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復始的一月，似乎與蔡元培特別有緣。1868年1月11日他出生在浙江紹興山陰縣城的筆飛弄，1902年1月1日他與黃仲玉女士在杭州結婚，10年後的1912年1月4日他赴南京任教育總長，再5年後的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就任校長；1921年1月2日夫人黃仲玉在北京病逝，他痛撰《祭文》一篇；1924年1月和1926年1月先後被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為候補和正式中央監察委員；1933年1月3日他發函邀請魯迅參加民權保障同盟，1月17日在上海成立了民權保障同盟分會，他被選為執委……而我甚為看重的是1923年1月，這一年的一月份蔡元培幹了一件事情，發了一個宣言，為寂寂無聲的中國人權界抹上了一筆亮色。
「一件事情」就是辭職。我很喜歡蔡元培動不動就「辭職的幹活」。1917年7月3日，他在北大發表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的余熱未散，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了，措辭委婉，但動因沉鬱，那就是抗議張勛復辟。1918年5月22日，為「中日防敵軍事協定」這個破事，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了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個事情在中國教育史上已經很有名了；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而且鑒於政府對於留蔡無表示，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這更讓人感動。而在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的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聲明，區區七十餘字，卻如洪鐘大呂：「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這次憤而辭職，緣於「羅文干案」。羅文干字鈞任，廣東番禺人，清末留學英國，專攻法學，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歸國後長期任職於司法界，時任財政總長，是北大法科兼課講師。當時的直系軍閥和部分官僚政客們一手製造了「羅文干案」，控告羅文干貪污受賄，脅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干；羅文干第一次被捕後因證據不足宣布無罪釋放，但新任的教育總長彭允彞卻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再來過」，結果羅文干再次被捕入獄。這是反動軍閥和政客們相互勾結、沆瀣一氣、蹂躪人權、碾碎司法獨立的行徑。蔡元培憤怒了，他尤其對「頂頭上司」、教育總長彭允彞的卑污人格憎惡萬分，於是毅然提交辭呈，以示恥於為伍，並毫不留情地抨擊了軍閥政客們的所作所為，說「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中國」，「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言辭之激烈之痛切，是歷次辭呈之最。
在辭呈以及隨後的聲明中，關鍵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蹂躪人權」。蹂躪人權的源頭是政界卑污，政界卑污則干涉司法獨立，司法失去了獨立，人的權利則肯定得不到保障，一個人，一個公民就可以被任意逮捕、隨意處置，最終就是那四個字：蹂躪人權。這是什麼樣的世道？！對這樣的世道還有什麼話好說？只有「起而抗爭」，只有實行他一貫奉行的「不合作主義」。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關於不合作宣言》，刊發在1月25日的《申報》上，其中說到：「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怎麼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見《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8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曾引起胡適的感慨，認為「在這混濁黑暗無恥的國家裡，在這怯儒不愛自由的民族裡，蔡先生的不合作主義是不會成功的」，成功與否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須抗爭，必須不合作！沒有抗爭之耕耘，何來成功之收穫？
文明與愚昧、正義與邪惡、民主與專制、真實與虛偽、善良與凶殘，時刻在搏鬥。司法獨立如果可以被「止要『權』和『利』」的行政權力輕易地干涉、一個公民如果可以這樣輕易地被「逮捕法辦」，哪裡還有什麼正義存在，還有什麼自由存在，還有什麼人權存在？蔡元培當時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到「余平生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為單位」，意指他的憤而辭職並非出於與羅文干的個人什麼關係，也非與彭允彞鬧什麼意氣之爭，「余之不平，純為中央行政機關無端干涉司法所致」（見《蔡元培》一書第206頁，崔志海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為一個與自己並無多少相干的人而辭去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是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個人」、「私人」，這可見蔡元培的博大和深邃。關心一個人，等於關心全世界；拯救一個人，等於拯救全世界。蔡元培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後的，看看當今之中國，哪裡還有這樣的校長蔡元培？
哲人有云：「沒有正義的地方沒有自由，沒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沒有正義。」蔡元培兩次最著名的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他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說：「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藉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見《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這裡纖毫畢現。
透過蔡元培的辭職和宣言，我們清晰地看到，蔡元培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這種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國最頂尖的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也顯得那麼小，而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則是那麼大。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實踐家，才是具有寬闊視野、博大胸懷和博大人格的大寫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責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間大眼界，才有人生大憤怒，才有人世大救續。人生之大憤怒，是與「小憤怒」有巨大區別的，它不是為自己的憤怒而「憤怒」，它也並不需要聲嘶力竭，而是一種清醒的思考、一種透徹的說理、一種沉鬱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身體力行、無所畏懼、義無返顧的自身行動。而對於那些沒有精神大格局、稀缺人生大憤怒的人來說，是不會有這種大救續的行動的，而是安穩、安舒、安耽地靠坐在金貴的寶椅上安享著安樂的。
沒有個人的自由，就沒有公眾的自由；沒有個人的利益，就沒有公共的利益；沒有個人的權利，就沒有大眾的權利；沒有個人的公正，就沒有社會的公正；沒有個人的平安，就沒有國家的平安。為一個人爭公民權利而辭去北大校長之職，正是蔡元培的偉大之舉，是他偉大人格的體現。他為了守護公民自由公正的空間，不惜讓自己身陷可能的困境，這就是用人格創造人格、用人格創造公正、用人格創造權利、用人格創造自由。歌德有言，「人格是大地之子最崇高的幸福。」所以，當今時代，為了最崇高的幸福，更需要呼喚蔡元培，呼喚大地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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