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姓青年作家讓我忍無可忍

發表：2006-08-07 10:37

有個余姓的年輕作家，文筆很好，出了不少書，口才較差，聽說是個結巴。此君進入我的視野是因為近些日子發生眾所周知的「拒郭醜聞」。

本來我不想參與到這個爭端中來，一個是時間過了這麼久了，沒有爭論的必要，一個是不想讓局外的人看笑話，所謂局外人，一類是中共的當局，一類是一些國外的關注中國維權事業發展的朋友，法國的一位記者朋友聽了我講述國內民主力量「內爭」的故事後，大感驚訝，說我以為你們應該是很團結的。

實際上，社會進步力量的發展從來沒有擺脫過爭論，健康的有益的爭論不可缺少，但是如果爭論包含了個人的自私、懦弱、和偏狹並試圖為這種卑鄙建造理論的營壘，就讓人極度不痛快。

高智晟最近說放棄無謂的爭執繼續前進，我感覺高智晟原諒了這個余姓的結巴青年作家（以下簡稱「余結」）。

但是余結不屈不撓的向別人口上撒鹽的做法，讓人不僅要問：余結怎麼啦？此君最近言論一是「兩三輛車的跟蹤誇大成二三十輛」一是「去娛樂場所找小姐被毆打反而說成是政治陰謀」

這裡面有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是余結的兩三輛車的數據是從哪裡來的？是自己親自去現場看到的，還是聽別人說的，如果是現場看到的。為什麼不公開你的調查報告，如果是聽別人說的，你是聽誰說的，你憑什麼就相信別人的說法而不想相信高律師的陳述？

趙昕去娛樂場所被當地小混混毆打這個事件，余結也是經過調查了嗎？余結就是這樣思考問題的方式以高級知識份子的身份自居嗎？

我曾經因為去看望高智晟被北京秘密警察逮捕。並寫了一篇《一面》的文章比較詳細的記述了全部的過程，但是後來沒有公開出來，我自己並不想成為一個被關注的對象，我在當時也沒有完全擺脫「無產階級試圖對我進行專政的恐懼」，同時也不願連累一些我的朋友，不願放棄自己一些潛在的利益，還有更重要的是我不願我的目前的生活突然被打亂。反過來說，如果我大張旗鼓的聲張這個被審訊的經歷，一定會有人在說我故意炒作了。

但是為了高智晟的清譽，我必須在這裡說出來，當時對高律師監控的事實情況。我希望公開的爭論和反對任何試圖弄髒這副圖景的人們。我想明確的劃分善和惡。

根據我現在的有重點的回憶，當時我去那個麥當勞的快餐店見高的時候，周圍的秘密警察早已經提前等待（高智晟開著的手機成了警察們的GPS定位機），兩個年輕的便衣裝扮情侶，在我們旁邊默默的吃飯，這個劃分為兩個區域的快餐店的一半區域做滿了神色古怪的顧客，一邊打手機，一邊盯著我，我預想到了可能的風險，但是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參與。在我們的交談結束，我走出店門的時候，門口四五輛私家車的人對我做出了反應：他們一下子盯著我，讓我迷惑不解的是，為什麼這個後來被證實為便衣的小夥子充滿了恐懼,我一直理解不了，為什麼警察也會恐懼，他們對我恐懼嗎？對高智晟恐懼嗎？

我的單純和心存僥倖讓我放鬆了對這個細節的警惕，隨即坐上一輛出租車向火車站方向飛奔，儘管在我走到對面的馬路上的時候，我下意識地看了看這幾輛普通的私家車。他們沒有任何反應。

