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沂南聲援陳光誠記

在極權統治下，在黑暗社會中，民意表達至關重要，我們利用陳光誠開庭的時間、地點，前去旁聽，這是表達民意的一個機會。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清明時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園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都是表達民意的恰當時機和地點，這次我們穿著「光誠衫」，相信將來的維權、選舉一定會出現各色的「衣衫」。

7月18日凌晨北京朋友驅車抵濟南，邀我同去沂南，旁聽陳光誠案20號開庭，以示聲援，我當即表示同意，他們因躲避阻攔，半夜出發，整宿緊張，已是十分疲憊，我去準備行裝，他們竟熟睡在沙發上。午飯後出發，繞道而行，晚上8點左右抵達沂南周邊的賓館住下。第二天（19日）上午在沂南縣城飯店與高智晟律師等匯合。當天下午1點多，趙昕收集身份證，去法院辦理旁聽，法院工作人員說明天直接去聽就可以，但是下午3點半得到消息，說開庭延期了，大家商量，20日上午還是要去法院，以防萬一，如果不開庭就照張像，以後去東師古村看望陳光誠家人。

（一）光天化日法院門前的搶劫

20日上午8點30分，大家穿了印有陳光誠頭像的「光誠衫」到達沂南縣法院，門旁坐著20幾個盲人，手中拿著盲杖，是來聲援陳光誠的，我們向他們致意後，進入法院，一名官員出來說，陳光誠案開庭延期，什麼時候開庭以後通知。走出法院後，我們就在法院門前照像，這時圍觀者中突然衝出大約30個年輕人，以侵犯「肖像權」為名搶奪相機，並將幾個人摔倒，進行撕打，周圍有警察，看著不管，有人打110報警，半個多小時不見警車，又有人出來照像，相機再次被搶，人再次被摔倒，撕打，我們被搶走一臺攝像機和一部可以拍照手機。

大概10點半左右。來了幾輛警車，以詢問110報案為由，將我們接到兩個派出所，分別做筆錄，從講話中可以聽出，他們認為我們照像侵犯了某些人的肖像權，另一個是對我們穿著「光成衫」不滿意。對這兩點我都提出了反駁意見，我們是在給自己人照像，即使鏡頭收進了路人，也不能以「肖像權」為名搶劫我們的相機、財物，他們在法院門前的搶劫行為，是一種無法無天的行為。12點半派出所派車把我們送回賓館。

（二）在陳光誠家的村口遭遇暴力

午飯時大家商議下午是否進村看望陳光誠的家人，一些人提出不要去了，避免再次引起暴力，但是高智晟律師分析：從上午的情況看，當局的行為還是有底線的，下午還是要去東師古村，後來決定四個青年人進村（趙昕、趙暉、鄧永亮、殷雨生），後面兩人跟隨（李海、李金平），其它人留在村外觀察。他們過去不久，看到一群人跑回來，跑在前面的幾個是我們的人，光著膀子，衣服被人扒掉，後面一群人跟著撕打。趙昕跑到我身邊說：「孫老師，快上車！」車開出一段停下來，往後觀望遠遠看到一些人粗暴地把高智晟等人穿的「光誠衫」都扒了下去，除了我和趙昕兩人，其它人都光著膀子。後來，我們聚在一起，檢查我們的人全部歸來沒有重傷，看來是有驚無大險。他們的村口撕打，扒掉「光成衫」，大聲喊叫要掀翻我們的汽車等等，不過是恐嚇，他們手中沒有器械或工具，當時我們有兩輛汽車停在村口，有人試著掀翻汽車，但很快有個當頭的出來叫停，阻止他們這樣做。

