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改變了世界格局，但改變不了人性。以自我為中心的天性注定了人的貪婪與自私，以自我為中心製造了人類間最深的隔膜、冷漠乃至偏見與衝突。只要人類不擺脫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價值，衝突就不會消失，各種版本的「9·11」就可能繼續上演。
這組與「9·11」相關的故事，就是一個小窗口，透過它，我們從他們在這一特殊時刻的舉動看到了一些真實的人性。
**主人翁：4個「9·11」寡婦
什麼時候褪下你的結婚戒指？什麼時候把你丈夫在電話留言機裡的聲音洗掉？懷念之後是更堅強地活著。
「女孩們」———她們這樣稱呼自己。與這個稱呼對應的「男孩們」指的是她們的丈夫———3名經紀人和1名銀行投資家。所不同的是，5年前，他們全部在世貿中心的恐怖襲擊中遇難。
「9·11」事件發生的10個月後，這群年齡不到40歲的遺孀們聚在一起喝酒，她們最後決定建立一個俱樂部。她們調侃道，沒人想成為這個俱樂部的其中一員。
她們把它叫做WC———寡婦俱樂部（WidowsClub）的簡稱。
從那以後，她們一起哭，一起笑，為彼此慶祝生日，在假期裡相聚。她們還一起去學衝浪，她們甚至一起合寫了一本書———《愛你的意義》（LoveYou,MeanIt）。
四個女人的俱樂部
在曼哈頓的一間牛排餐廳裡，4個女人為了《愛你的意義》又聚在了一起。書名來自於科林斯在亞歷桑那州旅遊時的突發奇想。在俱樂部的電郵中，它被簡稱為LU鄄MI，「意思很明確，」她們在書中這樣寫道，「愛是一份禮物，讓我們共同分享。」
她們的書中既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表露出她們的怨恨，更多的則是表達了另外一種宣泄———關於最深刻的痛苦，還有最好的友誼。其中她們提出了這樣瑣碎的問題：你什麼時候褪下了你的結婚戒指？你什麼時候把你丈夫在電話留言機裡的聲音洗掉？如果沒有忘記舊人，那你是怎麼開始新生活的？
這本書回憶了「9·11」之前她們和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描述了那次災難給她們帶來的痛苦，分享了之後她們彼此的約會，並在結尾時透出這樣的訊息：苦難之後是希望。
俱樂部的「頭兒」是克勞迪亞·熱巴茜。在「9·11」發生後的10個月，她邀請其他三個女人在下班後去喝酒。熱巴茜的丈夫叫巴特·魯吉雷，在 CantorFitzgerald公司工作，他和沃德·海內斯(安的丈夫)是鄰座，這家公司在「9·11」中有658名員工遇難。朱莉亞和安的丈夫則與魯吉雷熟識。
第一次聚會時，4個人在整整兩個小時的過程中始終一邊喝酒一邊說話，她們後來決定，以後還是不要喝酒，只吃東西好了。她們共享從警察那裡打聽來的新聞。那時，只有湯米·科林斯（朱莉亞的丈夫）的屍體在廢墟中被挖出來，而其他3人至今都還不知道她們丈夫的下落。
她們特意選擇了靠牆的一邊坐下———這是為了紀念魯吉雷，因為他喜歡在這裡吃飯。4個人打開了話匣子，就像是在進行一場接力賽。「我們的丈夫如此相像，人們都喜歡圍著他們轉。」朱莉亞說。「他們英俊、慷慨又風趣。」熱巴茜說。
「他們熱愛生命。」帕特里西亞說。「9·11」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她幾乎整個人都是機械的，對自己起床後穿衣、上班、回家都沒什麼感覺。那天晚上的聚會，她最怕別人問「你最近過得怎麼樣啊」的問題，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們每天都生活得很愉快。」安說。之前她一直擔心自己會不合群，因為在4個人中只有她有孩子———一個10歲，另外兩個還沒上學。而且，她還是惟一一個住在郊區而不是紐約市區的。但第一次聚會的那晚，她清楚地記得那種感覺，「她們是我的新朋友，而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說，要在今後的生活中相互扶持。」
「我們常說我們是相見恨晚。」朱莉亞說。
「但我們注定要相遇。」帕特里西亞補充道。
