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審視共同特徵

發表:2005-10-23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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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是近年來使用頻率頗高的一個詞。所謂「盛世」,在歷史上是指中國社會發展中一些特定的階段,是國家從大亂走向大治,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繁榮昌盛的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公認的盛世只有三次,即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極盛」再到「昭宣中興」的西漢盛世、從「貞觀之治」到「開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干盛世」。這三大盛世,一方面確立了中國傳統「盛世」概念的基本內涵,另一方面也都沒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因而給人留下了無盡的話題與思索。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徵


  中國歷史上三次盛世的具體情況有很大差異,但總體上看,在以下幾個方面有其共同特徵。


  一是消除了內憂外患,軍力國勢強盛,國家統一,疆域遼闊,周邊沒有相抗衡的力量。漢朝開國之初,異姓諸侯王心懷叵測,匈奴部族頻頻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據,邊塞突厥犯境;清朝入關定鼎後,內有三藩、臺灣、准部之憂,外有俄羅斯之患。但經過數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別平定了內亂,擊潰或逼退了外敵,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並在此過程中,開疆拓土,軍力國勢日益強盛。疆域之遼闊,為中國歷史上除元朝外所僅見,也為世界歷史上所罕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僅在亞洲,甚至世界範圍內都沒有對手能夠對其構成真正的威脅和挑戰,從而為社會的發展和經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會總體上比較安定,經濟發展,國家富足,國力領先於世界。這三個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亂之後,人口喪亡,經濟凋敝。統治者能夠汲取前車之鑒,勵精圖治,興利除弊,注意與民休養生息,使社會總體上保持了較長久的穩定,經濟逐步有了恢復和發展,國力蒸蒸日上,百姓越來越殷實富足。西漢文景之際,據載 「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武帝時,大興水利,農業更趨發展;鹽鐵官營,財政愈益加強。唐代貞觀年間,經濟由恢復而發展,到玄宗開元全盛之時,詩稱「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歷史上漢、唐並舉,無疑都證明漢、唐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清代乾隆時,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均興旺發達,財政收入之豐,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最高水平,經濟規模和總量居當時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慶五年,乾隆於此前一年去世),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為世界其他地區望塵莫及。國家的安定富足,又為軍力國勢的強盛提供了基礎。由此出現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榮,對周邊地區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國勢強盛、國家富足的基礎之上,三個朝代的文化俱臻繁榮。漢初以來朝廷大力倡導蒐集和整理圖籍文獻,使先秦百家之學在秦代焚書浩劫之後又趨復興。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奠定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設太學,置樂府,誕生了大氣磅礡、彪炳千古的《史記》。唐人吐納百川,鎔鑄古今,在科學、文學、藝術上都有卓越的創造。貞觀之時,都城長安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來朝,「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絢麗的唐詩,終在盛唐時臻於大成。「康、干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的編纂,經學、史學的興盛,使清代學術取得了「超漢越宋」,集歷代之大成的歷史地位。一部《紅樓夢》,堪稱時代的史詩。這些文化成果,均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往往被奉為樣板,競相學習仿效。


  四是興盛的局面持續時間較長。漢代的盛世從文帝繼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續130年;唐代的盛世從太宗登基(公元627 年)到安史之亂爆發(公元755年),持續128年;清代康、雍、干盛世從1662年延續到1795年,長達133年。綜上可知,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裏,保持了國家的全面發展和繁榮,文治武功、相得益彰,並形成無與倫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國歷史上,還有許多比較清明或繁榮的時期,特別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現出上升、發達的氣象,但都稱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續的時間不長,不過數年、十數年或稍長而已;二是達不成全面繁榮昌盛的局面,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終沒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氣象。此外,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些自詡的「盛世」,但大多事與願違,有如過眼煙雲,空付笑談中。由此可見,「盛世」是歷史的評價,是大跨度的時間的結論。


  盛世依仗強大的武備


  自古以來,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絕對「太平」的「盛世」,從來只是人們的良好願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覆強調:「居安思危」,「安不忘戰」,「有備無患」。沒有強大國防的盛世,從來就不存在。


  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多民族國家,欲締造盛世,首先必須解決邊疆與民族問題,消除內憂外患,實現和保持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穩定。這是一個複雜、曲折的歷史過程。在漢、唐、清三朝,都與一系列的戰爭相伴隨。如西漢景帝時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武帝時遠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渾,武後討滅徐敬業;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抗擊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爾、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這些戰爭的勝利,無不有賴於武備的整飭,其結果則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使興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為可能。