（三）關於陳光誠

陳光誠是一個盲人，他自學成才，上過中醫藥大學，後來自學法律知識，開始為當地盲人維權，被稱為赤腳律師，為外地的盲人去北京乘地鐵，不能減免車票而起訴到北京法院，他聯合萬人簽名，通過訴訟，關閉了污染河水的造紙廠，為此他一度成了當地政府評出的「十大傑出青年」之一，還應邀到美國做過訪問，2003年當地電視臺對他的事跡做了正面報導。本來當地政府對他的維權是肯定的。但是後來，陳光誠揭露了計畫生育中侵犯人權的現象，為當地政府所不容。去年九月開始對他實行幾個月的軟禁，特別是2006年他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全球最有影響的一百個人物之後，對他的迫害進一步升級，今年三月十一日，公安將其帶走，6月21日，宣布對他拘捕，通知7月20日開庭，起訴的原因，表面上看有兩條，一是「擾亂社會秩序」，另一個是「故意毀壞財物」。（主要指在拘捕陳光誠時，村民自發聚集起來，表示抗議，從而堵塞了道路）。其實審判陳光誠的深層原因是他揭露計畫生育中的侵權事件。

陳光誠從事的維權活動很有代表性和標誌性，由於他的身份特殊，其維權活動有很大的影響。

（四）沂南行的感觸

這次沂南行的目的，是聲援陳光誠，我們十幾個人，穿著印有陳光誠頭像的文化衫，上面印著「盲人陳光誠自由」，7月19日和20日兩天，在沂南縣城的大街上、飯店裡、法院門前走動，最後進了公安機關，使當地很多人知道外地來了人聲援陳光誠，我們向很多人宣講了陳光誠的事跡，和維權的道路，其影響昭然可見。

我們十幾個人，分別來自北京、濟南、四川，一路乘車過來，同吃、同住、共同接受和抗拒暴力，使我們彼此有了很好的交流、認識，結下患難之交也十分難得。在沂南，朋友們的奮力抗爭，每一個同伴被推倒在地，眾多的人都會勇往直前的去護著他，其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鼓舞著我。

陳光誠遭到迫害，先後有滕彪、許志永、李柏光、李勁松等人冒險到沂南進行調查，並聲援，還有很多人著文聲援。這次十多人一起去沂南是聲勢最大的一次，這次活動也是對前人的肯定和支持，對陳光誠支持的聲勢越來越大，使當局不得不掂量國內外的抗議，當局無法忽視民間聲援，只能採取拖延的手法，推遲開庭。只要當局不釋放陳光誠，聲援聲浪就不會停止。

這次去沂南十餘人中我是唯一沒有受到傷害的人，法院門前，開始趙昕讓我站在遠處，交給我一台照相機，要我尋找鏡頭照像。很多人被摔倒，發生撕打時，高智晟又讓我躲進他的「紅旗」轎車中，把門鎖上，後來很多行凶者敲打汽車玻璃，要我開門交出相機，我的心中很緊張，但始終沒有開門，並把相機藏在座位下方，直到外面的撕打結束。在東師古村的村口，同伴們也是讓我站得遠遠的，當一批暴徒追來時，我被推上了汽車，站到更遠的地方去觀望。我雖然以七十二歲高齡受到他們的保護，但是我仍然感到過意不去，擔心自己是否已經成為了朋友們的累贅，我的平安歸來要感謝他們的照顧。

（五）天時、地利、人和與民意表達

國內的維權活動不但受到國際上的支持，也被很多國人認可，近年來後浪推前浪已經形成一定規模，這是天時。維權者被加莫須有的罪名開庭審判，我們利用開庭的時間和地點，表達民意，到法院旁聽，這是一種完全合法的方式，這種旁聽使得關在監獄的陳光誠感受溫暖，使得周圍的人看到受迫害的維權者並不孤單。

實際上，這是早已存在的維權形式。據參加者說，十餘年前，在杭州開庭審判王有才，就有人從外地趕去旁聽。在廣場上聚集，還有人發表演講。不久前我曾兩次去旁聽濟南黨家莊殷林村維權者的開庭，沒有受到阻止。

