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在二○○五年八月之前，中國大陸的自然災害及死亡人數都屬於「國家機密」，誰敢向外宣布，誰就要負起泄露「國家機密」的責任，要追究刑責。
在嚴刑峻法之下，「非典」疫情流行於大陸乃國家機密，軍醫蔣彥永對外公布疫情，就遭到拘押和監控，至今尚未解禁。因此，這次「禽流感」在大陸蔓延，民間無人敢鬥膽議論。
雖然中共官方不再把自然災害及死亡人數當作國家機密，但各級共干為了保住烏紗帽，仍然把禽流感當作「國家機密」掩蓋住，不讓外界知道，這種「愛國主義」的精神，實在令萬民敬仰。
我從前在臺北《聯合報》做記者，負責採訪颱風、地震的新聞。颱風可以觀察它的來龍去脈，因此從颱風在南海醞釀到成型奔向臺灣海峽，進入中國大陸，時間大概要三、四天左右。我根據臺灣省氣象臺預報人員的分析，在颱風行進期間，逐日報導它的動向並預測它的走向。當颱風進入中國大陸，消息立即中止，問氣象局預報人員，他們說，中國大陸不會發表颱風登陸的消息，當然更不會報導颱風所造成的災情。因為，對共產國家來說，那是國家機密。
因此，我發表在《聯合報》重要版面的颱風消息，只報導到颱風已在馬祖或汕頭等地登陸，就不會再有下文，更不知道颱風的動向，因為，中共的廣播電臺是不會廣播這種消息的。
鐵幕內外，門禁森嚴
一九七二年二月，我被《聯合報》派到香港做特派員，與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工作人員有所接觸，才知道被中共列為「國家機密」的東西太多了。在鐵幕低垂的大陸，外面有文字的東西不能進入大陸，而大陸上有文字的東西也不能外泄。如果不慎「進入」或「外泄」，會惹起很大風波，並被追究責任。
中國大陸各地的報紙，除了幾份核准外銷的中共機關報外，其餘地方性報紙及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一律不准帶出境。
一九七三年，我有一個去大陸探親的朋友，把大陸的「參考消息」摺疊放在鞋子裡帶到香港，如獲至寶地給我看，並形容他過關時的緊張心情。後來他再回去大陸，又再把「參考消息」放在鞋子裡，沒有想到被查出，邊防海關如臨大敵地把他拘捕、訊問，並調查他的成份、背景與出身，折騰了一個多月才放他回香港。他驚魂甫定地告訴我，假如中共給他一個「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重則死刑，輕則十五年，而且服刑後還得送去勞改，他的一生就完了。因此他為求生，曾向共干下跪哀求，結果要他交出一筆為數不菲的罰金，關了一個月才放他回香港。
香港左報也在劫難逃
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每逢年節都越過邊界返回中國大陸探望親人，他們手提肩挑、大箱小包把大陸親人渴求的食品及用品帶回去，但香港的報章雜誌絕不會帶，即使中共在香港出版的幾份喉舌報章也不敢帶入大陸。因為中共擔心這些有「封資修」傾向的東西，會對「純淨」的大陸人產生不良影響，甚至可能動搖他們的紅色江山。
有一次，一列載送貨物來香港的火車抵港，車上人員卸貨後，準備把車開回大陸。過邊界時，人民解放軍立即跳上空車廂查看。沒想到，竟在某節車廂內發現一份《新晚報》，人民解放軍立即命令火車熄火待查，並如臨大敵地把車上人員叫到面前，查問這份報紙從何處來？是什麼人放在車廂內？有什麼不良企圖？整整盤查了一整天才放行，延誤了其他車輛的進出。
要知道，七十年代的香港《新晚報》，也是中共對外的宣傳機器，報紙內容全是歌頌「新中國」，讚揚「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文字，這樣的報紙不准進大陸，更不用說那些在香港一廂情願親共的左傾刊物了。內外通信戰戰兢兢由於中共對有文字的東西如此重視，因此那個階段與大陸親友通信也要十分謹慎，萬一疏忽寫了什麼不該寫的文字，很可能導致親友家破人亡。
那時候我在大陸的妹妹被下放到東北北大荒，生活艱困，除了寄衣物食品也通信。從大陸寄出來的信，多數千篇一律訴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希望「海外赤子」經常回去看看。寫完這些套話，才敢提幾句他們自己想說的話。由於這些話隱諱，收到信後要好好分析判讀，才可以瞭解他們的心意，才可以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而我們在海外的人寫信給大陸親友，也小心謹慎，除了開頭以套語歌頌「新中國」，吹捧「毛主席」，還得罵幾句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假大空話說完，才敢寫幾句想說的話。儘管這樣小心謹慎，大陸的親友也不一定收到信，因為，只要郵局的公安幹部認為你的信有「毒素」，就可能沒收焚燬。假如你親友寫出來的信暴露了中國大陸缺衣缺食，不但沒收信件，而且還追究親友的泄露國家機密罪，後果十分嚴重。
我的親友後來到香港與我會面告訴我，他們為了避免麻煩，寄到香港給我們的信，先送到當地派出所給有關「同志」審閱、批准後才寄出；而收到我們的信後，也原封不動地送去派出所，請「黨和人民」看過，認為沒有問題才讓親友看。
現在中國大陸與海外來往比過去頻繁多了，不過中共的「國家機密」並沒有大的改變，以莫名其妙的「泄密罪」迫害中國公民的事情至今毫無收斂。什麼時候中國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信息自由呢？
－－《爭鳴》2006年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