在「寡婦俱樂部」第一次聚會時，「合同訂立了，」就像她們在書中寫的那樣，「我們沒人猶豫，沒人對其他人感到抱歉，沒人說‘會好起來的’。」
（從左至右）安·海內斯，44歲，紐約Rye公司的財政企劃。帕特里西亞·卡林頓，39歲，一家銀行的副經理。克勞迪亞·熱巴茜，37歲，ColeHaan的銷售主管。朱莉亞·科林斯，44歲，在國家足球大聯盟市場部工作。
四個女人的新生活
她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守寡生活。
安不再戴訂婚和結婚的戒指，「只是慢慢地在痛苦中接受這種不能接受的現實。」她說。
朱莉亞還戴著她的婚禮墜子，並且「把丈夫的結婚戒指戴在自己的右手上」。
安說：「我的手機裡還存有丈夫的聲音，這種做法讓一些人喜歡，因為他們喜歡打電話的時候能聽到他的聲音。但也有一些人不喜歡。」
朱莉亞在電話留言機保存著丈夫的聲音，但在2003年紐約的一次停電之後消失了。「湯米是這樣說的：‘別把我的聲音弄出來嚇人。’」朱莉亞說。
熱巴茜參加了一個寫作班，她認為「這也許會是劑良藥」。不管是什麼作業，她筆下的內容都只和丈夫有關，直到老師跟她說應該寫點別的。「於是我寫了我去世的父親，」熱巴茜說，「然後拿給她看！」
她們每個人在「9·11」後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朱莉亞把它稱之為「能找到和丈夫談話時音容笑貌的感覺的辦法」。1年後，朋友們建議她們應該寫本書。
但這件事直到2003年9月大家慶祝熱巴茜新男友的生日時才被重新提起。這時，她們遇到了一位作家，並通過他認識了一個出版代理商，正如朱莉安所說的那樣：「整件事情從那時候起就像滾雪球一樣。」
她們的出版代理商幫她們找了一位職業作家伊芙·查爾斯，她的工作就是收集每一位寡婦的故事，將它們作為書中的素材。在大約1年的時間裏，她們每週一晚和查爾斯見面，到周中就要「交作業」：內容是關於「9·11」、關於和丈夫的相會，還有每個人的夢想。查爾斯會在下個週一將修改過的稿件拿出來，給她們再讀一遍，並問她們一些問題，好讓她們回憶起更多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會哭起來而中斷朗讀，伊芙這時候就會安慰我們不要想太多，」朱莉亞說，「這其實是我們一種釋放憂傷的辦法，寫作就是我們的一種發泄。」
這本書最後以熱巴茜在2004年的婚禮收尾，她的新丈夫名叫約翰·多諾萬。
朱莉亞說：「我第一次強迫自己相信，寡婦也能再愛，而她的新丈夫還能接受她的失落，並因此更愛她。」她現在也訂了婚，還準備領養一位小姑娘。
安也辭職又結婚了，帕特里西亞也辭了職，夏天去了義大利度假，秋天回來就參加了義大利語班和《聖經》班，也「很快要制定出今後的計畫了」。
再一次淚流滿面
本週，「寡婦俱樂部」也將在世貿中心原址舉行她們的「9·11」五週年紀念。「我的傷感會洶湧而來，」朱莉亞說，「但我實在想不出那個早晨我還能在哪，還能和其他什麼人在一起。」
帕特里西亞補充說：「今年我感覺更堅強了。每年都有新想法，在傷心中逐漸找到自己的生活。他們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天堂注視著我們，都在給我們講無價的課。這個禮物可不是白收的。如果可以，那3000人會選擇活著。傷感不可避免地要來，眼淚也止不住會流，但這是愛的代價。」
在曼哈頓的牛排餐廳裡，寡婦們有幸見到一名從伊拉克回來的士兵———戴夫·安德森，一個即將從軍隊退役的紐約人，5年前，他從世貿中心的廢墟中僥倖逃生，後來前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服役。他說他之前從未見過這些「9·11」遺孀，但他向她們表示了感謝：「你們是我做這一切的原因。」
「寡婦俱樂部」的所有人再次淚流滿面。
**拿公文包的男人
「9·11」發生的幾週後，埃德·法恩接到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我想，那個登上《財富》雜誌封面的人就是你吧。」
在那期的《財富》封面上，一個剛剛從世貿中心廢墟裡鑽出來的男人，滿身灰塵，灰頭土臉，一手拿著個黑色公文包，另一隻手拿著手帕掩著口鼻，匆忙地往前走著。