這次聲援者穿上了被告頭像的「光城衫」，是過去所沒有的，這也是一次創新。這種方式可行與否，要做探索，做了才知道。

在極權統治下，在黑暗社會中，民意表達是至關重要的。當前我們利用開庭審判維權者的時間、地點，前去旁聽，這是考慮天時、地利、人和，這是表達民意的一個好機會。每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清明節時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園和今年已經開始的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都是表達民意的恰當時機和地點，這種表達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組織，只要心齊就行，我相信藝術家們，會為此設計出形形色色的「衣衫」。

（六）是一次快樂旅遊

莫之許先生寫了一篇：「記一次快樂的旅遊——沂南行」（發表在《民主中國》），他的這篇文章卻寫得很好，我看了不止一遍，我覺得他對這次沂南行有一個新的視角，他認為，這是一次快樂的旅遊，很有意思。回憶這次活動，不但看到當地風土人情的一個側面，而且還經歷了些很有些刺激的場面，甚至有些驚險，同時還認識了很多朋友，認識了很多事務。為什麼不可以叫做一次「快樂的旅遊」呢？

最近有人參與西藏游，有人到迪斯尼樂園乘過山車，都有些驚險，我曾問過一位當年參加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的70多歲的老者，有什麼感想，他跟我說，香港的遊行就和旅遊差不多，約上幾個好友，帶著家人去遊街，邊走邊聊，有時還能看到一些表演，這種遊行也像一次嘉年華。

現在中國大陸，還沒有港臺同胞那麼幸運，可以自由地遊行。但港臺的自由化，正在被大陸的很多人視為榜樣，大陸必然會沿著他們的道路前進。港臺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我們抱著一種旅遊心態去維權，是一種超前的意識。

（七）與高智晟首次相見

7月19日我與高智晟律師初次相見，過去在電話中曾多次與他談過話，在沂南，因為等待開庭，有將近一天的時間，大家在一起聊天，當天的晚上，從11點我與他一直談到下一點。談及如何用行動維權，怎樣紀念六四，如何處理內部不同意見等問題。

當晚來了幾個公安，查看身份證，我們入住，只用一個身份證登記，現在公安要看身份證，很多人都拿出了證件，有的忘帶來，就講出了身份證的號碼和住處，有人拿出了駕駛證。

高律師面對公安的盤問，首先是要公安出示證件，之後他並沒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證，公安問及他的身份證號碼時，他也沒有回答，當問及姓名，他答了：「高智晟」。

公安走後高律師向我們解釋了有關身份證的法規，並說明瞭身份證不能隨便給人看的道理。關於這方面的法律知識，當然我很缺少，我也暗想，面對這些公安，似乎不用和他們太叫真，如果糾纏起來，也可能搞得我們很難受，而且我們這次來沂南主要是去法院旁聽，是用我們的行動聲援陳光誠；所以我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證，我的想法是盡量不和他們爭執，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第二天上午，當我們在法院門前照像時，相機被搶，很多人被摔倒，被撕打，高智晟律師也在其中，當暴力平靜下來之後，我從遠處看到他正在向一些觀望者（可能包括一些剛才行凶的人），發表講話，還做著手勢，可以看出他的臨危不懼。下午去東師古村遇到暴力時，他也表現很冷靜，並沒有驚惶失措。據說他穿著「光誠衫」去北京地鐵口散發聲援陳光誠的傳單，警察來了也給一張，看來他是一個實踐型的人物。

（八）初識趙昕

7月18日一早趙昕與楊寬興開車到我家約我去沂南，第一次見面,他遞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趙昕非暴力公民權利運動倡導踐行者」。下面的兩行字是：「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再下面是電話、手機號碼，這樣印名片的比較少見，給我一種新鮮感，以後三天的接觸使我感到他不愧是個「踐行者」，他沒有很多長篇大論，主要是做事，到我家之前，開車東奔西跑，幾天沒有睡好覺，一宿開車，所以到我家後，吃了早點，談話之間就睡著了。從濟南出發時，他再三告訴我一定要帶身份證，看來他是一個依法維權的實踐者。

