所嫉恨，就是因為他那支不饒人的筆。他始終熱切地關懷社會，站在一個報人的角色推動社會進步，對當時的醜惡現象，對形形色色的軍閥、政客、無恥議員都進行了毫無顧忌的批評、嘲諷和鞭撻，他不太喜歡用曲筆，他的針砭往往是直截了當的，這是新聞這種文體本身決定的。難怪手握槍桿子的軍閥對他恨之入骨，非殺之而後快。他的聲音穿透了時代的黑幕，藉助當時最有影響的那些報紙公諸陽光之下。他的通訊、
時評因此成為一個可憎時代的有力見證，他本人因此屢遭迫害。先是民國初年，他在杭州，因為直言不諱而得罪當地的權貴，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評袁世凱而被捕，他在獄中過了9個多月，獲釋後只能東渡日本避禍，時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過後不久，因為公開批評當權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緝，創辦不足一年的《京報》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後因政局變化才得以復刊）。等到「三一八」慘案後，奉系張作霖兵臨北京城下，他面臨的是難以迴避的血光之災，幾路軍閥已合謀將他——這個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送上刑場。他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但他並不後悔，他就義時是面含笑容的。這一天的來臨對他也許並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絕過張作霖的30萬元支票，更早的時候，他還拒絕過袁世凱10萬大洋的收買。他的夫人祝文秀回憶，當時曾勸他不要在《京報》過多地得罪張作霖的勢力，以免遭到不測。他坦然回答：「張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講，沒人敢談；就是槍斃我，我也要講！」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響的女記者法拉奇去世，中國大陸的許多媒體紛紛報導了這個消息，有些新聞從業者不約而同地談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關鍵在於她作為記者的獨立性，這是值得中國同業學習的。其實，這種獨立性在我們本國的新聞傳統中照樣存在，黃遠生、邵飄萍等人的採訪報導就是有力的證明，他們留下的文字幾乎可以當作信史來看。追根究底，就在於他們堅持了新聞的獨立性，而沒有依附於當時的不同勢力和利益，他們的不幸下場都是因為不願向強權屈服，都是因為忠實地守護了新聞記者、報人的獨立選擇。新聞自由還沒有制度性保障的年頭，他們的選擇注定了他們的命運，這不僅是他們的不幸。
邵飄萍有幸生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那是一個王綱解紐、天下未重新定於一的亂世，延續了幾千年的集權專制解體了，辛亥革命將皇帝從紫禁城的寶座上拉了下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破土而出，古老社會暫時獲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夾縫中喘一口氣的機會，大學、報紙、書局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間，從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他有幸遇到了一個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這裡有滾燙的理想、有青年的熱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對普世文明的真誠嚮往……也只有在這樣一個時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聞的大舞臺，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華，並最終赤手空拳辦起自己的報紙，並影響了一個時代。可以肯定地說，那是一個不穩定的亂世，一個充滿不安的時代，但是包括邵飄萍在內的許多人還可以在一個沒有路的地方堅持找路，在沒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尋自由、實踐自由的快樂，在風險莫測的時局中保持自己獨立的人生抉擇，賦予自己的人生以意義。換句話說，即使有性命之憂、有流血的危險，但他們還可以努力、可以奮鬥，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發揮出來。今天的新聞從業者和一切追求新聞自由的人們沒有這樣的幸運，因為這樣的空間也消失已久。
邵飄萍有幸生在那個時代，「人味兒」尚存，當他殉難，北京瀰漫著一片肅殺之氣，風聲鶴唳，他的家屬、新聞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為他收屍、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幾個戲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韓世昌拿出大洋兩百元，拜託師傅侯瑞春出面為飄萍收屍，被譽為「義伶」。京劇名角馬連良也親自出面，參與其事。現在保存下來的邵飄萍殉難後的照片，那些帶著彈孔的面容，就是馬連良親手拍下的。「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京劇大師義薄雲天、手葬一代報人邵飄萍的故事不僅值得報業史永久記誦，而且也應該載入戲曲史。還有一個小說家陳慎言寫了三十萬字的《斷送京華記》，在自己辦的《中華新報》上連載，抨擊軍閥暴行，被張作霖下獄，關了三個月，僥倖獲救。
我們看到，在邵飄萍身後，雖然北京新聞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學、同行包括胡政之、張季鸞、陳佈雷等人都發表了沉痛的紀念文字，社會各界、各團體譴責軍閥殺人的宣言、電文、通告也都刊登在當時的報紙上，如《申報》、《商報》、《民國日報》、《國聞週報》等等。即使在北京，當年《清華週刊》也刊登了紀念他的文章。當時，張學良面對北京新聞界代表為邵飄萍的求情，表示自己無能為力，還說了一句話，「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
這是那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嗜血、殺戮、赤裸裸的暴力決勝負遊戲儘管走馬燈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間社會，在這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大地上，畢竟還有溫情、有義氣、有人味兒，這是軍閥的槍彈奪不去的，是貪婪、狡詐的官僚政客們毀不了的。這也是邵飄萍的有幸。今天的中國再也產生不了邵飄萍，一個人就是想以身殉報也不能，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