  反之,國防和武備上的舉措失誤,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續。以唐代為例,玄宗時均田制日益破壞,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勢,中央集權的軍事體制逐漸遭到削弱。玄宗晚年,節度使權勢越來越重,藩鎮武裝力量不斷坐大,而與此同時,中央武備卻日益空虛。天寶元年,邊鎮節度使增至10個,擁兵49 萬,僅安祿山掌握的兵力就達18萬之多,而朝廷轄統的部隊總共才有12萬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現了內輕外重的嚴重局面。另外,各道節度使都身兼數職,集軍、政、財權於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黨親兵,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地方與中央的矛盾。藩鎮擁兵自重,割據成勢,進一步刺激了他們攫取更大更高權力的慾望和野心。以安祿山、史思明為首的武裝叛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雖然這場叛亂最終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


  盛世「盛極而衰」的內在根源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唐朝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干盛世是何等輝煌,但乾隆剛退位就猛然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四境騷亂,清朝自此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研究「盛極而衰」這一反覆出現的歷史現象,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幾點重要原因。


  (一)國家的發展缺乏持久的動力和一貫的進取精神,社會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領袖後繼乏人。國家的不斷發展,繁榮的持久延續,需要不斷地向社會注入新的動力,向社會成員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奮鬥目標,再輔以正確的政策指導,使整個社會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活力。安於現狀、墨守成規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繁榮的。然而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在出現後,都不可避免地趨向守成,社會的主導思想逐漸由開拓進取轉為「持盈保泰」,社會風氣也為之一變,由奮發有為而轉向享受升平。國家的發展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社會一旦喪失了開拓的動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於眼前的繁榮,沉湎於已有的輝煌,各種問題和矛盾就會逐漸滋生和醞釀。而睿智的領袖和領導集團後繼乏人,又直接加劇了這種局面。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領袖和領導集團為之領航。漢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清有康熙、乾隆,他們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遠、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會,歸根到底屬於人治,並沒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實行家天下的專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質總體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趨勢。數世之後,繼位者全都「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與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則老成凋零,往往裙帶風行,宦官當道。守成已難,更何言開拓進取。漢朝在武帝后期,因征發過甚,社會擾動,國家已呈現虛耗之像。武帝之後,幾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兩代,賴有老臣輔佐,國勢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權,朝政日益混亂敗壞,貴族官僚大量兼併土地,社會矛盾愈加激化。西漢王朝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憂患意識喪失,歌舞昇平,忽視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中國先哲一再強調:「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但歷史上的統治集團在進入盛世後,大多趨向「持盈保泰」、「護守成憲」,滿足於維持現狀,對眼前的問題小修小補,乃至自高自大,掩蓋矛盾,粉飾繁華,縱情於聲色犬馬,陶醉於歌舞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嚴重性。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就在這種狀態下不斷滋長,日積月累,變小患為大患,一朝爆發,遂致不可收拾。創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滿之心,無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終,幸有良臣輔佐,及時提醒。貞觀十三年,魏徵針對唐太宗漸好奢縱的傾向,呈上直言進諫的名篇《不克終十漸疏》,指出唐太宗的志業與貞觀初年相比,在十個方面都出現了今不如昔的變化,求治之心銳減而驕逸之心漸萌。唐玄宗的悲劇,則直白地印證了驕縱誤國、懈怠敗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將武後末年瀕於內亂的唐朝導向「開元盛世」,但在晚年耽於享樂,無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給外戚楊國忠之流,全然不顧政治的不斷敗壞和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對關乎國家大計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趨瓦解不事補救,坐視藩鎮權勢積重和中央武備的不斷削弱,以至造成「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慘結局,百年基業與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三)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蕩蕩。大清盛世的締造者,不僅忽視了國內社會的潛在矛盾和問題,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沉溺於「盛世」之中,最終使盛世成為近代中國落後於世界的肇端。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在1787年出版的《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中,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態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國的「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發跡時間相當於乾隆後期的拿破崙,則把中國稱為「東亞睡獅」。確實,從1662 年到1796年這135年的時間裏,西方國家經文藝復興之後持續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最終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資本主義革命和工業革命,經濟、科技和軍事踏上了不斷加速發展的軌道。當此世界劇變的關鍵時期,康、雍、干三朝卻進一步強化了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社會更加趨向於封閉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時代的隧道之中,故步自封,停滯不前,從而與西方的發展勢差越拉越大。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榮華之中,不知不覺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後就要挨打。乾隆退位僅僅不到半個世紀之後,清王朝就在鴉片戰爭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擊,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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