開車到沂南，一路他的手機總是不斷的響，忙於聯絡，到了目的地，吃飯、睡覺、到法院去旁聽，都是他在跑。20號在法院門前，我們遭遇搶劫和撕打，他跑到我們面前，再三告誡：「一定堅持非暴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向東師古村進發時，他是最前面四個人之一，當再次遇到暴力時，他急忙跑到我跟前，推我上車，開出一段距離，瞭望後面的現場。趙昕在這次沂南維權活動中，他既管聯絡，又管後勤。這樣的人，在群體活動中，特別在一群文化人之中，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他能繼續維持這種狀態，定會完成一番大事業。

從沂南返回濟南，我坐東，請他和幾位朋友小聚，飲酒慶祝勝利歸來，這才發現他的酒量真還不小，我不善煙、酒，但不能否認這是現時流行的一種交際手段。

這次行動中高智晟律師與趙昕身體力行，做出很多貢獻，他們各自開了一輛私家車，省了大家的路費，但卻承擔了車輛被毀的風險，他們還要籌劃餐宿費，這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趙昕談及籌集維權活動的經費時，感觸良多，現在很多維權者因為當局的打壓而失掉正式工作，生活困窘，籌集經費，成了一個大問題，甚至是瓶頸問題。

（九）認識了很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這次去沂南認識的很多朋友，他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李金平，他當過警察，文化水平並不太高，但講出的話卻很深刻，他說：「我自己像一片份量很輕的樹葉，但是樹葉多了，也能把天平壓過來。」這句話包含了公民的參與意識和責任感。在邪惡與正義的天平上，如果眾多微不足道的人，都站到正義的一邊，還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社會的進步？還有什麼力量能夠維持黑暗的統治？今天最關鍵的問題是公眾的覺醒，是公民意識的萌發，是用行動、用文字、用語言喚起民眾的良知，讓他們主動地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一個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麼低下，不管他們有沒有博士稱呼，教授、專家的頭銜，只要他真正地覺醒了，並且用他的行動去維權，他就應該受到尊重。

還有一位朋友陳青林，上午在法院門前他為了保護同伴而挨了不少打，中午討論下午是否要進村看望陳光誠家人時，考慮到會出現更多危險，他首先表示反對下午的行動，主張馬上返回，但是，當後來多數人都去東師古村時，他二話沒說，也一起去了，最後上衣被人扒掉，身體留下斑斑傷痕，但他一句怨言都沒有。這種討論時表示不同意見，行動時保持一致，事後沒有牢騷的作風，是一個人覺悟、境界的體現，是團隊精神的保障，也是今天的革新人士、維權人士可寶貴的品格；而一盤散沙，各行其是，自我標榜，互相攻訐，會腐蝕大業，是難以成就共同的理想的。

劉京生和李海先生長期受迫害，獲得自由不久，對周圍環境還沒有完全適應就來參加維權，精神實在可嘉。

（十）當局的懼怕曝光與行動底線

當局對我們這次的聲援活動極力封鎖消息，懼怕曝光,他們以侵犯「肖像權」為名，搶走相機，是害怕照像曝光，我們進駐飯店之後，房間的電話就被切斷也是怕曝光。

但是我們的手機與外界聯繫一直沒有中斷，我們在沂南的活動一直受到外國媒體，包括自由亞洲電臺、大紀元等的及時報導，當局無法完全掩蓋事實真相，他們也不敢為所欲為。

當地政府為了維持自身的權威，壓制當地的維權活動，害怕我們的到來引起連鎖反應，這也是對我們不斷做出打壓的原因，在兩次撕打後，我們一度要離開現場，但一些人硬是站在汽車前以索要相機為藉口，不准我們離開現場，直到當地警車來到將我們一起帶到派出所，對我們的說法是詢問有關110報警事宜，而對當地群眾則是造成了一種我們被抓進警局的假相，目的是給當地人做出警戒，在群眾中製造恐懼與威懾。

我有一個感覺：這次的沂南行，當局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完全是在預先的籌謀之中，他們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活動好像是在一個透明的魚缸之中，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視線之下，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表面上看他們處於絕對的強勢，我們處於絕對的弱勢。但是我們是站在正義一方，他們站在非正義的一方，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方力量會逐漸轉化。我們應該根據當前的形勢和未來變化而採取相應的行動。

