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窯主如此豪邁是有底氣的。有報導說，他們有時一天的收入就高達幾十萬！而與此同時，我看到了一份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今年發布的煤礦井下從業人員最低工資標準：採掘人員月薪1200元，輔助人員1000元。
我把這兩類人的收入放在一起，只是想分析一下這種狀況的經濟後果：顯然，礦工這樣低的收入只能維持他自身的簡單再生產。他買不起房子，買不起家用電器，甚至連喝瓶啤酒也要躊躇再三。由於他們消費能力低，所以市場狹小，也就不會有人來這裡投資經商。若干年後，一旦資源枯竭或者煤炭跌價，這裡仍將是一片荒涼。而煤窯主雖然收入驚人，但卻不會把錢留在當地，而是到大城市甚至海外買房買車。統計顯示，透過煤窯主之手，山西每年外流的資金達100億之多。
我們假定，如果能夠把礦工的工資提高5倍，也就是達到6000元左右，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呢？這樣的收入雖然不夠他在北京買房，但在當地，就完全可以算做中產階層，能夠成家立業了。由於他要買房，所以當地的房地產業就會興隆，會帶動一大批下游產業；他要消費，於是超市、影劇院就會出現，孩子要受教育，於是學校就會興辦，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供給。若干年後，即便是資源枯竭，但當地已經是一片繁榮，出現了其他支柱產業，具備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消費，社會再生產便無法繼續進行。消費既是生產的起點，也是生產的終點。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近年來「刺激內需」成為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個口號，教育和醫療的「產業化」政策，就是在這個口號下出籠的。但山西的教訓警示我們，在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下，對極富一族來說，他們的消費只能帶動一小部分地區的繁榮，只能拉動國外的產業；對於貧困一族來說，則無論你怎樣刺激，他們也沒有能力消費。所以即便不考慮兩極分化給我們的良知和道德感帶來的創傷，單從經濟能夠可持續發展的立場出發，也應該把共同富裕設定為我們的目標。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把眼光放開一些，就會發現山西何嘗又不是整個中國的縮影呢？一個在經濟界廣為流傳的數字是：中國每年外流的資金剛好等於引進的資金！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我們能夠通過某種健全的社會機制，使這數百億美金能夠成為底層民眾的收入，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呢？如果每個農民工每天能喝一瓶啤酒，釀酒業就繁榮得一塌糊塗；如果每個農村青年買一台電腦，IT業的股票就會牛氣衝天……中國的經濟就會建立在一個比現在嚴重依賴對外貿易要堅實得多的基礎之上。
一個社會有沒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是這個社會能不能穩定，能不能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這已經為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證實。但中產階層呼籲不出來，教育不出來，只能靠一個均衡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分配出來。在中科院的中國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山西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排在全國倒數第五，我們應該為山西哭泣。
也許不用十年了，現在的山西已經是滿目瘡痍，成了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