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傳教士當時帶到中國還有許多西洋器物,其中包括西洋鐘錶、千里眼(望遠鏡)、顯微鏡、寒暑表(溫度計)、西洋刀劍、地球儀、八音盒、各式測量儀器等。許多器物至今還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當時,尤以西洋鐘錶最令康熙大帝及后妃們喜愛。白晉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作過這方面的介紹說:「康熙大帝還經常提出要以歐洲的,其中包括巴黎的各種製品作為樣品來複製。由於皇帝對各類新奇製品都有強烈愛好和深刻瞭解,他在北京時,每天都要讓人按時送來出自新建研究院 (當時稱為如意館) 院士之手的作品,若在某個寓所時,就兩天送一次。皇帝總是檢驗這些作品,指出其中的不足,該表揚的就表揚。他把手中的傑作留下來,總是要嘉獎那些才能出眾、工作勤奮、精益求精的工藝師,甚至給他們加官晉級,並欽賜黃馬褂。」康熙年間在如意館工作的法國傳教士、機械師陸伯嘉,1701年來華後一直在內廷為皇帝及親貴製造物理儀器、計時器與其他器物,技藝高超。他在華生活了17年。與此同時,因康熙大帝的喜好和實際的需要,清宮造辦處也仿製了一些器具,主要是供皇帝個人使用。據《清史稿》記載:「聖祖天縱神明,多能藝事,貫通中、西曆算之學,一時鴻碩,蔚成專家,國史躋之儒林之列。測繪地圖,鑄造槍炮,始仿西法。」
在康熙大帝刻苦學習西法之際,在法國,路易十四確對舞蹈如痴如醉,他先後出現在21部芭蕾舞劇之中。另一方面,經過法國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於 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 年的「中國的文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及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儘管18世紀是英國的世紀,但是,中國似乎比英國更受青睞。耶穌會士們還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歷史、地理、社會制度以及天文、醫學、動植物學和文學等方面的著作。中國的《論語》、《大學》(以《中國的智慧》為名,於1662年在法國翻譯出版)、《中庸》(以《中國政治道德學》為名,於1663年在法國巴黎翻譯出版)、《孟子》等四書,以及《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等五經,還有《樂經》、《孝經》、《幼學》等著作,被翻譯成西方多種文字在西方發行。
1699年(康熙38年),法國傳教士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此書的序言中寫到「儒學預示著一種普遍的的全球性道德觀的可能性;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語言的希望」。而在300年後的今天,他的預言又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呢?(全文完)
(戴東尼讀者信箱:[email protected] 誠徵中國名家書畫真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