這次沂南行也試探了當地政府的底線。雖然他們以編造「侵犯肖像權」搶了攝像器材，但也只是嚇退，因為他們最後並沒有抓人，雖然把我們都帶到派出所筆錄，但在派出所他們還是比較客氣，沒有訓斥，我說他們無法無天，他們也沒有反駁，甚至中午還買了包子，請我們吃飯（最後我們之中有人反對而沒有吃，我的想法是吃了也不妨）這次當局，並沒有抓人，他們有過精心的佈置，製造交通阻塞現場。（把幾輛警車停在馬路中間，不準被阻塞的汽車繞道而行），但是他們並沒有以阻塞交通為名對我們進行拘留，按他們的權勢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不論在法院門前搶奪攝像機還是在東師古村扒下我們的「光誠衫」，明顯看出背後的指揮者和策劃者是有分寸的，儘管有喊「打」聲，但是其動作卻不以打傷、打殘為目的，經常有人出來叫停。雖然有人被抓傷、被摔傷，但是沒有重傷，沒有人被送醫院。也沒有人被扭送警局。從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來看，他們完全有能力對我們做出更大的傷害。他們出動的人力是我們人數的幾倍，他們個個身強力壯，看起來經過專門訓練，而我們則多是文弱書生，如果要傷害或抓捕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不漏。

當局所以要為行動設定底線，是考慮到影響和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以及當前的形勢發展。

（十一）維權的成本與當權者的代價

推動有影響力的維權，必然要付出成本。這次去臨沂，很多人受到抓打，受到恐嚇，被搶走相機，從北京開到沂南的三輛私家車，用掉油錢不少，而且還要冒著車子被掀翻被砸的危險。住宿費都由高律師和趙昕等承擔，這些都是付出的成本。

採取維權活動時，當然要盡量降低成本，避免被打成重傷，或被拘捕。物質損失也應該盡量減少，以後應少帶貴重的物品，我認為應就沂南光天化日下遭到搶劫一事，以書面快遞形式向相臨沂公安提出報案，要求查究懲辦搶劫者並賠償損失、歸還物品，如果沒有答覆或不追究，我們可以起訴沂南公安的不作為。這種訴訟既可以減少我們的損失，也可以使沂南當局，在道義上輸理，在法律上承擔責任。

這次去臨沂，大家都十分注意減少開支，高智晟律師為了節省，帶頭住進沒有衛生設備的四人間，有人提出吃飯要盡量簡單。

但是臨沂當局為了阻止這次民間的聲援活動，卻付出了道義上和法律上的代價。如果最後核實是當局下令公安化妝成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法院門前搶劫公民財物，那就是一種犯罪行為。

通過海外媒體報導，這次我們的沂南行使國內國外更清楚地認識中共的暴政，臨沂當局為這次打壓活動使他們在道義上、法律上都成為輸家。

吸取教訓，下次如果再有這些維權活動，應該事先設想一些可能出現的不利場面，以及如何應對。

這次沂南行由於堅持非暴力，再加沒有任何違法行為，所以比較成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通過海外媒體讓更多人知道陳光誠的事跡，和國內的抗爭，達到了聲援陳光誠的目的，也探索了維權活動的方式，暴露了當地的黑暗，是一次比較成功的維權活動。

附參考文章：

許志永：《一個政府對一個盲人的戰爭》

趙昕：《臨沂「七.二0」抗爭紀實與思考》

莫之許：《記一次快樂的旅遊－沂南行》

滕彪:《蒙河邊的抗爭—臨沂計畫生育調查手記之一》

李勁松：《李勁松律師承辦陳光誠案工作報告》

2006年8月17日於山東大學（電話：0531－88365021，13655317356電話手機受嚴重騷擾有時不通。自從5月26日我的電腦被公安抄走，以後雖然歸還，但故障重重，這是80多天後第一次在家中發出稿子）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来源:網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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