這張照片後來被法新社廣泛傳播，立即在美國人心中引發了一種共鳴。《財富》雜誌的執行主編里克·科克蘭德說，那個「看上去像是個普通商人」的男人「雖然狼狽不堪，但卻表現出一種不屈服的神情」。
但法恩說，他的性格實際上和英雄的形象格格不入。「那張照片拍得很棒，但當時我所試圖做的就是盡快走出那片廢墟。」
「9·11」發生的時候，這位來自新澤西州58歲的投資顧問剛剛在世貿北塔開完會。當美國聯航的11次航班撞上了北塔第15層樓的時候（從上往下數），他剛剛從78層的北塔樓梯走了下來。北塔外面到處都是濃煙和殘垣斷壁。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臉，用一塊濕毛巾掩住口鼻，然後開始向外走。
法恩說，那次經歷「讓我意識到生命真的很短暫。人的一生中除了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之外，其實什麼也做不到。你的生命可能在一瞬間就被奪走」。
在「9·11」之前，法恩是一個工作狂，即使是在度假，他也要花半天的時間打電話，另外半天的時間則呆在電腦旁。而現在，他和他的妻子都認為，他們在過去5年裡的收穫要比過去37年裡的收穫多得多。
而那個被壓扁了的黑色公文包，現在還放在他的櫥櫃裡，直到幾年前妻子給他買了一個新的之後，他才不用它。對此，他覺得自己有一絲背叛的感覺。
**總統身邊的男人
在布希總統生涯中一個最關鍵的時刻，沒有誰比他與總統靠得更近了。他的名字叫鮑伯·貝克維斯。
還記得那一幕嗎？在「9·11」襲擊發生的3天後，布希和一位年長的消防員共同站在零地帶一輛被壓碎了的消防車上。總統把他的手搭在消防員的身上，消防員手上拿著一個擴音器，對著人群大聲喊：「我能聽到你（布希）說的話，這個世界都能聽到你的話，那些撞毀這些建築物的傢伙們也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就是從這一天起，像千千萬萬個美國家庭一樣，貝克維斯的命運也被改變了。
「9·11」發生的時候，69歲的貝克維斯已經退休7年了。世貿雙子塔倒塌3天後，儘管他的家人一再勸阻他不要去現場，但他還是抓起自己的舊頭盔和消防員的行頭，來到了零地帶。
後來他聽說總統要來這裡。為了近距離地看到布希總統，他站在一輛從廢墟裡拖出來的消防車上。這時，一個男人（後來才知道他是布希的總統顧問卡爾 ·羅夫）向他走來，請他在消防車頂上使勁跳一下，以確認消防車是否足夠堅固。在驗證了消防車的確足夠堅固後，卡爾·羅夫輕輕擦掉消防車上的灰塵，然後對貝克維斯說，有一個大人物過一會兒將會站在這裡。這個大人物就是布希。
布希來了。貝克維斯幫助總統站上了消防車，然後轉身準備跳下去。這時，布希開腔了：「你要去哪？就站在這裡好了。」
隨後，布希發表了他的反恐宣言。貝克維斯也在那一刻成了布希最堅定的支持者。「我喜歡這個人，他是一個真正的男人。我想他正在做一件正確的事。」貝克維斯大聲地說。
從那以後，貝克維斯不再是一個整天忙著釣魚和含飴弄孫的退休老頭，他開始成為一名紐約消防員基金會的基金募集人，2004年，他還為布希競選連任出過力。
「它改變了一切。」貝克維斯說。
**那個女孩和典禮官
一個女孩步履蹣跚地從世貿廢墟裡爬了出來，她的身上到處是血，渾身上下都被燒傷了。一名路人把她抱上了救護車。
這張照片被各大媒體廣泛選用後，多娜·斯佩拉一下子就出了名。媒體把她稱為「那個女孩」。
現在，41歲的多娜住在新澤西。「9·11」發生後的5年中，她再沒去過紐約。以前曾經在一家金融機構裡擔任行政助理的她，現在也沒再出去工作。她的胳膊上到處都是疤痕，她的左手當年被嚴重壓碎，現在仍然不能用力。
她和37歲的多米尼克·古德諾裡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那個當年衝到現場把她抱上救護車的男人，他當時是一名法院的典禮官。「9·11」發生幾週後，古德諾裡想起了多娜的名字，又去查了她的電話號碼，最後給她打了個電話。一段友誼從此展開，他們有時通電話，有時互寫電郵。他還從現在居住的佛羅里達州飛去看她，因為她至今仍然不敢坐飛機。
兩個人彼此理解的程度甚至就連他們各自的丈夫或妻子都做不到，比如說，他們的丈夫或妻子無法理解，為什麼隨著「9·11」的臨近，他們的脾氣開始變得越來越急躁？
