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悲情的現實，一個個地都習慣性地指向社會愛心，寄望通過社會「奉獻愛心」化解苦難。每一個苦難報導後，都會有類似「伸出援助之手」~「人人都獻出一點愛」的愛心呼喚－－層出不窮的苦難出現，就有著層出不窮的「愛心呼喚」，社會愛心正遭受著苦難的過度開發。
這種公眾愛心的過度開發，對社會道德生態的破壞是巨大的。
「獻愛心」本來是一種主動~自由~愉悅的利他行為，正如亞當.斯密所言：人，不論一般以為如何自私自利，在他們本性中總明顯存在著某些因素，這些本性的因素使他關懷別人的禍福，使別人的幸福成為他本人的必需，即使他在這別人的幸福中，除了看到這幸福而引起的快慰以外，並無絲毫利得－－一個人通過主動獻愛心，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他能獲得一種精神上的愉悅，社會也因此而和諧。
而層出不窮苦難之後的「愛心呼喚」，則是對愛心的一種過度開發，這種過度開發剝離了「獻愛心」應有的主動和自由，帶有濃厚的「道德勒索」色彩，使一種本應是精神享受的東西異化為人們的一種精神負擔－－不是我主動去「獻愛心」，而是有一種力量敦促甚至「強迫」我去奉獻，這會在傷害愛心的同時讓人們產生某種強烈的逆返和排斥心態。
從另一個角度看，「愛心」所產生的救助能量實際上是相當有限的，訴諸於「獻愛心」消除現實中的那些苦難，根本是不可能－－而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而是以為「獻愛心」蘊藏著取之不竭的能量，是萬能的，這必然會產生一種矛盾：熱切寄望於社會愛心，而愛心因為能力有限又未能解決問題，於是就必然產生一種對愛心的苛求－－或指責社會的吝嗇，或對未獻愛心的人進行道德質疑。從而，對能力有限的愛心無節制的開發，就在引發道德衝突的同時，破壞了社會道德生態。尊重「獻愛心」的自由精神，認識到「獻愛心」的有限能量，如此理性下的利用人類這種美好的情感才是健康的。
因此，在救助苦難這個問題上，訴諸於能量有限的「獻愛心」是行不通的－－愛心至多只能是一種輔助性的力量，完善的政府救助體系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那些苦難的出現。
突然發現我們的公共財政的一種尷尬的倒掛現象，像幫助社會中的窮人享受到各種平等的發展機會，這本屬政府的職責所在，應該形成一種支撐「救助諸種社會苦難」的公共財政，但很多時候消除苦難因為缺乏公共財政支撐而依賴於社會獻愛心：而像官員吃喝、公車使用等，很多純屬官員私人性的消費，應該由官員自己支付，但卻有很大一個公共財政在支撐著官員的這些消費，形成「吃飯財政」、「公車財政」等等。
愛心遭遇苦難的過度開發，實際上是病態的財政倒掛之下一種病態的社會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