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天，當時新華社各省分社同時是《人民日報》的記者站，我作為山西分社的農村記者到《人民日報》實習當半年編輯。那時為了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讓農民熱愛人民公社，稿子裡常出現「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這句話，意思是只有把人民公社辦好了，公社社員家才能富裕起來。當時有六個分社的農村記者在《人民日報》農村部實習。我就聽到一名分社農村記者向一位農村部副主任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這話不對。天下哪有大河有水小河才滿的事呢？不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滿的嗎？以後不要這樣說了。」那位副主任說：「你說得好。」但是以後，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地報紙、廣播上，在農村題材的文藝作品中，在廣大農村的群眾會上，仍然不斷地在向農民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這句話講起來上口、好記、形象化，說來說去，使它在當年的普及率之高是少有的。它的生命一直持續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人民公社在改革中散了夥，才消失掉。但是公開反過來講「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我是在「十六大」才聽到。
「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這句話，是在1956年全國「合作化」以後，在當時的政治需要下應運而生的，很快就成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經典比喻。
都沒有人看出這是一句常識性的錯話嗎？當然不是。但是由於它是當時解釋公與私之間，農村公有經濟和農民之間關係的政治性語言，在一切強調公有化的時期，你非說只有小河有了水大河才能滿，那不是在反對黨的路線嗎？不是說只有農村個體發家致富了，公家才能富嗎？這還了得。人們犯不著為這麼一句話去冒風險，寧犯常識性的錯誤，不犯後果嚴重得多的政治性錯誤。我記得曾有人想改一下，改成「鍋裡有了，碗裡才會有」，但終因不如原來的話上口、好記，沒有扭過來。這也可能和那時人民公社的鍋裡飯不夠吃，鍋裡沒有，有關係。
用這種話對農民進行教育，農民信嗎？農民不信。這句話教育了農民幾十年，農民一直要求「包產到戶」，壓下去冒起來，再壓下去，再冒起來，直到硬是人民公社拖垮為止。當時也正因為農民不信，才反反覆覆地向農民說。過去中國農民最想念的時期是什麼時候呢？是土地改革以後，「合作化」以前。他們覺得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他們有了土地，有了耕畜，可以開始盤算怎麼發家致富了。但是自從1951 年春山西辦起第一批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全國農村統統辦起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時叫「合作化」），到1958年農村一陣風都辦起規模更大的人民公社（當時叫「公社化」），廣大農民的耕地、耕畜都從手裡飛走了，歸了公。從那以後，農民一直沒有感覺到公有化水平越來越高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什麼好處，肚子都吃不飽。河南農民說：「富的窮了，窮的沒富起來。」另外，農村有河，農民看到的都是小河裡的水流到大河裡，大河才滿的；沒有見過一條大河裡的水是倒過來向小河裡流的。因此，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們講的那個道理，講一萬遍，十萬遍，也沒用。那時有一個理論，說農民不會自發產生社會主義，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思想的灌輸才行。可是講「大河有水小河滿」這種道理，硬是灌不進農民的腦殼裡去。因為它不是真理，是笑話。
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批判彭德懷副總理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之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南組的會上發言說：「農民想富，要使之富起來，不會成為富農路線，這是關係五億人口穩定的問題。」（見李銳《回憶廬山會議》一文）朱德的話算是說到農民的心坎上了，農民要是聽見了，會舉雙手擁護。可惜他們聽不見，當時朱德說了也不管用。
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就拿常識性的錯誤道理當真理來沒完沒了的教育農民幾十年，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類似的事可不止這一件。這是個什麼問題呢？老百姓會笑我們，外國人會笑我們，歷史會笑我們。我們當時做出這種事，不是可悲又可憐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