而那張將他們兩人聯繫起來的照片至今仍然在網上傳播，古德諾裡的父母有一次還在商場看到過一件上面印有這張照片的T恤。在多娜的臥室裡也有一張。
多娜說，現在的她和「9·11」之前相比，更加憂慮，但也更放鬆。「我變得更成熟了。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了。我每天都活著，那是最值得慶幸的。」而古德諾裡也說：「我想，那張照片比‘9·11’更加改變了我的生活。」
**從球場走到戰場
主人翁：帕特·迪爾曼
在美國遭受「9·11」襲擊後，一個當時在美國橄欖球聯盟裡如日中天的球星放棄了他的高薪合同，參軍入伍。2004年春天，他在阿富汗陣亡———但不是死在塔利班的槍下，而是死於戰友的一次誤射。
愛國
帕特·迪爾曼的故事，是一個關於人性與國家的故事。
2002年12月的一天，華盛頓的新兵報到營。羅塞爾目不轉睛地盯著他所在的那個排新來的軍人們。
到底哪個才是那個赫赫有名的橄欖球球星呢？周圍的人都在討論，帕特·迪爾曼要來這個排報到了。「我將像對待其他士兵一樣對待他。」一個老兵表態了。
「他沒什麼特別的。我要讓他做俯臥撐。」另外一個老兵說。
「這個傢伙有病呀，居然放棄了橄欖球生涯。」更多的人是這樣說的，「我才不會那麼做呢。」
但羅塞爾對迪爾曼卻一無所知，因為他對橄欖球根本不感興趣。他只知道，迪爾曼放棄了高額薪水來參軍。這在其他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更讓人驚訝的是，迪爾曼的弟弟凱文也和他一起參了軍。羅塞爾覺得，他們就像是一對傻瓜。
新兵訓練開始後，羅塞爾特別留意觀察迪爾曼。他漸漸地喜歡上迪爾曼，因為他待人謙遜、溫和又有禮貌。在軍營裡，迪爾曼做事一貫低調，跟陌生人自我介紹時，他只是簡單地說「嗨，我叫帕特」。當有人問起他參軍前是幹什麼的時，他總是輕描淡寫地說他在亞歷桑那州讀書學習。他從不強調自己曾是一名響噹噹的球星。
迪爾曼曾經說過，恐懼是普通人成為非凡人物的最大障礙，而你所能做的，就是征服恐懼，直到它成為你的習慣。小時候，迪爾曼就常常在家門前那些 20英尺高的樹上蹦來蹦去，當然也會有失手掉下來的時候，但他總是起身拍拍灰塵，繼續爬樹。他也很喜歡做各種冒險的事，例如攀爬7層高的酒店慶祝朋友的婚禮，或者懸崖跳水等。
而在他內心裏，他所期待的是能夠擁有一顆勇敢的心。迪爾曼很喜歡電影《勇敢的心》，希望能像裡面的男主角一樣勇敢。可是，迪爾曼的性格太正直、太老實了。對他來說，任何事情都是黑白分明的，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帶。要成為那種英雄，對於迪爾曼來說太困難了。
「9·11」後，迪爾曼被深深地震撼了，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絕佳的時機。因為他堅定地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幾個月後，部隊開往伊拉克戰場。
懷疑
在入侵伊拉克的第11天後，還沒有任何關於恐怖份子與伊拉克有任何關聯的證據，也沒有找到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時的迪爾曼開始質疑美軍入侵伊拉克的行動了。
2003年3月的一個晚上，迪爾曼所在的部隊準備第二天前往營救被俘的軍人傑西卡·林奇。那晚，其他戰友都入睡了，迪爾曼和羅塞爾卻很難入睡，他們望著不遠處，戰火正在燃燒。
此前，他們從來不談論政治，因為軍隊裡只有無條件的服從。但在那一晚，迪爾曼看著遠處的炮火，忍不住大喊道：「這場戰爭是荒謬的！」羅塞爾第一次感覺到，迪爾曼的內心裏正在進行著一場關於國家責任和正義的激烈鬥爭。其後，他們在伊拉克又呆了幾個月，羅塞爾很少再聽到迪爾曼對戰爭發表任何看法了。
2003年5月，迪爾曼和戰友們回到華盛頓，暫時離開了戰場。他們一行40人來到一家酒吧，為一位即將退役的軍官舉行歡送會。但他們發現另一個排的士兵先「佔領」了酒吧。雙方從言語碰撞演變成激烈衝突，一時間，椅子、桌子滿天飛。
羅塞爾想當和事佬，卻被人揍了一下。突然，一個人衝過來把那個揍他的人撞到牆角。是迪爾曼。但迪爾曼不想製造更多事端，他想平息這場紛爭。他站在兩隊士兵中間，用雙手護住自己的戰友，阻止雙方繼續發生衝突。