就在我準備乘坐的火車還有半個多小時開始發動的時候，六七個警察包圍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勢的我結結巴巴地要求對方出示證件，他們坦然的回答不需要出示據說是還沒有養成出示的習慣，無計可施的我沒作任何的抵抗就跟他們來到了火車站的進出站口的溫暖小屋。在他們忙活著電話報告抓捕成功的時候，我給高發了個簡訊：救援。那一刻，全世界知道我被捕了。一會兒的功夫我被轉移到一個叫火車站派出所的地方接受審訊（嚴格來說，這只是法律上的盤問，但是北京的秘密警察把它搞得像個訊問），10個小時之後，我又被轉移到了北京站派出所，並在那裡享受了一個鼾聲如雷的夜晚。早晨起來，我再度被轉移到北京市網路監控中心，這種頻頻的轉換場所的過程實質上是警方一貫的變相羈押手段。但是在無法預知未來的我感到了壓抑和不自由的黑暗向我襲來。我在全部的僥倖消失之後對一個面對一個胖胖警察的談話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我心一橫，反正要進去了，一切平衡都被打破了！──感謝北京警察對我比較良好的照顧，我來北京的每一次的體驗都是不同，這一次讓我特別感到北京警察人性化執法有了提高，這也是法治社會發展的一個細節表現。就我個體的經驗來說，如果每一個公民被抓捕而面臨像我這樣的待遇，那麼，我們社會的法治化肯定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而且如果我們的立法、執法的原則更加接近普世的價值，我想我們的執政當局追求的和諧社會的局面可能會呈現。如果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能夠對社會的向前發展產生我所認知的責任感，那麼我希望我的努力，我的批評能夠對制度的改進，社會的轉型起到應有的作用，就在我繼續慷慨激昂地宣講，胖胖警察饒有興趣地聽的時候，門突然被打開，初春的寒風撲面而來，一陣大嗓子吼了過來，「你這孩子，又在這裡折騰什麼，還不快跟我走」！──我家鄉的陌生警察、幸災樂禍的熟悉的同事接我來了！

這個過程給我的結論是監控高律師的絕對不只是簡單的兩三輛私家車，而是一個龐大的團隊，這個團隊的協調性、高效性遠遠超過沒有親身經歷者蒼白的想像，高律師的話是真實可信的。

根據公安朋友的透露，持不同政見者的一舉一動實際上都在全國警方的監控之中，不論你走到哪裡，當地的秘密警察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最近的距離靠近你。因此，趙昕的四川被毆打的事件，絕對不是偶然的。

此外，一個真正的勇敢而富有智慧的維權人士，在現階段的環境之下，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所處的險境，他們都會特別的小心。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被栽贓陷害，致力於選舉的姚立法先生，自從1987參與選舉之後，就再也沒有出入過娛樂場所，黨西村的維權農民領袖張廷夫自開始維權之後，再也沒有沾過煙和酒。我相信趙昕先生的清白，但同時一定要注意不要給對方製造任何的機會。

余結為自己的謊言付出了歷史的代價，此君為了維護其第一個謊言又編造了數個謊言，統計學和經濟學意義來說，維護謊言的成本是最高的。余結堅稱，佈施接見他們，是佈施政府的一個偶然的安排，他們沒有權力去決定誰應該見，誰應該不見。這種腔調給人的的感覺是余結把全天下都當作傻瓜（我想起了我在大學期間經歷地一個故事，當時日本一家企業贊助了中國學生赴日訪問的機會，我們學校只有一個名額，一男一女爭奪很激烈，最後男生動用了一切關係爭取到了這個名額，公開的說法是日本方面只要接受男生，那個很有實力的女生當然很失望，後來男生從日本回來後，向我們炫耀，我看到拍攝的大量的照片裡有一多半是女生。余結的故事和這個如出一轍，呵呵）。我在這裡說的是，為了安排這次會見，中美雙方的進步力量提前幾個月就開始醞釀，範亞峰在這裡功不可沒，而且，我在四月初的一次聚餐中，遇到範亞峰，範亞峰就很神秘地說，有一個出國的機會，其他人問什麼機會，範說，不能說出來，說出來就可能去不成了。雖然最後範亞峰還是沒有去成。但我在那個時候，就知道有一個很重要的事件要發生。可是一個月後，這個本應該給中國民間維權帶來希望的事件讓余結之流徹底攪和了。

波蘭自由民主的思想家米奇尼克說，現在還對歷史撒謊的人是可悲的，他們的謊言將以同樣的方式再次糾纏他們自身，歷史總是對不公正給予懲罰和對於說謊者表示蔑視，不管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產主義者。

最後，按照此君最近答覆趙昕先生的邏輯，作如下的結束：

姓余的很多，青年也很多，結巴也很多，作家也很多，請你千萬不要對號入座，不過如果你非得對號入座，是你自己的事情，與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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