這不是迪爾曼第一次打架。曾經在一次朋友聚會上，有人想對他的好友傑夫動手，迪爾曼也是這樣毫不猶豫地衝了上去。所有人都跑了，除了迪爾曼和那個被打得趴在地上的人。他給那個人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電話。最後他被控傷人，他認了罪，也付出了慘痛代價，他的美式橄欖球獎學金化為泡影。他進了少年感化所，為期一週；用30天完成了25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他的母親把她祖母留給她的4萬美元付給傷者作醫藥費。
但這件事也讓迪爾曼領悟到很多東西。他認識到一些行為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可怕後果，但絕對不可以逃避責任。他更加發奮圖強，因為光是做白日夢是沒有用的。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更加努力。雖然我們還沒做到，但不等於我們做不到。」
這時，關於迪爾曼的一些流言蜚語開始在軍營裡漫延。有人說，如果他不是帕特·迪爾曼，他甚至沒機會進入軍隊；還有人認為他入伍完全是因為好奇，與愛國無關。
西雅圖海鷹隊的經理福格森曾經是迪爾曼的經理人，他卻堅持認為迪爾曼的做法是絕對獨一無二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的身份，更因為他是親身到戰火燃燒的地方去從軍。
事實上，帕特·迪爾曼非常熱愛他的祖國，他對於世貿中心的慘劇感到憤怒。他的家族傳統對他的決定有著重大影響：他的叔叔與爺爺曾經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他們都在戰爭中光榮負傷。而從更深的層次來說，迪爾曼認為，他的國家賦予他最重要的獎賞是讓他成為真正的自己，沒有國家就沒有他。
誤殺
2004年春天，軍隊轉戰來到阿富汗戰場。在這裡，美軍必須隨時提高警惕，時刻關注著周圍可能存在的危險，即便是對普通的阿富汗人，也不能掉以輕心。但迪爾曼卻從來不管這些。到阿富汗的第二週，他就在塔利班經常出沒的地方，接過了當地村民送過來的一大塊西瓜，很快樂地品嚐。
4月22日，命令下來了，迪爾曼所在的第一分隊是負責掩護第二分隊，從一個狹隘的山谷中穿過。
第一分隊先進入那條狹隘的山谷，裝甲車在山谷裡搖晃而過，羅塞爾感到有點反胃。他們曾經在訓練錄像上多次看到，阿富汗軍隊經常利用這種地形進行埋伏。「這裡是用來埋伏的。」他告訴身邊的一個戰友。他們在山谷中盤延前進。
第二分隊隨後也進入了山谷，同樣也有這種不祥的預感。「這個山谷令我有種被孤立的感覺。」其中一個美軍說。突然，一聲巨響在山谷中響起。果然有埋伏。接著，炸彈聲此起彼伏，石頭不停地從山谷兩面的懸崖峭壁上翻滾下來。
這個山谷太窄了，幾乎無路可逃。羅塞爾意識到，這是他跟迪爾曼第一次在戰場上遇上了真槍實彈。
迪爾曼帶領其他人一起往回跑，這是羅塞爾第一次看到迪爾曼為了生死而奔跑。他必須跑回安全區去，那裡有3到4個足球場那麼大，那一時刻，迪爾曼是否覺得自己回到比賽場上了呢？
奔跑難不倒職業橄欖球運動員帕特·迪爾曼，他最先跑到山邊，戰火在他身邊沸騰。但他必須保護好小兄弟奧尼爾。替他掩護好後，迪爾曼又跑了回去，來到羅塞爾身邊的位置。他跟長官建議，應該去引敵人出來，長官點頭同意。然後，迪爾曼的身影從羅塞爾的視線中消失了。這是羅塞爾最後一眼看到他。
山谷中，第二分隊終於移動了戰車，前方的山谷越來越寬敞。分隊隊長巴克爾發現了敵人，於是把槍口對準對方掃射起來。
「停下來！停火！！」迪爾曼大聲地呼喊。但第二分隊的射手並沒有看清他們，也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因為周圍到處都是爆炸聲和硝煙。
槍聲漸漸減弱下來，塔利班開始撤退。迪爾曼和他身邊的同伴舉高雙手，對著山谷中第二分隊的戰友不停地揮手。遺憾的是，山谷中的美軍還是沒有看到，他們繼續開火。
這時，第二分隊戰車的司機突然發現情況不對，他大聲地嘶喊：「停下來！山上是我們的人！」可惜，還是沒人聽到他的聲音。迪爾曼倒下了，他受了傷。在山上，迪爾曼聽到了小兄弟奧尼爾在他身邊哭泣。「嗨，別擔心，沒事的。」
這時，第二分隊突然又開火了。「停下來！」迪爾曼竭盡全力地喊了起來。羅塞爾趴在地面上，聽到不遠處的迪爾曼在用盡他最後的力量喊出來：「我是帕特·迪……爾曼。媽的，我是帕特·迪……爾……曼！」這是他在27年5個月零15天的生命中從未出現過的絕望喊聲。
奧尼爾聽到了這淒慘的叫聲，然後周圍是一片沉靜。隨後，他感到自己的肩膀好像濕了，回頭一看，那不是水，而是如河流般的血。他看到了血泊中的帕特·迪爾曼。他的腦袋的後半部已經被子彈掀開了。「哦！天哪！」奧尼爾尖叫起來，羅塞爾聽到了，也看到了其他戰友走過去。然後，他看到大家抬著一具屍體下山去。羅塞爾下意識地拒絕自己去思考那是誰的屍體，他的大腦已經是一片空白。
這時，迪爾曼的弟弟所在的部隊也趕了上來，一個軍官向他走過來，說：「我很遺憾地告訴你這個壞消息，你的哥哥在剛剛的戰鬥中犧牲了。」
剎那間羅塞爾感覺自己的身體要崩潰了一般。他眼睜睜地看著一架直升機帶走了迪爾曼的屍體。他們殺了美軍中最著名的士兵。
隱瞞
軍官當天就來營地了，他們要開始對迪爾曼的死因進行調查。他們說，每個人都必須受到懲罰，這不是單個人事件。羅塞爾感到，這支隊伍快崩潰了。
作為帕特·迪爾曼最親密的戰友，羅塞爾被派遣與帕特的弟弟凱文一起護送迪爾曼的靈柩回國。羅塞爾從內心裏深深地感到了恐懼。幾天之後，他將出席迪爾曼的葬禮，將面對迪爾曼的親人朋友，同時，他還帶著上級領導要求他封嘴的命令。他很想不顧這個命令，他想對他的好朋友的家人坦白，對他的好朋友坦白。但他也知道，那天的確是戰火紛飛，很難講得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他一生中最傷心的那一天，他只想迴避所有熱愛迪爾曼的人們。在迪爾曼葬禮的前幾天，羅塞爾惟一想做的事就是睡覺。
軍方為帕特·迪爾曼開了追悼會，他的骨灰被撒進了太平洋。追思會在聖何塞的一個公園裡進行，10年前，帕特·迪爾曼在這裡舉行了高中畢業儀式。
在帕特·迪爾曼葬禮舉行的11天後，美軍最高司令得知了這件事可能是美軍戰友所為，但他們沒有公開這個消息。
身為律師的迪爾曼的父親一直在為兒子的事情而奔走，為的是討一個事實真相。他認為在迪爾曼遭同胞誤殺後，軍方所有領導都參與編造了謊言：他們干預調查工作，想方設法掩蓋實情；他們以為可以一手遮天，把這整件事情壓了下來。迪爾曼的父親指責軍方利用死者煽動愛國熱情，卻沒有對死者表示出尊重之情。
迪爾曼的母親說：「他們想編造一個美好的故事來煽動國民的熱情。可是我的兒子又是怎麼死的呢？每次他們給我們的答案都有所不同。」這讓她的感覺著實不好。「就好像帕特已經死了7次，因為每次他們都給我們不同的解釋。他們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博取宣傳。他們還把我兒子的照片貼上了公交車。隱瞞死因對他來說是極度不尊重的表現。」
美國軍方最初聲稱迪爾曼是「英勇陣亡」，並頒發銀星獎章給他。但迪爾曼一家認為這只是一種用象徵性的東西來安撫他們。軍方開始有點失措，他們處罰了七名相關人員，但是沒有給出一個合理的交代，迪爾曼一家依然不肯罷休，一直逼到軍方又開始新一輪的調查。
最後，軍方不得不承認，帕特·迪爾曼是被同伴所誤殺，他們對迪爾曼的父母表示了歉意。
延續
迪爾曼的弟弟凱文繼續留在軍隊中，為了哥哥的願望，他依然決定繼續前往伊拉克。有一天，凱文和羅塞爾在劉易斯堡軍營碰見了。羅塞爾坐下來，全盤跟凱文講了迪爾曼遇難時他所看見的全部東西。這時，羅塞爾心中的某些信念已經崩塌。在迪爾曼犧牲10個月後，他退出了軍隊。
但羅塞爾一直珍藏著他與迪爾曼之間的情誼。他的人生榜樣不復存在。他會失眠，醒著時會大喊出聲，生活過得一塌糊塗。然後，他開始對身邊的人發泄。羅塞爾的妻子說：「你要從帕特·迪爾曼的陰影中走出來，然後恢復到你正常的生活軌道上去。」但這對羅塞爾來說太困難了。
8個月後，馬維里克·帕特里克·巴爾出生了。他的出生讓父親羅塞爾的生活又重新回到正常軌道上。但不幸的是，馬維里克身患重病。有一天晚上，羅塞爾實在不堪重壓，對著妻子大喊：「你根本就不瞭解！」
「如果你再不停止砸東西，我就報警。」妻子也尖叫起來，「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危險，我想你需要一些治療。」
「我什麼都不介意！」羅塞爾繼續喊著。
他拿出了迪爾曼的葬禮錄影帶，看了15遍。他一邊看一邊哭泣著說：「我想你了。我多希望你現在能在這裡。」
命運再次讓羅塞爾忙得團團轉。馬維里克進行了心臟手術，手術過程十分危急，一度差點死去。而在手術過程中，羅塞爾一直在心裏對著迪爾曼祈禱，祈禱他保佑自己的兒子平安無事。奇蹟發生了，馬維里克在那次手術中活了下來。而羅塞爾更加堅定地認為這是因為迪爾曼在保佑他。
羅塞爾·巴爾準備在兒子康復後講這個故事給他聽。到時他會指著牆上迪爾曼的照片說：「馬維里克，這個人有著純淨而偉大的一生。當你的生命危急時，我向天堂中的他祈禱，祈禱保佑你平安無事。結果我如願以償。如果沒有他，我就無法擁有你。如果沒有他，我將繼續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這就是帕特·迪爾曼，我用他的名字給你起了名字，我一直期待著給你講他的故事的這一天。」
可惜羅塞爾等不到那個機會。他的兒子，馬維里克·帕特里克·巴爾在那次手術過後6個月，結束了他11個月的生命。而迪爾曼的故事，則永遠只能被羅塞爾珍藏在心底了。
**窗戶上的那個男人是我的兒子
主人翁：邁克·溫布塞克
5年前，兒子路克在世貿北塔倒塌中遇難；
5年來，他從未放棄過尋找兒子的努力；
5年後，他在一次偶然中發現一張兒子遇難前的照片，他終於確信，兒子真的回不來了。
這是一張讓人心碎的照片。照片上，三十多個人正擠在世貿中心北塔北角的玻璃幕牆前，人牆的力量之大甚至把玻璃都擠碎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暈倒，在後來者的推動下緊緊地貼在玻璃上；另一些人看上去好像是被同事們攙扶著。
一陣薄煙在斜風的作用下將大廈緊緊纏繞，彷彿一條催命的繩索。玻璃窗裡模糊的人影看上去活像監獄裡鐵窗前吵鬧不休的囚犯，一切就像但丁《神曲》裡所描述的景象。
儘管溫布塞克並不知道兒子路克在他生命中的最後時刻是如何度過的，但他努力從照片上找到了蛛絲馬跡。因為照片拍得很模糊，溫布塞克不得不藉助於軟體把照片放到最大。最後，他找到了一個黑點：一個男人，長著和路克一樣的黑褐色頭髮，身材矮胖，裸露著上身。那就是他的兒子！
溫布塞克的妻子金卓也同意丈夫的判斷，她堅定地認為那個人影就是她的兒子：「他以前練過舉重，所以肩膀特別寬。有時候我沒帶鑰匙，他也是裸露著上身從窗戶探出身來，給我把鑰匙扔出來。那姿勢和照片裡的一模一樣。」
溫布塞克還斷定，路克可能是因為太熱，所以脫掉了上衣，或者他正在用上衣幫另外一名同事擋住毒煙。他相信，在照片裡，路克正在幫助照顧一名昏厥的同事。
「路克不可能跳樓，」溫布塞克解釋說，「這孩子有奉獻精神。他正扶著一個人，肯定不會一個人逃生。」金卓也同意他的說法：「他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常常喜歡幫助別人。發薪水那天如果他碰到一個乞丐婆，沒準會給她20美元呢。」溫布塞剋夫婦相信，他們的心和眼睛都不會欺騙他們。
這張照片是路透社的攝影師傑夫·克里斯滕森在世貿大樓北塔倒塌前15分鐘拍的。溫布塞剋夫婦用放大軟體一張一張地搜索，閱讀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最後發現，克里斯滕森拍的這張照片正是路克工作的北塔第103層。
像這樣通過電子手段找尋親人的方式，在「9·11」之後並不罕見。在沒有找到親人的情況下，一些家庭試圖與新聞攝影師聯繫，希望在未公開的照片中找到親人的影像。地產代理讓·克萊蒙相信，她在克里斯滕森的照片裡也找到了她的兩個孩子———基斯和斯科特的蹤影。那一天，基斯和斯科特恰好在路克的樓上上班。「有些時候很難判斷這究竟是不是我的兒子們。你說是便是。對我來說，我要找些東西讓我記住他們……」克萊蒙說。
溫布塞克盯著這張照片，兒子死後他還從來沒看到過一張與兒子有如此關聯的照片。「這是和他最像的照片了。」溫布塞克說。
時間回到2001年的9月11日。
「我9點鐘在電視上看到飛機撞向世貿中心的畫面，立刻打電話到路克的辦公室，電話通了。所以我想他會沒事的，我會把他接回來，然後一起吃午飯。」
溫布塞克當時樂觀地以為，路克能在飛機撞擊世貿大廈後倖免於難，於是他打包了例牌午飯———黑椒牛扒和西瓜沙律，打算和兒子在雙子塔旁一起享用，然後到附近散散步。這是他們父子倆多年來的習慣。
溫布塞克和路克特別親密。他們都喜歡電子學：59歲的溫布塞克退休前曾是一名電腦系統工程師，路克也是一名電腦維護員；他們都在世貿中心工作：溫布塞克是在上世紀90年代，而路克則從2001年開始在世貿工作；他們都崇拜溫布塞克的父親歐塔，歐塔曾參加過布拉格的反納粹鬥爭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革命。蘇聯解體後他流亡義大利，然後又移民美國。現在，這位80多歲的老人又回到捷克首都布拉格，並在那裡定居。
10點05分，地鐵停在與世貿中心同一街區的富爾頓街車站裡，溫布塞克被困在車廂裡了。他透過車窗驚訝地發現，月台上竟然空空蕩蕩。「突然間周圍漆黑一片，」溫布塞克回憶說，「人們試圖保持冷靜，但車廂裡越來越熱。濃煙也跑進來了，人們就爭先恐後地敲打司機室的門。」
溫布塞克後來才算出，地鐵裡漆黑一片的時候，正是世貿中心南塔倒塌的時間。在接下來的半小時裡，乘客們陸續從車廂裡爬了出去。但當他們到達地面後，溫布塞克聽到一個女人的哀嚎：「天哪，我的上帝！我們將死在這裡！」這時，世貿北塔也被撞出了個大窟窿。
「這就像有人把一桶灰燼朝我的眼前倒過去一樣，」溫布塞克說，「如果你還記得龐貝古城輪廓的話———我想這就是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樣子。」在充滿灰塵的黑風中，他仰望著燃燒的天空，一種強烈的感覺湧上了心頭：「我突然意識到路克可能已經走了。我當時還不知道北塔已經沒了，但瞬間卻感知到了路克的處境。他已經化為我們呼吸的一粒塵埃，再也回不來了。」
溫布塞克把手伸進食物袋裡，把西瓜汁擠出來弄濕襯衣，以便能透過濕衣呼吸。他闖進一家教堂，懷著渺茫的希望再次啟程尋找路克。那天，他沒能找到路克，也不知道路克到底遭遇了什麼。直到幾個月以後，他在網上看到了一張照片，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尋找。
照片反映的現實很可怕，讓溫布塞克重新陷入了對兒子的思念，這讓他心裏很不舒服。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張照片同時展現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兒子的確離開了。「在看到照片前，」溫布塞克說，「一切就定格在路克上班前揮手說再見的情景，但現在我們有了新的回憶。在近一個半小時的圍困中，他還活著，擠在玻璃窗前等待著救援，一直等待著……」
溫布塞克把DVD放進電腦裡。這張DVD是溫布塞克編輯的一個視頻，裡面有路克最喜歡聽的歌。照片一張張地從屏幕上掠過———雙子塔高聳入雲，在黑夜裡發著光，在黃昏中反射出橙紅的彩雲，伴隨畫面的是憂鬱的電子音樂《秋葉》；照片不斷更新，很快就出現了飛機襲擊，濃煙翻滾，身體墜下……在電子音樂的強烈節奏下，照片更換的速度越來越快，彷彿是在這場人類悲劇面前簌簌發抖。歌手在副歌中悲哀地唱道：「我特別想念你……我親愛的/當秋葉開始滑落。」 接著，另一批面孔也出現在眼前：本·拉登、穆罕默德·阿塔、路克……6分鐘11秒的黑煙和火光，恐怖份子的頭像和窗邊的人影，然後，雙子塔消失在煙霧中，一切歸於沉靜。
溫布塞克整整花了3個月的時間來製作這個視頻。
最初，有人以為溫布塞克還沒從喪子之痛中解脫出來。然而，當他展示那天裝午餐的布袋以及灰塵的照片後，人們開始理解，他的回憶和追尋恰恰是為了接受現實，然後繼續生活。
溫布塞克插入了第二張碟，裡面是70張照片的幻燈片，記錄了路克短暫的一生。從嬰兒時期開始到第一次剪髮，第一次到世貿中心遊玩。在這樣的照片裡，音樂應當是柔和、略帶傾訴的，溫布塞克選用了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樂》作為配樂。照片上，路克的臉上也洋溢著朝氣和幸福：路克在畢業典禮上；路克在度假中；路克在舞會裡當DJ。在音樂的高潮部分，畫面上出現了路克的死亡證書、身份證上的照片以及他在煙霧中模糊的臉龐。溫布塞克一家看著，聽著，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